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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餘載的商海沉浮中，風險往往與機遇並存，支撐著這些曾經手捧“金飯碗”人們的，或許就是他們骨子裡帶的衝勁。“92派”企業家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們有專業知識，有開闊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為了個人事業的成功，還滿懷振興中華的熱情。他們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名列前茅
原題：92下海一代
歷經二十餘載 他們未曾遠去
法治週末記者 王京仔 宋媛媛
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
他們，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
潘石屹、陳東昇、馮侖、俞敏洪……這些在今天赫赫有名的商界大佬背後，有著一個共同的標籤——“92派”企業家。
1992年，一趟南國之旅帶來了“下海潮”，也改變了這些曾端著“金飯碗”的人的命運。
從響應號召而下海，在歷經二十餘載的摸爬滾打之後，他們承載的不僅僅是巨大的商業財富，回看“92派”企業家，他們是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具有家國情懷的一代。
時代造就下海潮
一件夾克、兩個飯盒、一套取自賓館的牙具、一臺小收音機和一罐母親從北京捎來的蜂王漿，趙明非將它們在地上一字排開。
“趙市長擺地攤了，大家快來買呀！”一旁站立的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一嗓子喊開了。
1992年5月，黑龍江省綏芬河市長趙明非以一場“擺攤秀”轟動了全城，以此呼喚人們經商、辦廠、發展經濟。
“給公務員鬆了綁。”一時間，整個綏芬河陷入“瘋狂”，除了上學的學生，看不到閒著的人，“都在為邊貿奔忙”，趙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時工作制，來方便公務員在業餘時間經商。
而這僅僅是92年下海潮中的一個縮影。這股浪潮席捲了當時的人們，繼續捧著“金飯碗”還是下海“摸魚”成了許多人不得不面臨的時代選擇。
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已經到了關鍵時期，關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討論進入白熱化，要不要繼續搞市場經濟爭論不休。
1992年1月，一趟專列馳騁2441公里後抵達深圳，儘管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隨後伴隨鄧小平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談話，如一聲春雷炸響整個中國大地。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隨著鄧小平反覆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由此結束了“姓資姓社”的爭論。
同年5月，《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兩個條例出臺，為現代企業(股份制公司)的降臨開出了“準生證”；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式改革進入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
此後，國務院修改和廢止了400多份約束經商的文件，《人民日報》甚至還發表了《要發財，忙起來》的文章鼓勵人們下海經商。
在體制內成長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站在了“安穩VS財富”的十字路口，一部分人選擇繼續留在體制內，而另一部分人則投身私營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開啟了又一段追逐財富夢的時代。
“當時下海最主要原因是，大家覺得該是時候下海了。”當時35歲的陳東昇已經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雜誌社副總編輯，官至副局級，聽到講話後的他“坐不住了”。
第二年，深思熟慮後的陳東昇決定辭職下海，199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的第一家現代企業，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由他創建；3年後，陳東昇又第一批拿到國務院批准的營業執照，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現泰康保險集團)，並擔任董事長兼CEO至今。
1992年，在陳東昇還在思考的的時候，郭廣昌已經“熱血沸騰”，當時已經在復旦大學任教3年的他，拿著從別人那兒借來的3.8萬元出國深造資金，和大學同學梁信軍等人共同成立了廣信科技諮詢公司。
在賺得“第一桶金”後，1993年，廣信改名為復星，其後主攻房地產銷售和生物醫藥領域，成為上海第一批房地產銷售公司之一。
而在1991年就放棄了海南省改革發展研究所工作的馮侖，拿著湊到的數萬元，聯合王功權、易小迪等人成立了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即萬通的前身，第二年，潘石屹加入。
1993年，為躲避海南房地產泡沫，馮侖等人決定進軍北京，組建了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稱為“萬通六君子”的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劉軍，後來也無一不是後來中國商界中的風雲人物。
或許正如馮侖所說，制度、環境比個人更能創造歷史。據人社部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
“5年前下海，我可能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3年前下海可能是無能的人；而現在下海，人家就認為你很行。”1993年的陳東昇就曾道出了時代造就的機遇，“下海潮早5年前都不敢想象”。
仕而優則商
相較於當初上千萬的創業大軍，如今功成名就的“92派”企業家顯得滄海一粟。
在二十餘載的商海沉浮中，風險往往與機遇並存，支撐著這些曾經手捧“金飯碗”人們的，或許就是他們骨子裡帶的衝勁。
1984年，從石油管道學院畢業的潘石屹，被分配到了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工作，本就對數字敏感的他還利用業餘時間梳理、熟記各項工作數據，甚至小數點之後的好幾位都能清楚記住。
這一“竅門”讓潘石屹很快得到領導的賞識，成了身邊必帶的“第三梯隊”，並獲得外出進修機會，若無意外，潘石屹的未來看似一片坦途。
較高的收入，沒有太多的事務，經常還能收到下級單位送來的禮品，這樣令人羨煞的安逸生活卻在不停“拷問”著20歲出頭的潘石屹，“1000多人的單位，真正能夠給社會創造價值的人不是很多，我覺得在虛度生命”，整個管道局，除了輸油調度，其他部門全部無所事事。
1986年的一天下午，按照領導要求，潘石屹陪著單位新來的女大學生領桌椅。
“不就是一張桌子嗎？選個桌子和選嫁妝一樣。”面對挑剔了一上午，還沒選好桌椅的女大學生，潘石屹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然而，女大學生的回答卻讓他陷入了沉思，“小潘，這張桌子我可得用一輩子啊，當然得好好挑了”。
“難道我要這樣耗一輩子嗎？”事實證明，安穩的“鐵飯碗”難以滿足其“胃口”，兩年後，25歲的潘石屹辭了職，變賣了所有家當，毅然南下創業。
在經歷四處碰壁後，潘石屹成為了“萬通六君子”之一，儘管如此，他依然沒有安於現狀；1995年，潘石屹與妻子張欣共同創立了SOHO中國有限公司，隨著2007年10月8日，SOHO中國在香港上市，潘石屹成為身價上百億的地產大鱷。
不只是潘石屹，選擇下海的“92派”企業家們似乎都期盼著更大的舞臺來揮灑一腔“熱血”。
1991年，27歲的毛振華在他人眼中似乎仕途一片光明，已經是國務院研究室幹部的他，15歲從鄉村考入武漢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從副科級升至處級，每一輪都是破格提拔。
然而，成為一個舞臺的當家人，是毛振華最大的衝動。
“那個時候有一個簡單的願望，就想當個頭兒，在龐大的公務員體系裡，我是大單位裡的小幹部，是沒法拍板的，所以就想擁有一個舞臺，我能有機會在這個舞臺上做主角。”毛振華曾回憶，“哪怕讓我去西藏當個縣委書記，我也許都不會下海。”
一年後，諳熟宏觀經濟形勢的毛振華等來了“機會”，他辭去職務，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資本市場信用評級中介機構——中誠信。
1992年，愛國者集團總裁馮軍才剛從清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建築總公司，但只在單位呆了半小時就去了中關村，從蹬三輪倒賣鍵盤、機箱等電腦配件開始創業。
“我不想做一輩子官吏，做到部長又怎樣？我不想那樣生活，我需要挑戰。”1995年，黃怒波去職中國市長協會副秘書長，創建北京中坤投資集團。
作為“92派”企業家的一員，陳東昇曾這樣定義他們共同的標籤，“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社會主流精英下海組成的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家群體”。
在他看來，這批1992年前後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代表其核心來源是上世紀80年代的社會主流精英，前官員、前國有企事業及高校科研單位的職工或負責人是他們的身份特徵，與以往的企業廠長不同，“他們是現代企業制度的踐行者”。
“他們不是體制外形成的，而是先在體制內成長起來，再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多次談到“92派”企業家的“獨到之處”，“他們有專業知識，有開闊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為了個人事業的成功，還滿懷振興中華的熱情。他們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名列前茅。”
改的就是體制
“心中的版圖有多大，所能拓展的疆域便有多大。”或許正如陳東昇所代表的，“92派”企業家開拓的視野和卓越的思維能力足以使他們擔負起“先行者”的角色。
1992年前的中國，政企不分現象非常普遍，彼時，政府對於市場活動的干預過大，而“92派”正是創立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
正是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之後，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發布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和《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而這兩個文件被視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
這兩份當時來說最具時代意義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國企業制度變革的轉折點，對於當時想要下海的“弄潮兒”來說，可謂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逐字逐句的摘抄、研讀，走到哪裡懷裡都揣著兩份文件，是當時陳東昇的常態，他的第一家企業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章程、合同都是按照文件起草的。
“這兩個《條例》為想創立企業、想募集資金的下海者提供了一條出路，可以依據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陳東昇說，也正是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創新。
“創新就是率先模仿”，正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陳東昇才能總是“先人一步”。
1993年，當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成立時，正是我國第一傢俱有國家概念的拍賣公司，儘管創業初期的陳東昇完全不懂拍賣，但他相信“美國今天火的，中國明天一定會火”，他的目標就是建立“中國的蘇富比”。
到了1995年，國務院要批准成立保險公司，大家蜂擁而至提交申請之時，陳東昇已經早早第一個向中國人民銀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了創辦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請，“之前，大概只有我一家在申請”。
而陳東昇的“保險之路”除啟發於對於世界500強企業的研究之外，更得益於一次日本之行。
那時，陳東昇隨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日本進行訪問，當他身處東京街頭，看到一幢幢最高的摩天大樓都是保險公司的大樓時，才想到，“保險公司原來可以做成一個企業巨擘”。
20多年前，同樣“下海”創辦華泰財產保險公司的原國家經貿委綜合司副司長王梓木，也回憶當時中國的保險業還很落後，需要加快改革和發展，“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也需要有人來實踐，在實踐中闖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來”。
當時的中國市場，空白行業有很多，大家都缺乏經驗，而率先做了的“92派”企業家們就是市場的先行者和行業標準的制定者。
三胞集團董事長袁亞非在1993年下海創業之時，也曾遭遇困境，由於店鋪位置不好，鮮有訂單，生意慘淡。
但他另闢蹊徑，選擇在報紙上打廣告，在報紙的“豆腐塊”版面上打出“三胞電腦大於等於兼容機世界，小於等於全市最低價”“三胞電腦小於等於全省最低價、小於等於全國最低價”等廣告標語，生意立馬紅火了起來。
對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袁亞非在報紙上打電腦廣告可謂“頭一份”，而他的經驗正來自當初在機關工作寫文章、總結提煉和發現的能力。
作為親歷者，王梓木深有體悟，“92派”這些當時在自己崗位上乾的原本就不錯的青年才俊一旦下海，“就意味著用後來的20年政治前途做抵押，就沒有理由幹不好”。
“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業內人士對於“92派”企業家們的共識，或許正是對他們的肯定。
為“情懷”堅守
在二十餘載的改革浪潮中，“92派”企業家似乎也用實踐在證明著旁人口中的“家國情懷”。
“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受的教育是做學者、當英雄，有強烈的集體意識、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對於從體制內成長並跳脫出來的“陳東昇們”來說，他們有著“憂國憂民情結”，甚至帶著“英雄主義理想”。
“我不在當官的同學那兒做生意。”這是馮侖做生意時的“堅持”。
十五歲入團，二十歲入黨，後來進了中央黨校，畢業直接進入中央機關工作，馮侖的經歷已經為他打上了“烙印”。
“自己接受的一套馬列主義揮之不去”，馮侖常以“黨性”要求自己，黨的一大優點是紀律性，要自律，他就堅決約束自己，“不觸犯法律法規之外的事情”。
對於敏感的政商關係，馮侖也有著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不是“離不開”，而是“靠不住，靠山就是火山”，在發展萬通的過程中，馮侖特別注意不依附於任何權貴，也不和任何官員產生密切關係。
從細節處，馮侖就時刻避免著政商關係的“觸雷”，如果有同學在地方政府當官，他就絕不在當地做生意，“因為說不清楚。我在這兒做生意，本來買的地是貴的，並不便宜；過兩天他走了，地價漲起來了，別人都認為我佔了便宜，不是查你就是查我，給大家添麻煩”。
對於操守的堅持也並非馮侖獨有，王石也曾被貼上“不行賄者王石”的標籤。
“一個企業在最初創業的時候可能要尋求一些關係或鑽一些政策的空子，但是要持續發展，就不能按這樣一條道走到黑。”在王石看來，一個企業若想持續發展，不行賄就應該成為做事的底線，“企業若想發展，只要正派地去做，努力去做，一定有人幫助你。”
或許正是經歷了早期的“野蠻生長”，“92派”企業家在豐滿理想的過程中才更加堅持和踏實。
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後，“92派”在房地產、壽險、民航等多個領域至今仍處於無人可取代的地位，而在商業成績之餘，他們也有了更多對於中國企業與社會的思考。
風趣、幽默，略帶點痞勁兒的馮侖，絕對是他們當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作為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第四任會長的馮侖就調侃自己近幾年“消停了”的行程，就是去“那些是非更少但還能夠發展事業的地方”，他每年都會參與阿拉善、壹基金和亞布力等一些企業家的公益活動，也會參與很多公益組織。
“可能人長高了之後對周圍的溝溝坎坎會多關注一下。對我們來講，人到中年話就多了，也自以為說話有人能聽。”馮侖的打趣背後，是“92派”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越來越頻繁的身影。
與馮侖同為“萬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就常常對家事國事天下事針砭時弊，引發關注和爭議。
今年3月，面對房地產稅出臺的爭議，潘石屹就表示房地產稅出臺後房屋空置率、房價都會降，但他認為二套以內不應該徵收；4月，面對一攝影師帶人在成都太古裡拍照，被保安以沒有報備為由將其“趕走”的拒拍事件，潘石屹直接發出了“歡迎來SOHO拍攝”的邀請。
2012年，曾因冰島買地事件聲名鵲起的“儒商”黃怒波，卻具有特別的“反差”魅力。
他曾是一個流落於街頭乞討的孤兒，卻是向社會捐款超過數十億的慈善家；他是文字中充滿憂鬱和哀傷的詩人，卻也是一位極限登山愛好者，攀登世界各地高峰至少11座。
“如果企業家精神從專業發展轉到關心他人利益的時候，這就是道德，但是這個路還很長，我們的企業家精神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黃怒波對於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有著自己的要求。
他對“知足”也有著獨到的理解，“只要努力了，他失敗了也是成功的。只要挑戰現有的生活秩序，即使是從失敗到毀滅，也是很有意義的、幸福的”。
而俞敏洪、朱新禮、王石等，在企業家之外，也不斷扮演著自己的社會角色，不斷髮出自己的聲音，發揮自己所能盡到的力量。
“如果內心沒有修齊治平這種家國情懷，沒有不安分的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創業的衝動也是不行的。”同為“92派”的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胡葆森回顧他們成功的“秘訣”時，將其歸功於情懷和所堅守的價值觀。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來源於《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經濟週刊》《南方日報》《新京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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