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是一本奇書，傳說張良用了其中十分之一二的道理，就輔佐劉邦搞定了天下。其書言：“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賢人君子有四個特點，明瞭國家盛衰的道理；通曉事業成敗的規律；明白社會治亂的形勢；懂得仕進還是隱退的機緣。平素持守正道，隱居潛行，等待時機到來。一旦機緣成熟而有所作為，常能建立非凡的功業。
一、明於盛衰之道
《素書》開篇即言：“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天道、稟賦、仁愛、正義、禮制五種品質，本為一體，不可分離。有此五德，興旺發達不難，有一不足，足以壞事，有二、三不足，難有成功的機會。
道生萬物，物不離道。有道之人，以整體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以個人的私心私慾戕害萬物。
德，是天生的性情、才具。每個人的天賦不一樣，應該順著自己的天賦去發展。假如一個人五大三粗、孔武有力卻性格急躁，非要去繡花，豈不事倍功半？
仁，是人與人之間處理關係的準則，仁者愛人，以愛人之心做事，很少有做壞事的。
義，指用適當的方式去行仁。如果愛之不以其道，適足以害之。
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對情感的適當調和。發乎情，止乎禮；以禮約束自己的人很少犯錯誤。
修身、持家、幹事、創業、治國，離不開這五個字。明白這個道理，小則保家，大則幹一番事業。
二、通乎成敗之數
做事講究時機，這個時機把握得好不好，決定了成敗。
《論語》開篇，“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習了立身處世的道理，要在恰當的時機進行練習、實踐。如果時機不對，反而適得其反。
《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易”最講時機。《易經》裡的每一個“卦”代表一個時勢，每一個“爻”代表不同的位置，不管處在任何位置，關鍵要因時而動，達到趨吉避凶的效果。
築長城、挖運河都是好事，但秦始皇和隋煬帝卻因之留下千古罵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把握好“時”。天下大亂己久，好不容易統一，老百姓都想休養生息，過幾天安生日子，但超級的基建工程耗盡了百姓的耐心。
易經
三、審乎治亂之勢
世界上有什麼不變的嗎？有，那就是變的道理是不變的。我們所處的世界，處在不停的發展變化之中。但這個變化，不是忽變，而是從量變到質變。風起於青萍之末，聰明的人，能從細微的變化之中，看到將來的格局。
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開啟洋務運動，使晚清出現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但就在這喜人的形勢之下，曾的幕僚趙烈文卻明確的告訴曾國藩：
“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漸漸分裂，不過由於長時間的統治，中央的權威不會一時爛掉，所以現在還不會分崩離析。但將來中央政府會先垮臺，地方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災禍的發生不會超過五十年。”
趙烈文在1867年作出這個預言，44年之後，清王朝瓦解，全國陷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亂局，驗證了趙烈文的預言。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誰都想為未來預作準備，但能否看準這個勢，需要過人的智識。
曾國藩
四、達乎去就之理
孔子曾評價衛國大夫甯武子，說：“甯武子，國家上軌道時，顯得很明智；國家不上軌道時，就變得很愚笨。他的明智，別人趕得上，他的愚笨，別人就趕不上了。”
當形勢不可逆轉的時候，能避則避，能隱則隱。范蠡與文種幫助勾踐打敗夫差，滅了吳國。范蠡在勝利到來的時候，卻逃到了齊國。他寫信勸告文種：“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但已經晚了，勾踐賜給文種一把劍，說：“先生教給我攻伐吳國七個計策，我只用了三個就打敗了吳國。您還有四個計策，請替我跟隨先王去試試您的妙計吧。”
文種只好自殺。
對危險局勢的敏感未必屬於少數人，但能逃脫的人卻不多，原因是對權位、名利、享樂的貪戀遮蔽了智慧的眼睛。
抱道以立仁，適時以達變，無私而寡慾，可以全功，可以保身，出出入入無所妨礙。
閱讀更多 我不喝心靈雞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