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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揚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綜合了作者9月1日和9月日分別刊於觀察者網的系列文章一《中非怎麼就成了鐵哥們兒？》和系列二《中國要在非洲向世界證明什麼？》。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來自非洲大陸的各國領導人云集中國首都，在“合作共贏，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之下，探討進一步加強合作、發展中非關係之路。
從2000年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算起，今年是論壇的第18年；從2006年峰會算起，這次是第三次峰會。
中國與非洲大陸關係之好，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是難得一見的奇景，好的程度，在三年前的約翰內斯堡峰會上有個定義，叫“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強過普通的友好關係，遠超一般的和平共處關係。
表面上看有點不好解釋。兩個地方相距遙遠，要說友誼源遠流長肯定談不上。正式的交往歷史始於1956年新中國與埃及建交，到了1960年代才有了國家領導人互訪，只是近半個世紀裡的事。再往前追溯，勉強可以把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到過東非海岸這件事算上，但怎麼也比不上中國與東亞、中亞、南亞諸國那種上千年的“自古以來”歷史，也比不了中國和歐洲、俄羅斯、北美那種至少上百年的交流關係。
張騫通西域距今2100多年，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寺譯經距今1900多年，玄奘西行和鑑真東渡距今1300多年，馬可波羅來華距今700年，利瑪竇來華也有400年，但非洲人呢？第一位黑非洲代表人物踏上中國土地，是時任幾內亞總統的杜爾1960年的訪華之旅，距今只有不到60年。
俗話說友誼不分先後，別看是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轉眼之間竟混成了鐵哥們兒。全世界見證，在非洲都不一定聚得起來的首腦高峰會，北京這裡說辦就辦，一招呼全來。
可是，畢竟國際社會江湖風高浪急，雖說是和平時代，但也到處可見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這中國和非洲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怎麼就這麼越混越鐵？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理解？
從根本問題說起…
提到非洲，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貧窮落後。但若細究，最本質的問題卻不是貧窮，而是落後。
但還是要從貧窮這一點切入。
1985年是世界對於黑非洲的貧窮突然良心發現的一年，那一年的LIVEAID演唱會由英國的樂隊發起，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日本、南斯拉夫、奧地利、澳大利亞和前西德等國共同響應，創造了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衛星電視轉播，全球近40％的人口觀看了直播，總計籌集了大約1.5億英鎊善款，用於埃塞俄比亞的饑荒救濟。
到2005年，20年裡LIVEAID演唱會總共辦了8次，在英國發展成了“讓貧窮成為歷史”的社會運動，在G8峰會期間有幾十萬人進行了遊行，要求富國增加對非洲的援助。
直接的效果是，富國對非洲的官方援助翻了兩倍到三倍。例如美國，2006年的對非援助從2001年的每年14億美元增加到了56億美元，2007年又增加了4.4%。歐盟同意到2010年將對非援助在2005年基礎上翻倍，並實現援助佔國民收入0.7%的目標的承諾。其時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的“援助翻倍，貧困減半”簡化理念代表了當時對於非洲問題的全球認知。（Jonathon 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但是夢幻很快破滅了，對非援助並沒有像最初預期的那樣，成為啟動經濟增長的資金池，非洲的可持續發展並沒有切實發生，平均高達GDP佔比9%的援助，讓捐助國看不到未來逐步減少的可能，反而看到了長期性依賴的形成。前世界銀行研究發展部主任Sir Paul Colli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現實與當前流行的信念正好相反。援助沒有被浪費，它讓非洲經濟在困難時期風雨飄搖。”（F&D，2006.12）
此圖表表明，在大幅度提高了對非援助之後，非洲的人均GDP甚至還沒有恢復到增加援助之前的水平上。
當然，內在因素很多，例如人口的增加等。但總的情況確實是一個荒謬的結果：在過去的30年裡，富國俱樂部對非援助的大幅度增加並沒有帶來非洲經濟的增長。
從此圖表中可以看出，桔紅色表示的黑非洲地區近5年的GDP總體上是下降的。
對於這個可悲的結果，很多批評都集中在援助的附加條件問題上，因為捐助者主要是西方國家，而它們在過去30年的對外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附加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條件。於是，富國對窮國的援助，背後又閃露出了西方對前殖民地“新殖民主義”掠奪的魔影。
舉幾個典型的例子：貿易自由化是“華盛頓共識”主要內容之一。於是，肯尼亞政府在IMF的指令下降低了進口紡織品的限制，並放開了棉花市場的管制，結果大量的歐洲、亞洲紡織品湧入該國，短期內消費者得了便宜，但長期的結果卻是，該國最悠久的行業之一被徹底摧毀了。根據OXFAM的資料，1984年肯尼亞的棉花年產量為7萬包，但到了1995年，已降到了2萬包，僱傭的工人也從32萬人降到了22萬人。
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另一個主要內容。本來，世界市場上的銅價從2003年開始飛漲，產銅大國贊比亞按說可以大賺一筆。但是援助附加條件強行要求採礦業從國有產權中分離，礦山出售。結果，贊比亞國有采礦公司被一分為七，被外國投資者收購。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政府只收取少量的採礦稅，眼看著全球銅價翻了番地上漲，贊比亞國庫收到的稅收，卻不足私有化之前的三分之一。
再就是關稅。2003年加納議會批准了一項新預算，其中包括上調大米與禽類的進口關稅，以幫助本地農民對抗進口國的補貼政策。但是，雖然上調的幅度遠低於WTO的限制，IMF的官員還是強迫加納政府取消了這項決定。結果，因為享受補貼的雞肉在加納大量傾銷，進口家禽從20年前的僅佔10%增加到了約97%，導致數千養殖戶的生活陷入困境。（Jonathon 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這都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革命最高潮的那些年裡發生的事情，如今聽起來匪夷所思。受援國的主權形同真空，在停止援助的威脅之下，任何苛刻條件都不得不接受。正如前肯尼亞財政部長所形容的，“（援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根大胡蘿蔔，正如在一個垂死的婦人面前晃著救命藥一樣。我們別無選擇。”
救命藥可以確保活命，但活下來之後的各項強制也可確保讓受援國變成一具行屍走肉。據統計，在2004~2005年，埃塞爾比亞政府需完成45條世界銀行的附加條件，坦桑尼亞要完成48條，這還不包括其他雙邊捐助的額外條件。
以援助換關稅，以援助換貿易，以援助換附庸關係，表面上看，西方國家不斷增加對非援助的金額，但實際效果卻是，捐助國通過附加條件獲利頗豐，而受援國卻喪失了走出貧困的機會。時至今日，很多受援國都已經醒悟了，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曾激烈地表示，要讓下一代阿根廷人永遠不再聽到IMF這個組織的名字。
只有看到西方對非援助的這個背後面相，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中非合作的特殊之處。
此圖表出自英國《經濟學人》2017年5月的一篇文章，顯示出一個與西方對非援助完全不同的投資與項目分佈。
2006年1月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政策。2007年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腦會議上，中國政府宣佈將採取８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發展，推動了中國對非洲援助的大規模增長。這都是西方國家對非援助中不可能有的內容，也是與“華盛頓共識”根本上不相容的內容。
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後首訪破天荒地選擇了非洲三國，中非合作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非洲最本質的問題不是貧窮，而是落後——這個判斷，對於理解中非關係至關重要。
近30多年的西方對非援助，以“讓貧窮成為歷史”為號召，以“援助翻倍，貧困減半”為理念，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蛻變成了偽裝形式的新殖民主義，導致了對非洲的新一輪掠奪。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援助根本上是錯位的，沒有致力於改變非洲的落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非洲的落後程度。
改變落後面貌，提高發展速度，在起步階段需要國家保護本土產業，扶助本土社會。但西方援助所附帶的條件，恰恰要求受援國降低關稅、拆分國企、開放市場，其結果就是本土經濟根本發展不起來，形成了對於外部援助的嚴重依賴，最終在現代化進程中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後的現實被永久性地固定了下來。
在現代化進程越來越快的今天，這一點意味著什麼，不用多說，人人都明白。
西方很明白，所以它們無意改變目前這種“大張旗鼓地增加善款、幸災樂禍地拉大差距”的對非援助模式。
而中國也很明白，所以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習主席向著全世界宣稱：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同12億多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尊重非洲、熱愛非洲、支持非洲，堅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中國希望各國都能在處理非洲事務時做到這“五不”。
他說：“中國永遠是非洲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任何人都不能破壞中非人民的大團結！”
可以說，“五不”、“三好”和“大團結”，每一個都是有針對性地說的。中國與非洲的緊密合作，正是在落後這個問題上形成了命運與共的關係，開始時是差不多的落後，後來是中國率先趕超成功現在又反過來幫助非洲擺脫落後。
所以，只看到貧窮，看不出中國對非援助與西方對非援助兩者之間的差異，而一旦著眼於落後，即可看出兩者之間實際上是南轅北轍
同屬落後國家的時期
說一個國家落後，或一種文明、一種文化落後，這是一個很晚近的觀念，要滿足多個假定條件才能成立。
首先要相信有一種文明是公認的模範，然後要相信所有其他文明最終都要向模範文明轉型，於是模範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就有了轉型過程上的差距，最後還要相信模範文明引領其他文明的轉型過程是一種使命，而其他文明努力改變自己推動轉型的發生則成為了一種任務。
所謂落後，指的就是在上述這一整套觀念當中，因為對差距的認識和對任務的認識而形成的一個派生觀念。
中國與非洲各國相距萬里，山不相連，水不相接，但是卻在某個特殊歷史時期同屬“落後國家”甚至“落後文明”，這完全是由於西方世界帝國的建立這個歷史事件，完全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
因為只是在西方世界帝國崛起和建立的這幾百年裡，才有了模範文明的觀念，也才有了現代化轉型的觀念、“白種人的負擔”和“白種人的使命”的觀念、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觀念，也才有了先進和落後的觀念。
實話說，沒有這種觀念的人們是幸運的。在先進和落後的觀念出現之前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中國與非洲大陸沿著各自的文明發展歷程自行演化著，沒有因落後這一危機意識而產生的焦慮和恐懼，也沒有因追趕這一繁重任務而產生的急迫和緊張。
有戰亂有饑荒有壓迫和反抗，但都是自身“文明孤島”中的自然故事，並沒有亡國滅種或被開除“球籍”之虞。
但西方世界帝國的出現改變了一切。1884~1985年的西柏林會議，西方列強確立了針對非洲的瓜分規則，到一戰前夕，除了埃塞俄比亞等少數幾個地區，整個非洲大陸被分成了分屬不同列強的殖民地。
按原計劃，“非洲第二”或“大陸級殖民地2.0”不是別處，正是當時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1900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後，列強駐大清國的公使都陸續換成了原駐非洲富有瓜分殖民地經驗的“非洲通”，因為原來的“中國通”沒用了，“我瓜分你與你本人無關”的強者邏輯要發生作用了。
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與非洲“命運與共”這一特殊關係的歷史起點。如果不是因為西方列強全球規模的殖民征服計劃，不是因為西方列強建立的帝國是第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中非兩個相距萬里、從未有過真正的交往的大陸，無論如何成不了同一條命運之舟上的難兄難弟。
但是，成也世界帝國，敗也世界帝國。1914年一戰爆發，1939年二戰爆發，列強們的對外征服戰爭變成了列強們之間的爭霸戰爭。客觀上講，20世紀的上半葉是西方世界帝國全球大業的一個災難，原本大有希望的帝國建立進程完全被打亂了。等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起來、1950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獨立，一個被稱為“第三世界”的政治聯盟逐漸出現，理論上講，西方世界帝國長達幾百年的上升運勢就結束了，衰落和解體的過程開始了。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中的“帝國循環”表
1955年的萬隆會議，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它宣告了被壓迫者的聯合和互助。與歷史上所有帝國的週期律一樣，一個起源於被壓迫者並通過向壓迫者學習增強力量而最終推翻壓迫者的週期性過程，終於開始了。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
當然，那是最困難的時期。1956年，埃及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同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為支持埃及，中國向埃及無償援助2000萬瑞士法郎以及10萬元人民幣醫藥物資。為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戰爭，中國又向阿爾及利亞無償提供了價值7000多萬元人民幣的物資、軍火和現匯援助。1958年幾內亞遭到法國經濟封鎖，中國在和幾內亞還未正式建交的情況下就無償援助了該國1500噸大米。
據統計，1960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為0.576億美元，其中非洲國家0.25億美元；1961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1.672億美元，非洲國家為0.392億美元；1963年在中國對外援助總額下降為0.904億美元的情況下，對非援助卻增加到了0.74億美元。（魏雪梅，《冷戰後中美對非援助比較研究》，2013）
批評者當然有理由就當時的中國是否應該開展對外援助以及援助的力度等問題進行質疑，但這個問題顯然不是簡單的道德評判所能把握的，甚至也不是隻從國家利益出發的現實主義理論框架所能涵蓋的，放在不同的歷史尺度上，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面相。但無論如何，站在今天的中非合作現狀以及重大意義上回顧地看，毛澤東和周恩來那一代領導人在半個世紀前所打下的基礎，無論如何評價也不過高。
因為沒有那個起點，被壓迫者的聯合以及歷史週期的交替，還不知道從何時才能開始。
歷史性的大轉移
習近平主席在9月4日下午的主旨演講中說：“歷史有其規律和邏輯。中非雙方基於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過去的歲月裡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合作共贏之路。”
看懂了1884年的西柏林和1900年的北京，再看懂了1955年的萬隆和2018年今天的北京，也就看懂了為什麼中非山水不相連卻建立了真正命運與共的深厚關係這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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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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