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著名地质学家和矿床学家谢家荣诞辰120周年，谨以此篇推介谢家荣，中国地质学界曾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矿床学家，让我们了解一下谢家荣这位著名的地质和矿床大咖的人生是怎样炼成的，一窥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脉络，并以此纪念和缅怀谢家荣为中国地质和矿产事业所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
谢家荣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父与子双双都被打成“右派”的，在几十万“右派”分子当中可谓是绝无仅有，但同是地质学家的谢家荣和谢学锦就是这样一对“右派”父子，成为那场轰轰烈烈反右派运动中的一朵奇葩。
谢家荣是中国著名的矿床学大师，中外知名的石油地质学家、经济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矿产勘探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同时也是1948年和1955年两朝的“双料院士”。
谢家荣儿子谢学锦被打成右派时，当年仅是一个普通的地质工程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父子同是右派，又都是院士，这在中国科学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谢学荣（1898—1966）字季骅，上海人，1898年9月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职员家庭，1910年小学毕业，1913年从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从上海来到北京，考入了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班，这就是著名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前身，实际上这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创始者和教学者是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四大金刚”中的三位，即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
地质调查所旧址
谢家荣是同班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入学时仅有15岁，还只是一个少年郎，但这个上海小子却天资聪颖且才思敏捷，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
这些中国最早学习地质的学生，在地质研究班接受了良好的地质学教育和地质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训练，及至1916年毕业时，只有18人取得了毕业文凭，这些人都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学习地质的学生，毕业时全部都被地质调查所录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地质学学界的“十八罗汉”，他们对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谢家荣（右二）与部分十八罗汉合影
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当时仅有六七十人的科学机构，汇集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烈、谢家荣、杨钟健、黄汲清、裴文中等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工作者，因此被人称为“中国近代科学之根”。
几十年后，当年学生之一、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曾这样评价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地位，“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1916年，年仅18岁的谢家荣就相继发表了河北滦县、江西丰城和江西进贤三个煤田的地质调查报告，显露出极强的学术研究和实地勘查能力，地质调查所对培养年轻人是不遗余力的，凡是具有科研潜力和培养前途的，都极力推荐出国留学深造。
1917年，谢家荣被选送到美国留学，在位于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一年后又转入中部的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读研究生，这也由此证明，尽管地质调查所不是高等学校，但它所培养的学生，美国的大学还是相当认可的，并以大学学历对待。
1920年，谢家荣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又毅然回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这一年，他撰写了《矿床学大意》，系统阐述了矿床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开创了中国矿床学研究领域，从地质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矿床的分布和成因分类。
留学时期的谢家荣
1920年底，甘肃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第三次大地震，破坏力极大，死亡20多万人，1921年初，谢家荣随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王烈等人参加了北洋政府考察团赴灾区进行考察。
借赴甘肃考察地震之机，翁文灏特意派谢家荣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谢家荣将这次地质考察情况进行了总结，撰写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发表，论述了玉门地区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了背斜层的特点，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玉门地区最早的石油勘探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以后勘探开发玉门油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谢家荣是26位创始人之一，章鸿钊当选第一届会长，谢家荣则连续当选第一届和第二届秘书长，主持中国地质学会日常工作，第一个《中国地质学会章程》就是由谢家荣和袁复礼共同起草的，谢家荣还曾于1934年和1946年当选第11届和第23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20年代中期，谢家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尤其对湖北西部和三峡区域的地层构造和矿产分布进行了详细地勘察和研究。
1923年，谢家荣发表了两篇陨石方面的研究论文，即《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这应该是中国陨石学最为早期的研究和探索。
1924年，谢家荣到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当时这所位于南京的大学汇聚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科学家，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谢家荣、吴镜侬夫妇与儿子谢学锦
1928年，谢家荣被借调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总工程师），谢家荣在广州工作期间，又到国立中山大学地质系担任兼职教授。
1929年，谢家荣到德国考察和进修，他先后在柏林地质调查所和佛莱堡大学学习煤岩学和金属矿床学。
1930年，谢家荣从德国进修归来，担任地质调查所技正（总工程师）兼“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这个研究室是由丁文江的好友实业家金绍基捐款所建，以金绍基之父金焘的字“沁园”命名。
“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由金焘之孙金开英担任，金开英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甘肃玉门炼油厂第一任厂长，有“中国炼油第一人”之称，“沁园燃料研究室主要有四个研究课题：低温蒸馏、轻油合成、氢化石炭、植物油提炼成轻油。
谢家荣（左一）、章鸿钊（左二）、翁文灏（右二）
1931年，谢家荣在国立清华大学地学系担任兼职教授，并一度代理系主任职务，相继发表了《煤之成因与分类》、《中国之石油》等文，着重探讨了四川、陕西含有盆地的远景设想，以及对西部地区石油勘探所提出的建议。
1935年，地质调查所主体迁到南京之后，在北平的留守部分，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谢家荣被任命为所长。
1936年初，在谢家荣等人的倡议下，中文期刊《地质论评》创刊，谢家荣还为期撰写了发刊词，并兼任编辑主任，这本学术期刊主要登载地质学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从这一年开始，谢家荣又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6年，谢家荣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他发表的《中国的成矿时代与成矿区域》一文，明确指出了扬子区与南岭区矿产组合的差异。
1937年，谢家荣所发表的《中国之石油储量》，将中国含油地区划分成陕北、四川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四个区，含油地层为中生代大陆沉积和海相沉积地层。
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毕业生合影
“七七事变”爆发时，谢家荣滞留在北平，日本占领当局企图聘请谢家荣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以装点门面，被谢家荣婉拒，并很快只身逃离了北平，因为继续留在北平，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出任伪职，二是进日本人的监狱。
谢家荣经天津至塘沽，乘坐一艘英国货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入广东到湖南，在湖南江华矿务局担任总经理，期间在湖南、广西一带做了大量锡矿地质勘查和研究工作。
1940年6月，谢家荣辗转来到西南大后方的云南，在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担任处长，后来这个处去掉“西南”二字，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矿产勘查机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谢家荣都在主持工作，对西南地区的煤田地质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勘测工作。
1945年秋，谢家荣率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复员南京，当年年底，谢家荣去台湾调查台湾岛的石油地质状况。
1946年,谢家荣基于自己对煤地质学的研究和对中国地层构造的研究，结合安徽淮南地层“北型南相”的特点，进而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以及安徽凤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南京栖霞山铝锌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大批重要矿床，可以说是中国发现矿床最多的地质学家。
鉴于谢家荣在中国地质勘探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1946年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年会上，谢家荣再一次当选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矿产测勘处全体同仁合影
1948年4月，谢家荣又当选了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而谢家荣在这一年发表的《铀矿浅说》一文，标志着中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为以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8年8月25日，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伦敦召开，谢家荣向大会所提交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的铅锌银矿床，与花岗岩侵入体有关的不同类型矿床。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财经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谢家荣向南京军管会提出了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的 建议并得到了大力支持。
谢家荣被任命为“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校长，学校设矿床、勘探、物探和石油地质四个专业，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学习和培训，聘请学有专长的地质学家授课，准备以一年地质教学，两年实际地质勘探工作的方式，快速培养一批地质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是谢家荣以自己年轻时在地质调查所学习的经历，想出的一个快速培养地质人才的办法，他亲自讲授“矿床学”，到1952年结业时，这所学校培养了116名地质矿产科技人才，成为各地地质界的骨干人才，相当于当时全国地质从业者的三分之一。
全家福（后排右二为谢学锦）
1950年9月，谢家荣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1951年12月，中央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矿产测勘处冲击很大，尽管这时谢家荣已调到北京工作，但矿产测勘处的骨干技术人员，大都是追随谢家荣的留用人员，矛头无疑是指向远在北京的谢家荣，而谢家荣的长子谢学锦就在其中。
1952年8月，地质部从重工业部分离出来，由李四光出任部长，五十年代初期，由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李四光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李四光的举荐之下，谢家荣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为实施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矿产勘查、挖掘的理论依据和工作计划。
1954年，谢家荣被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在全国实施石油普查和勘探进行部署和指导，谢家荣与地质调查所的老同学黄汲清共同主持编写了《普查须知》，这本书是所有参加野外地质调查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1955年，谢家荣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又加入了“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是一个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因纪念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而取名。
1955年至1957年，地质部连续三年召开了全国石油普查会议，谢家荣为会议准备最主要的学术报告，以指导全国石油的普查，其中提出和部署了松辽盆地石油普查项目，为发现大庆油田打下了理论基础。
1956年，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成立，这个机构的前身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谢家荣担任副所长，1957年，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更名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谢家荣依然被任命为副所长，并与孙云铸、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共同拟定了中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总体规划。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开始，年近花甲之年的谢家荣成为中国地质学界最为著名的右派，谢家荣究竟为何被打成右派？没有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和佐证，但是谢家荣为人正直正派，具有强烈的是非感和正义感，这样的性格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阿谀奉承，其右派下场也在所难免。
1959年，当地质勘探工作者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全国欢欣鼓舞，世界地质界为之惊愕，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庆功会上，没有谢家荣的身影，一个被划为敌我矛盾的人，在一个讲政治的社会里是很难立足的，这位被后世誉为玉门油田和大庆油田的发现者，只有蜷缩在北京家中的书房里，依然在他的地质和矿产世界里徜徉，并且像稀有的矿脉一样，被岩石覆盖在地下而不为人知。
1964年，对待右派分子的政治环境有所缓和，谢家荣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矿产研究室主任，66岁的谢家荣开始着手编著《中国矿床学》，中国地质界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毕竟政治代替不了科学，而谢家荣也需要将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留给后世并传承下去。
左起：田奇璚、孙云涛、谢家荣、黄汲清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是首都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曾多次率领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横扫地质部的一切牛鬼蛇神，原本已是死老虎的谢家荣又被造反派揪斗示众，遭遇了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以及戴高帽挂纸牌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
1966年8月13日，谢家荣在其所在单位又一次被集体批斗，当他疲惫地走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就在这个夜晚，谢家荣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
当次日早上妻子吴镜侬发现异常时，谢家荣已经离开了人世，68岁的谢家荣走的是那么的突然，却又是那样的无奈，尤其让人扼腕长叹的是，谢家荣的子女们还不敢说明真相，只能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
因为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即便死了也是不可饶恕，还会连累子孙甚至整个家族，谢家荣的妻子吴镜侬，在其丈夫悲愤离世一个月之后，也以谢家荣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永远陪伴丈夫那颗孤寂的灵魂。
谢家荣的追悼会是在他故去12年之后召开的，但追悼会上依然说他死于心脏病，也许是因为当年的思想解放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当时之所以依然维持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与谢家荣自身的健康有关系，而与他人无关，与其所在单位无关，更与那个时代无关，所有的罪孽都可以一退六二五，无需有人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1988年，在谢家荣诞辰90周年的时候，谢家荣的长子谢学锦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能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谢家荣的老同学黄汲清曾著文称：“在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中，谢家荣这个名字是非常突出的，他是中外驰名和大众公认的矿床学巨匠……他不但对岩浆矿床和一般沉积矿床做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也有精辟的论述和创见。他的成就既表现在理论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也就是找矿勘探方面。不少重要矿产或者是由他亲自指挥的队伍，或者是根据他的理论指导进行野外工作而发现的。”
左起：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相信中国的历史会对谢家荣先生做出公允公正的评价，这一天也许不会等待的太久了吧，因为真相不会被永远地埋没，以权势竖起的丰碑总有一天会暗淡无光的，而金子却总是要发出闪烁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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