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已届天命之年的李晓老师，突然以一篇演讲爆红网络。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看来，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多年以来，他就一直是一个男神般的存在。这篇文章谈到的是李老师当年走上学术之路、做博士论文以及留校任教的往事，由他口述，我负责整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勤奋、执着、坚守与情怀。

口述 丨 李晓

整理 丨 王静文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正好也是我师爷池老师的米寿（八十八岁）寿诞。以此为由头，李晓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了他当年经历的一些吉大往事。

一、薪火相传

“我之所以留校，主要跟池元吉老师有关。”这是他的开场。

1984年下半年，李老师读大三，时年56岁的池老师，刚从日本回来，以教授身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彼时的日本，泡沫经济尚未泛起，失落梦魇远在天边，整个国家朝气蓬勃，正向着超越美国的目标发足狂奔，浑身缀满了资本主义优等生的光环。池老师带回的新鲜信息，和他在讲台上的言谈举止，对刚刚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大学生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多年后回忆起来，李老师依然印象深刻。“非常儒雅，知识面非常宽广，但是娓娓道来，很有吸引力。不只是视野、格局、方法论，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里边，极其震撼”。池老师的熏陶，也激发了他内心潜藏已久的一个念头——“一定要成为一名像池老师那样的高校教师”。

期末写论文，他并未在池老师列的十几个题目中选择，而是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导报》上一篇“美国维尔纳钢铁厂倒闭，劳资双方达成自救协议”的报道，结合自己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学习，想另起炉灶写一篇。很忐忑地询问池老师，居然得到了高度赞赏，让他很受鼓舞。

论文最后成稿，题目为《内部的萌芽——以美国维尔纳钢铁厂职工持股计划为例》，一笔一划，写了近50页，厚厚一沓。更没想到的是，池老师做了非常细致的修改，从文字到观点，每页都有批注，满篇通红。

几年之后，这篇文章以《当代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为题发表在《世界经济》上，当时的手稿也被他珍藏在家中，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一个热血青年的学术之途，由此起步。

大四毕业，李晓老师成为经济管理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保研的学生，但并未如愿保送至池老师门下。当时有同班同学想和女朋友一起读池老师的硕士，他慨然成人之美，成为穆忠魂老师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正式留校任教。两年之后，池老师评上博导，他第一时间考取了池老师的博士生，成为池门的开山弟子。

读博期间，一有什么想法，他就跑到池老师家讨论，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很冒失地影响到池老师的午睡。但池老师从不打断，每次都是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点起一支烟，说：“你这个观点，还应该看这几本书。这个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更好？还有一些看法，是否需要重新斟酌？”

李老师回忆说，“印象中，池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学生。即使年轻人的观点激进，但他总是能做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做的那些点评，事后再看，确实是真知灼见。”

那种为人、为师的长者风范，那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让我这个后生晚辈想来，仍觉如沐春风、心向往之。

我读博时也曾上过池老师的课，后来做课题时还专程去他家里拜访过，谋面次数不多，但印象非常深刻。这确实是一个气质儒雅、态度严谨、思路清晰的老爷子，对学术充满热忱，对教学充满热爱，对学生非常关心。有感而发，我曾写过一篇《池老师》，发表在吉大校报上。

李晓老师受池老师影响更深。他留校任教后，始终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上，每年都亲自给大三学生讲《世界经济概论》。我记得当年给他做学术助手，每个学期的第一次课，李老师必然西装革履、精神饱满，甚至比参加一项重大会议还要隆重。

成为博导之后还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而且持续多年的老师，似乎并不多见。现在的高校评价体系，课题、成果是硬指标，教学所占的权重越来越低。但李老师一直乐此不疲、风雨无阻。或许，因为他始终记得大三那年池老师在讲台上的身影。

“能够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得，包括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结合课程，交代给学生。让学生们感觉到，在吉大读书这几年，还行，还能碰上几个比较喜欢的、对他们思想冲击比较大的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你在课堂上的某句话，让学生能认真沉淀、甚至对他一生产生影响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成就。这种东西不是知识层面的，更多的是做人、做学问，认识世界、对待世界的立场、态度和方法。”

说这些话时，我能想象得到他眼镜后面亮晶晶的眼神。

在我看来，教师这个职业有两个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二是“桃李满天下”。这两点，池老师做到了，李晓老师也正在做。

所谓山高水远，薪火相传，大抵如此。

二、厚积薄发

对每个博士生来说，博士论文都是横亘在面前的一座大山。能否顺利突围，要看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

“如果把题选好了，论文就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三十，再把文献综述做好，就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后面的论证可能只占二三成。”这是李老师总结的经验。

在他初读博士的1991年，走不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当时学界的热门话题。现在看来，这已经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但在改革遇挫之后、东方风来之前，学界必须对此给出回应。

池老师目光超前，建议李老师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问题，看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于是开始阅读文献。做了将近两年时间，读了几百本书，那两年，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无尽的摸索”。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听不到同伴的声音，只能靠自己，在浩如烟海的卷帙中爬梳、挑拣、整理、提炼。那种茫然、无助、焦虑、孤独，简直“痛苦死了”。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一是因为这个命题太过浩大，二是一手资料奇缺。

与此同时 ，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东亚奇迹》，东亚地区快速崛起的过程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内，它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起飞过程、产业变迁、关联效应，可能对中国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

于是，改弦更张，将目标锁定在东亚地区。又是读了无数的书，踱了无数的步，在图书馆中泡了无数个日夜，一年之后，列出了一个新的大纲，大概二十二、三章，几乎涵盖了东亚研究的全貌，体系非常庞大。

1994年，世界经济学会在大连开会，池老师第一次带李晓老师一起出席，并且力推他在大会上发言。“那次我发言的主题是谈亚洲的局部经济圈问题，浦山老先生做的主持”。回想起当日的情景，李老师仍记忆犹新。

他当时已经成为崭露头角的学界新星，不少文章已经出现在《世界经济》等顶级期刊上，而且经常是头版头题。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让同行们就自己的论文大纲提提意见。

特意打印了20份，带到大连。一天晚上，他邀请了10几位青年学者到宿舍讨论，包括张宇燕、程伟等等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学者，还有一个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女编辑，叫陈捷。

那时的年轻人，还没学会老成持重、八面玲珑。宇燕老师头一个发言，上来就是一通炮轰，研究过于宽泛啦、重点不够突出啦等等，毫不客气。其他人也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对大纲进行了批判。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把其中“强政府”那章研究明白，论文也就立住了。

回忆起那天的场景，李老师仍然非常感激，认为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讨论。在论文出版之后，他在后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这场讨论，并对这些青年学者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酒店的名字叫仲夏客舍，我到现在还记得。”李晓老师说。

接下来，他按照大家的建议，第三次对提纲进行重构。在将关注点转移到东亚发展进程中的政府作用之后，他发现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缺憾：制度经济学排斥对后发展经济的研究，而发展经济学又忽略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这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制度视角切入，研究发展问题。

然后，他发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非民主国家？同样以独裁政权推动社会经济向新兴工业化迈进的东亚和拉美，为什么在80年代之后出现了惊人的裂变？”

由此引出“强政府”的内涵：既包括较高的政府强度，也包括较高的政府质量，而政府质量的衡量标准包括政府理性、政府效率和政府自律。自此，从选题到框架、论证，脉络基本已经理清。

1995年底，论文写作完毕，正文36万字，加上注释和参考文献，约40万字。煌煌巨著。

再回到仲夏客舍的那次讨论。那天最后发言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陈捷编辑。她说：“我见了这么多搞经济研究的，头一次看到这种方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这么多人批，而且欣然接受，虚心请教。

我相信，以你的态度，一定能把这本书做好。将来这本书我给你出，而且要作为第一本中国人的专著，列入‘发展经济学文库’，跟缪尔达尔、罗斯托这些大家并列。”

1996年，这本书如约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新上任的社领导，想启动一套“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丛书系列，《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被列为首发卷。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但李老师仍然觉得遗憾。在他看来，能够进入“发展经济学家文库”，跟缪尔达尔等先贤相比肩，是他更想要的。

那一年，李晓老师33岁，拔剑四顾，意气飞扬。

三、焚膏继晷

李晓老师非常勤奋。我曾听不止一个人说起过。

读研时他的生活简单充实：图书馆、篮球场/排球场、寝室。除了运动，时间基本上都花在读书写作上。

三年在读期间，他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或者译作。在吉大经济学院的历史上，极有可能空前绝后。

因为总是熬夜写文章，他养成了抽烟的习惯。我进到李老师门下时，他早已经戒烟，只是偶尔在跟大家吃饭时象征性地点一支。但在当年，他抽得很凶，一天两包。

回忆起这段时光，他觉得挺对不住同寝的几个兄弟，“经常是别人都睡下之后，我点起一支烟，开始写文章”。

读博期间，他更是把几乎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做论文上。经济学院当时在萃文楼四楼办公，办公室内有八个文件柜，下面的四个大家公用，上面的四个都是李晓老师的，满满当当，都是书。

听到这里，我不禁会心一笑。想起当年他在萃文楼八阶给我们上课。别的老师都是把活动黑板摇下来才能写字，他不用，站起来，直接在第二层上写——身高优势实在明显。

当时南区还是草创之初，配套设施极不健全，连个像样的食堂都没有。师母每天备好盒饭，他带到萃文楼四楼的办公室。到饭点儿时，放在电水壶的壶口加热一下，吃完继续干活儿。

实际上，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但听他讲起来，似乎云淡风轻。当一个人把全副精力放在研究上时，对于物质生活往往会不以为意。

在老吉大的部分教职工中，曾流传着两则“萃文楼上不灭的灯光”的传说，都跟李晓老师有关。

当时李老师家在北区，每天在南北区之间通勤。末班车是一辆黄色的丰田小面包，晚上9点，接上图书馆下班的管理员，准时离开。开车的师傅姓王。一天晚上，大家都上了车，王师傅却不走，非要再等等。

那就等呗。结果一直从9点等到9点10分，又从9点10分等到9点20。然后，他才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开车离开。

后来才知道，王师傅看到李晓老师办公室的灯还没灭，以为他忘了时间，所以执意要等。但实际情况是，李老师那天有事先走了，走得匆忙，忘了关灯。

第二天听人说起，赶忙向满车的人道歉。跟王师傅聊起来，王师傅说：“我在吉大这么多年，用功的人也见过不少，一天两天可以，一个月两个月的也有，但像你这种，十几个月如一日，天天加班到那么晚的，我头一次见。”

他很不理解：“你干嘛呀，没有家吗？”

王师傅是个粗人，对人很凶，不好相与，但独独对李老师态度特别好。

第二次，是1995年春节期间。李老师跟师母和孩子在家过完初一，初二就到办公室加班。隆冬时节，又赶上寒假，校园里阒寂无人，只有萃文楼里一灯耿耿，独映寒夜。

却正好赶上当时的伍卓群校长做冬季防火检查，看到经济学院还有灯亮着，非常生气，一个电话打到了当时的常务副院长陈殿友那里：“春节期间三番五次强调防火，你们经济学院是怎么回事？！”

陈院长穿着军大衣、带着棉帽子，急急火火从北区打车来到南区，Duang的一声把门撞开。定睛一看，发现是李晓老师在加班，陈院长瞬时转怒为笑。

当着李老师的面，他给校长回电话，“校长啊，跟您解释解释，不是没人关灯，是我们经济学院的一个年轻老师，池元吉老师的学生，大年初二来做博士论文了。”

开学之后，伍校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特意表扬了李老师，并从此认识了他。直到现在，走到街上还会打招呼，直呼他的名字。当时的党委书记、后来的校长刘中树教授，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刘校长和李老师之间有一段识人善任、霁月光风的故事。至今想来，仍让人感喟不已。

四、霁月光风

1995年底，李晓老师拿到博士学位。

池老师问他，“做完答辩啥感觉？”他脱口而出：“看了这么多本书，写了近40万字的论文，感觉自己非常渺小。”

池老师又点了一支烟，满意地笑了。

1996年4月，李晓老师被派往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期间，赶上经济学院评聘教授，他也申报了。如果那一年能上，他就是33岁评上正教授，可以把吉大文科最年轻教授的记录再刷新一岁。

但遗憾的是，落选了。

十几天以后，他在日本收到了鼓鼓囊囊的一封信，封面落款是“吉林大学校长办公室 刘中树”。打开看，是中树校长的亲笔信，足足写了13页。

信里说，这次学校的教授评定工作结束了，我非常关注。我认为你够格，但没评上，我非常遗憾。

接下来，中树校长又讲了文科这边池老师、高清海老师和他自己那一代人的经历和磨难，包括被下放、50岁出头才评上教授，等等。

校长说，我知道很多学校想挖你，你想留在日本也很容易，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走，回吉大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叮嘱，要保重身体。

李晓老师说，“我当时非常感动。虽然对别的学校挖人没动过心，也没有留在日本的心思，对这次落选更没放在心上。但刘校长的这封信，仍然让我感慨万分。”

是啊，一所著名高校的校长，亲手写了一封长信，漂洋过海邮过来，给一名3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拳拳关爱、谆谆教诲，跃然于纸上。

在我想来，这种事更适合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或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是一种让人荡气回肠的古风高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惺惺相惜。它出现在1996年的吉林大学，发生在我的导师身上。至今想来，仍不禁耸然动容。

1997年4月，李晓老师结束交流回到吉大。一个月后，中树校长通过池老师让他到家里坐坐。那是他头一次到校长家。

中树校长先是讲起了匡亚明校长的往事。匡校长当年慧眼识英才，破格提拔了高清海、池元吉等一批青年教师，现在已经开枝散叶，成为吉大的中流砥柱。

说到这儿，中树校长突然说：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我已经决定，直接提名聘你为教授。

一个月后，正式发榜公布——李晓老师在34岁上，成为吉大经济学院的正教授。

两年后的1999年。有一天，党委组织部骆部长突然找到李老师。骆部长拿出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件，说：“我代表吉大校党委向你宣布一件事，经讨论通过，任命你为研究生院业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他感觉很突然，回过神来，第一反应是回绝——“我不适合做。”

骆部长以为他在开玩笑，强调说：“这是中树校长亲自提名，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大家都认为你研究能力强，人际关系好，事务性工作也很出色。”

他很坚决地说，“我想发挥比较优势，在学术上继续努力。谢谢学校，但我真的不愿这么早陷入事务性工作。”

骆部长非常为难，但李老师坚辞不就。后来也就搁下了。

约一年后，他又接到池老师的电话，“你到我家来一趟，学校里有事想通过我跟你谈谈。”

到那儿才知道，中树校长可能觉得上次没有沟通好，所以想通过池老师做李晓老师的工作，动员他出任吉大出版社的社长。

池老师说，“我已经转达完意见了，你怎么想？”

李老师还是坚决推辞。中树校长后来也就放弃了。

回想往事，李晓老师感慨说，“现在想起来，老吉大的学风其实是非常好的。我想，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多，但绝不止我一个。”

又强调一遍，“可能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但绝不止我一个。”

几年之后，李晓老师乘飞机去北京出差，赶上天降大雨，被堵在长春老机场的候机室，正好同中树校长不期而遇。

中树校长把他拉到身边，第一次就这事当面跟他聊。“李晓啊，我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多次想起用你。你们这些年轻人，谁行谁不行，我是非常有谱的。文科这些人里边，我认为你有前途。学问、能力、为人，都没问题。”

老校长语重心长，“你得理解我啊，当时你不是系主任、副院长，我已经越了几级提拔你，也只能做到这儿了。你是不是嫌安排得小啊？”

李老师特别激动。“校长，第一，我非常感谢您的知遇之恩。这种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第二，那时候我真的没想做什么官。我相信事务性的工作也能做好，但会耗费大量的精力，感觉还是做学问更适合。”

中树校长双手握住他的手，“你要能这么想，我非常欣慰。不做就不做吧。”

去年，在北京一个非常私下的场合，李老师又碰到了校长夫妇。老校长又问起当年事。

“后悔不？”

“校长，我依然不后悔。就是感觉有点对不起您，没按您的心愿去做。”

李老师在电话里感慨道，“在吉大能遇到这种校长，知人识人，对一个普通教师如此重视，不遗余力地提拔，让人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我刚入学那阵儿，中树校长还在任。吉大当时已经过了80年代的巅峰期，排名正在滑往10名开外。但回头想想，那个时候学校的风气还很正、师生们的心思还很单纯、很多学科还有全国性的影响力，老校长功不可没。

我清楚记得，初见中树校长，是在1997年9月。他到文苑八舍看望新生，在一楼大厅作完“今日你以吉大为荣，明日吉大以你为荣”的寄语之后，伸手一指身旁那位身材高大的年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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