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向来就牵动着所有人最敏感的神经，几天前，北京市教委下发了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瞬间火遍全网。
不怪群众围观，主要是这一次改革方案的步伐实在迈得有点大，原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综合评价录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院校范围。”
打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点。这几年，各地高考改革陆续把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纳入了高招的参考体系里，但把高考成绩挤占到最低百分之六十，让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提升到总成绩的四成，还是令人惊掉了下巴。
一看大家反响这么强烈，教委的相关人员又出来发表谈话安抚大众说，“综合素质评价录取试点，是未来的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也就是说，未来会选择很少的学校，拿出少量计划来进行试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还是要走统一高考录取这一渠道。”
看似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种解释完全是鸡同鸭讲。
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
是如果弹性空间小的高考成绩比例下降，而弹性大的那些测试比例增加，会助长走后门之风，增加暗箱操作的可能。
教委回复的意思却是，“别担心，我们还没打算这么干呢，只想试试大家的反应……”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浪费我们的感情吗？
但即使是搞小范围试点，也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比如：
以什么标准来选择试点样本？谁更应该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如何保证这个计划能够公开公正公平？怎样防止暗箱操作？怎么控制不同考核方式的权重？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明。
在目前的中国，高考已经不仅是个人的大事，已经变成的全家的大事，社会的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一点小失误，落在每个学子身上，可能就是一生的命运被逆转，不能不慎重。
作为一个资深的历史爱好者，我太清楚所谓“综合考核”这样的捷径，最后很容易演变成面向少数人的后门——我们的前辈早就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试验，结果却是悲惨的失败。
以前我们曾经聊过科举制度的故事，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高考，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当然科举制度诞生至今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好像中国近代落后都是因为科举。死了的科举自然没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也得明白，考试制度的诞生，是因为不考试只会比考试更不公平的多。
也许大家难以想象，隋唐以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没有考试制度。谁能当官谁不能当官，两汉的时候靠察举，魏晋的时候靠九品中正制。
这两种制度在学术上当然有比较严格的划分，但如果稍微粗略的看，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种东西，主要的差异都在细节操作上。
简单来讲，这种制度就是中央安排官员到各地去寻找人才，这些人才要先经过民间舆论的一次筛选，然后再由选拔的官员进行二次甄别，最后推荐到中央进行最终审核，授予不同的官职。
除此之外，中央也可以不经过筛选直接从地方征召某“大贤”或“名士”，这叫“征辟”。
如果您有名到袁绍或者谢安那种层次，那大可躺在家里等着朝廷来找您，否则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这种方式只能是补充，社会上主要运行的还是察举和九品中正两个制度。
如果用当时的人来描述这两个制度，绝对会不吝溢美之词，就像现在推出来的这个的北京高考改革一样。
你看，它一方面考虑到了最熟悉当事人的民间乡里群体的评价，具有非凡的参考价值（相当于“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另一方面又由官员对其才能和品行进行直接考核（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最后还要送到中央进行最终考核（相当于“面试成绩”），一切都和北京市的这次高考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又科学、又合理，实在是高明之极。
可惜，这个制度实行了几百年，差点儿把中国社会的活力彻底耗尽。
先看看两汉吧，公平地说，西汉早期的几十年里这个制度还是起到过正面作用的。那个时候，春秋战国的宗族力量还很强大，民间评价还是算数的，官员在其中上下其手的空间非常有限。
只是随着皇权社会的快速发展，宗族势力迅速消亡（例如汉武帝颁发的《迁茂陵令》，强制把拥有一定财富的大家族都迁徙到一起集中管理），这种制约瞬间消失，腐败开始恶性膨胀。
毕竟，选谁不选谁，只在官员的一念之间。这么大的利益面前不捞一把，简直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到东汉时，一首社会歌谣对这帮推举上来的货色作了尖锐的鞭挞：“选上来的秀才啊，连大字都不认一筐；孝顺廉洁的人才父亲还在外面流浪。清白的人其实比泥还要脏，上了战场抖的就像筛糠。”（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的情况比东汉还要恶劣。
魏晋时代，负责地方选拔的官员大致上一个州（也就是一个省）有一个总管（叫大中正），一个郡（也就是一个市）有一个分管（叫小中正），权限比两汉时代要大出许多，腐败的空间自然更大。
更要命的是，中正在许多时候由一个大家族世袭，这就能够确保一个家族往往能垄断一个地区的职务，魏晋时许多著名的大家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发家都与家族有人任中正职务有关。
一个人总会优先选拔自己熟悉的同事亲戚朋友，这是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人之常情。但这种人情一旦制度化，就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凝固。
举一个小例子，在大门阀家族已经走下坡路的南朝，有一个寒门出身的皇帝宠臣向齐武帝请求要一个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让他去找管人事的一位王氏贵族商量。
谁知到了王家，吃了个大瘪不说，想着回来找齐武帝哭诉的时候，齐武帝却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士大夫的事情，就连朕也是管不了的啊！”
皇帝宠臣受辱如此，平民遭遇如何自然不用赘述。
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到两汉到魏晋这种制度的可怕弊端，从而进行了弥补和替代。
而两汉魏晋的失败，也在于采用了先进的“综合素质评价”选拔方式，却没有相应的制约腐败的保障措施，从而造成了人才选拔的渠道被贵族垄断，窒息了社会活力、堵塞了普通人的上升渠道，成为滋生教育乃至社会腐败、孕育社会不稳定的温床。
现在我们对于高考改革的担心也是一样。
不是说“综合素质评价”就一定不好（察举制刚刚产生的时候也很是不错），但这种大幅度提升综合素质评价占比的做法，赋予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太大的自主裁量权，可能再次滋生曾经泛滥的暗箱操作，为特权阶层提供方便之门。
作为一名两年前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大学生，虽然我也曾经暗自抱怨过高考的种种弊端，但与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相比，我更相信成绩对于我们每个学生来说，是目前看来最为公平的衡量方式。
毕竟，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在没有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好心往往会走向反面，妙招最后总会变成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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