從隔溝“吶喊”到手機“聊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其發展變化是日新月異的。作為改革開放的經歷者、見證者和受益者，我們的感受是觸手可得。在盡情享受現代化通訊便捷的時候，一些遠去的記憶常常回蕩在腦際。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的小山村沒有電，更沒有電話。與外地的親人聯絡主要靠書信，然而村裡也沒幾個識字的，唯一的老師成了義務寫信員。寫了信，要到20裡外的鎮上去寄，很不方便，所以沒有要緊的事一般不會寫信。親戚朋友交流、相親會面，主要靠三天或五天一次的集市，這也常常受生產隊管束，不可經常請假趕集。相互之間有要緊的事，當事人無法會面的，就在集市上託人捎話，常常會出現捎錯話的，或無意間忘記的，因而捎話也要揀可靠的人。鄰村的聯絡靠“吶喊”，小時候，常常聽到隔溝鄰村老鄉咿咿哇哇的“吶喊”，有通知隊幹部開會的，有叫二哥(赤腳醫生)看病打針的，也有通知看電影、看戲的。總之，只要能“吶喊”答應，就不用翻溝跑近十里的山路，真是“見面面容易、啦話話難”啊!

後來，村裡裝了有線廣播，定時可以聽到中央、地方廣播電臺的新聞以及流行的歌曲或樣板戲，還可以得到公社有關的信息或通知。沒有見過世面的鄉親，覺得廣播很神奇。村上第一隻廣播開通的時候，全村老小都集聚在老隊長家裡，聽那神奇的“鐵碗碗”裡“洋娃娃”說話。村裡一個喂山雞的老伯聽到廣播，自言自語 “真是奇怪啊，這麼小的鐵碗碗還能裝哈洋娃娃”，惹得大夥一陣鬨笑。為是自己家也能聽到廣播，小夥伴們也做過大膽的試驗。秋高氣爽的日子，不知道誰出的主意，大夥湊到一塊，拔了很多細而又長的“木蘿蘿蔓”，一根根連接起來，接到廣播線上，再拉到各家各戶，裝上用火柴盒仿製的“喇叭”，滿懷希望地等待“洋娃娃”開口。最終，不但沒聽到“喇叭”的響聲，還因耽誤拔豬草而受到大人的訓斥。真是天真愚昧、可愛可笑!

進入八十年代，鄉下的交通通訊還很落後，書信仍然是最通用的通訊方式，寄錯寄丟的事時有發生。1981年7月，參加完高考的我回到家，一面幫家裡幹農活，一面等待錄取的消息。過了大概二十天，聽說過了初錄線，分數還不低，上中專應該沒問題，那就放心的等吧。鄰村的一個同學收到了錄取通知，準備報到，我卻杳無音信，全家老小十分著急。由於交通通訊不便，只好一邊打聽，一邊苦苦地等。十月三日，在報到期的前一天，遲到的錄取通知終於來了。原來，因為招生人員大意，將收信地址“安河公社”寫成“安溝公社”，一字之差，錄取通知書轉了一個來回，讓我苦等半個月。後來，在寫通訊地址時有意把“安河”兩字寫工整，生怕誤認為“安溝”，同時，也以此為例，教育孩子寫字要工整細心。

通訊不便，也會引發一些誤會。延安上學時，用書信約定同磚窯灣的同學星期天到延安大橋會面，一同敘舊遊玩。那天，早早的吃了飯，步行來到東關車站，查看每一輛來自磚窯灣的客車，期待同學出現。然而，足足等了一上午，在人群中尋找了幾個小時，還是沒見到，只好離開車站。隨後在書信中埋怨他不守信，說話不算數。待收到信，才知道他也很掃興。當天，他坐的那輛車因為故障，在路上耽誤了幾個小時，到延安已是下午，沒找見我，為了不耽誤上課，只好坐車返校。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這樣陰差陽錯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

九十年代初，程控電話還未普及，電話聯絡仍要靠人工接線中轉，很不方便。1994年秋，我到延安參加培訓學習。報到的前天下午，將自行車放在樓下，準備吃了晚飯送回辦公室。回到家，因為來了朋友吃飯聊天，盡興之際竟忘記了自行車。三天後，突然想起自行車還放在家裡的樓下。連忙請假趕到中心街電信大樓，給妻子打電話。報單-排隊-等待，足足半個小時以後，電話打到單位，妻子下班了，只好讓同事轉達。一個星期後，妻子捎話說自行車早就沒了蹤影。要知道，那輛自行車，是我們結婚後攢錢添置的第一個大件，更是當時家庭必需的交通工具，為此，後悔了好長時間。

伴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通訊事業也步入發展的快車道。九十年代中後期，程控電話走進普通人家，攔羊娃也戴上了傳呼機，IC電話佈滿街頭，人們真切感受帶現代化通訊的便捷。可是，沒過多少時日，互聯網電腦進入家庭，手機開始普及，傳呼機、座機電話步入歷史，我們已經邁進數字化時代。據報道，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互聯網應用內容的豐富，近年來移動通信數據流量用量呈“指數增長”趨勢。

今天，無論走到哪裡，打開手機就能和親朋好友通話，也可以在網上辦公處理文件，還可以交談交流。那些個年近花甲、仍然堅守農村的老鄉、同學，有的開網店推銷自家種的紅薯、蘋果;有的在田間地頭與幾十年未曾謀面的老同學聊天。便捷的通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拉近了距離，縮小了空間，加速了信息交流，降低了流通成本(不限於金錢)，真正是“平民不出門、辦盡天下事”!

40載改革開放，40年進步發展。我們在風雨中前行，祖國在砥礪中奮進。有比較才有鑑別，非親歷難以體會。回首往事，是為珍惜今天;憧憬未來，是為明天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