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重讀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的時代……
名編輯朱偉在他的新作《重讀八十年代》“自序”中寫下的這段文字悄然拉開了本人記憶的閘門：在那個“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我和朱偉兄算是大概念意義上的同事，他在中國作協所屬的《人民文學》雜誌社做編輯，我在中國作協所屬的《文藝報》社編稿子；他在位於農展館南里的文聯大樓五樓上班，我則在六樓辦公；他忙於拉優秀作家的原創好稿，我則緊隨其後組織與這些好稿相關的理論文章。到了九十年代，我們各奔東西再無交集；只是山不轉水轉，進入新世紀，彼此又成了大概念意義上的同事，他在三聯書店主編《三聯生活週刊》，我則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到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交集雖少，但於我內心而言，卻總是有點莫名的親切感；現在，朱偉已功成名退，優哉遊哉地端坐於書房讀書寫作，我則翹首盼望他的那種生活，不得不用業餘時光拜讀其新作《重讀八十年代》……而整個拜讀的過程，腦海裡則是時而放映著過往的時光，時而閃過點關於當下的思絮。
劉索拉《你別無選擇》
朱偉的新作名為《重讀八十年代》，仔細比照一下這書名與內容，其名似有點“大”。但我這裡所言之“大”其實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全書雖然對王蒙、韓少功、史鐵生、王安憶、莫言、餘華和蘇童等十位活躍在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一一進行了評說，但在這十年裡，值得書寫的重要作家顯然又遠不止這十位。換言之或者也可以說，這十位作家固然重要，但單是他們還不足以完整地概括八十年代；二是儘管朱偉在本書中雖然只是評說了上述十位重要的作家，但所涉作品卻超過了50部，而其中許多作品都並非出自八十年代，且絕大部分作家的重要作品幾乎被一網打盡。有鑑於此，如此雙重意義上的“大”雖“大”矣，但卻不能謂之為“虛”：第一層意義之“大”，朱偉給我們留下了十足的想象與期待：什麼時候我們還可以讀到這部作品的姊姊篇？並由此而拼接成一個更加完整的八十年代；第二層意義之“大”則更可謂之為“重”，通過朱偉的描述與勾勒，我們發現，上述十位重要作家的文學起步雖大都在八十年代，但其中絕大多數作家的重磅作品又都是出現在八十年代之後。由此我們應該有理由想象：那個“八十年代”在這一代作家的寫作生涯中究竟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在外圍繞了一圈，還是回到《重讀八十年代》的文本吧。讀這本25萬字的“作家論”，撲面而來的第一直感就是朱偉的閱讀量真大。《重讀八十年代》所涉50餘部作品的總字數究竟有多少，我沒算過，但肯定是超過了25萬字評說的十倍以上。不僅是閱讀量之大，而且絕對是“真的重讀”和“真的細讀”，沒有這兩個“真的”，朱偉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個性迥然的著述。我之所以格外強調這第一直感，實在是有感於現在的一些評論文字固然俏皮，也煞有介事，但讀後又著實令人懷疑其論者是否“真的”讀完了原著，是否“真的”細讀了原著？
莫言《透明的紅蘿蔔》
如果說本人的這“第一直感”還是“外圍”之論的話，那我的第二感覺就是構成這部“作家論”主體的完全是朱偉自己實實在在的閱讀體驗，無論對哪位作家哪部作品的具體評述，基本沒有或展示“深厚國學”或炫覽“廣博西學”式的引經據典，有的只是實實在在細讀作品後的個人體驗和依據作品及作者自身發展邏輯的闡釋。
當然，我不會簡單到一概而論地反對引經據典，而只是以為：第一，姑且先不論這“經”或“典”“引”得是否確切，“據”得是否妥帖，對作品的細讀與體驗從來都應該是進行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評的基本前提，那種以一兩門所謂時尚理論來套一切作品的做法與其說是在“炫學”莫若說是在“露怯”更為貼切；第二，我一直有一種頑固或許也是偏執的認識：除去那些必要的必須的通過“引經據典”來求證或演繹某種學說和規律的治學之論外，能夠用自己的語言特別是明白曉暢的語言將問題說得清晰而透徹者在某種意義上更是一種大學問和高境界。以《莫言：在深海里響亮沉重地呼吸》這一篇章為例，從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到長篇《蛙》，莫言所有重要的中長篇小說無一遺漏，而在眾多的作家作品研究中，莫言研究是最容易炫“引經據典”之術的，從“現代”到“後現代”、從“敘事學”到“修辭學”……能“引”的都被“引”過，但朱偉的這則專論則無一處引文，有的就是自己對其一部部作品條分縷析的解讀，只不過間或冒出一句諸如“這條路，我們自稱為‘純文學’”之類的概括，看似了了數字，實則舉重若輕意味深長。
蘇童《黃雀記》
朱偉在《重讀八十年代》中說作家論作品，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自己的參與感。“我”的行為與蹤跡不時會出現在這一篇篇作家論中，或是向作家們組稿、或是和他們的一頓飯局、或是在一起聽音樂看球賽直播……這樣的文字儘管不多，但卻有一種現場感和動態感。這是朱偉作為一個優秀編輯所獨有的優勢，也正是他這種獨有的優勢無形中烘托出兩個巨大而重要的漢字——時代。具體來說，書名《重讀八十年代》中的那個“八十年代”就是一個重要的時代。
格非《望春風》
關於“八十年代”，拙文開篇就引用了一段朱偉對這一時代文學而形象的描述，這裡還可以再補充幾句朱偉從另外一個角度對這一時代的描述：
我的八十年代記憶中，都是那輛綠色的鳳凰牌的自行車的印象。我騎著它，從阜成門外找錢剛，到薊門橋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陳平原。這輛自行車陪伴了我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兒子上補習班停在樓下，它終於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輕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坦率地說，我無從知道今天的讀者會從朱偉的這兩段文字中讀出什麼，而本人作為與朱偉有著差不多從業經歷者對那個時代的深切感受迄今依然揮之不去，那就是文學熱情空前高漲、人際關係相對簡單，藝術探討平等活躍……這便造成了一些評論家對八十年代文學的誤判。我們當然不能將某種時代氛圍與文學成就的高低簡單地畫上某種符號，但時代與文學間總是存在著種種千絲萬縷的必然聯繫，這一點卻總是那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客觀存在著，無論你願意正視還是選擇迴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朱偉的這部《重讀八十年代》除去自身寫作的諸特色外，更從另一個宏大的視野與重要的視角給了我們更開闊更重要的啟示。
（本文轉自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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