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版權歸《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所有，轉載時請註明出處。
張慧卿：歷史學博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
南京大屠殺後，日軍暴行所導致的社會與經濟環境惡化等系列惡果持續發酵，使南京民眾陷入無盡的困苦之中。本文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伯克圖書館特藏南京鼓樓醫院院長霍頓·丹尼爾斯夫婦南京大屠殺後的書信及文獻資料，重點考察後大屠殺時期南京市民的生活實態，以及大屠殺期間產生的PTSD症候在日偽當局恐怖統治下難以癒合的情形。儘管後大屠殺時期南京市民在絕望中掙扎，但仍堅韌不屈地生存下去。這種頑強的生存意志本身就是對日偽統治的不屈抗爭。
關鍵詞
後大屠殺時期 日偽統治
南京市民 社會生活
導言
南京大屠殺給南京乃至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和嚴重的心理創傷，至今仍是影響中日兩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歷史問題之一。近年來，隨著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部分學者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後大屠殺時期，以探究南京大屠殺對南京的社會影響。所謂“後大屠殺時期”，即從日軍大規模暴行開始減弱的1938年1月下旬起，至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前止，這是南京大屠殺影響最為直接、最為廣泛的時期，也是日軍當局確立常態化殖民統治的時期。這一時期，大屠殺導致的社會惡果凸顯並持續發酵。日軍當局為穩定社會秩序，對南京實施嚴密的社會控制與經濟統制，城市社會環境極為惡劣。南京市民雖然結束跑反，返回家園，試圖恢復以往的正常生活，大屠殺造成的極度恐懼也稍許緩解，但他們既要面對物價飛漲、生計無著、生活赤貧化的困境，還要忍受日軍暴行對其心靈的摧殘，心理創傷無法撫平，社會問題也隨之孳生。
1919年9月即開始工作生活在南京的美籍傳教士、金陵大學附屬醫院（即南京鼓樓醫院）院長霍頓·丹尼爾斯（John Horton Daniels，中文名談和敦，以下簡稱霍頓）與夫人海倫·丹尼爾斯(HelenDaniels，以下簡稱海倫)，於南京大屠殺後相繼返回南京，霍頓全面主持鼓樓醫院的工作，直到珍珠港事件後他被日軍捕押至馬尼拉集中營。在此期間，霍頓夫婦給美國教會及家人的書信及保留的文獻資料，為後人深入研究後大屠殺時期的南京社會提供了重要史料。這批特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伯克圖書館的霍頓夫婦檔案文獻，不僅反映了日軍暴行給南京社會環境帶來的嚴重破壞及惡果，也反映了南京市民在大屠殺陰影中絕望掙扎、頑強生存的生活實態，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檔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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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屠殺時期南京的社會環境
大屠殺後，為“重建”南京社會秩序，日軍當局先後扶植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和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後改組為偽南京特別市政府），推行嚴酷的社會控制及經濟統制政策，同時日軍暴行導致的經濟衰退及城市環境惡化等社會惡果也持續發酵，南京籠罩在大屠殺造成的恐怖陰影中。
日偽當局通過日軍特務機關、警察、保甲制度等，採取發放“安居證”、“通行證”、“市民證”等形式，在南京城鄉建立起嚴密的社會控制系統，將市民置身於日偽嚴密監控之下。南京淪陷不久，日偽當局就向難民發放“安居證”，並以“肅清殘敵”為由搜捕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無辜平民，脅迫難民離開安全區返回原住所，初步實現對市民的控制。此後，日偽當局不斷強化戶政管理和保甲制度，加強對市民的控制。1938年8月，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以市內“奸宄溷跡”為藉口，進行全市戶口總調查。根據調查，截至1938年12月，全市共有473411人，其中城區為294755人。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還編制戶籍門牌、實行保甲制度，城內五區共設67坊、701保、6885甲。日偽當局要求各甲長“臨時查報本保甲內戶口異動”並“互相勸勉監視”。1939年3月，偽南京特別市政府公佈“市民證”發放辦法，“各區曉諭人民一體遵照”，規定“除六歲以下無需領證，十二歲以下無需粘貼照片外，凡屬住居本市人均需照章領證”。為嚴密控制民眾，日偽當局推行5戶聯保連坐，互相監視，不具結或不互相監督者將吊銷或扣發“市民證”，重者送警察機關治罪；市民出入城門、投宿旅舍或戶口檢查時，必須隨身攜帶並出示“市民證”，接受檢查。日偽當局還在南京8個城門和下關火車站、中華門火車站、江邊輪埠碼頭等地派駐士兵和警察，檢查出入者的“通行證”和“防疫證明”。
大屠殺期間，日軍以劫掠、強佔、拆除、縱火等多種方式摧毀南京經濟，工廠、主要商業街區及商店大多被毀，“工廠高聳的煙囪裡不再冒煙，僅從城外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座飽受蹂躪、居住著窮人的廢棄之城。”作為消費型城市，南京城內生活物資有賴於周邊地區供應，因周邊村莊遭日軍焚燬、劫掠，已無法正常向南京市內供應物資，城內物資極度匱乏。日軍當局為實現“以戰養戰”的目的，實施物資與金融統制政策，加速了城區經濟衰退。在物資統制方面，1938年，為“穩定”南京社會秩序，日軍尚未實行嚴酷的物資統制政策，並指示偽政權到外地採購米、麵粉、鹽、煤等。然而從1939年開始，日軍當局基本切斷了未佔領區物資流入的渠道，完全壟斷了南京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其中糧食統制最為嚴酷，“其統制目的，一面為日軍保持低廉之軍糧，一面則故意為日本在華商行圖利之機會，於是中國人民遂受負擔軍糧及日商盤剝之雙重痛苦，京滬一帶糧價日漲，而日商之囤積居奇尤日甚一日。”在金融統制方面，日軍當局強制推行日本軍票和日元，而美元的流通、兌換和使用則受到限制。1939年11月，南京聯合教會報告，美元、銀幣、雙角銀幣和銅幣的兌換出現了困難，“即使一美元甚至更小面值的貨幣也難以獲得。”
南京淪陷後，城內水電供應一度中斷，“全市大街小巷房屋焚燬之餘燼，即殘餘木料、瓦屑、磚碎、破牆灰土、廢壞鋼鐵，以及折斷電杆、電線等物，七倒八斜，零零落落，途為之塞”，南京成了一座“死城”，環境極其惡劣。到1938年11月，海倫目睹的南京城仍是一片廢墟，主城區四處斷壁殘垣，“珠江路到小河西邊的街角全部被毀”，從標準石油公司一直到首都劇院，“所有的建築都被毀壞”，“從內橋到南門沿途的狀況很糟糕，所有的大型商店和高樓都變成一片廢墟。很多沿街的門面上還殘留著高懸的金鳳凰、獨角獸、老虎或福祿壽神像，但內部全都被毀壞了，四處散落著碎磚、水泥和扭曲的鋼筋。”此外，老鼠大量出沒於被破壞的老舊房子裡，給市民的健康帶來極大威脅，大屠殺對南京城市環境的破壞可見一斑。
2
南京市民的生活實態
由於日偽當局對南京的控制，市民均在嚴密監控之下，日軍當局嚴格限制出入南京的“通行證”發放，即使西方人士進入南京也至少要等待兩星期以上，如霍頓等了三個星期，海倫等了兩星期，葉慈醫生夫婦則足足等了兩個月。無論中外人士，即使獲准進入南京，進城時還需經過嚴密盤查，不僅“通行證”、行李屢遭檢查，甚至遭到毆打。海倫在南京火車站親眼目睹了一個粗暴的日本兵不停地抽打靠近他的人，“當有人推搡或被掌摑倒地時，後面的人就像保齡球或多米諾骨牌一樣全都倒下。”更有甚者，“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藉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人的影子！”到1938年9月，“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很害怕進入被佔區。”出於安全考慮，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附近不少居民直到1938年11月仍堅持白天到自己的小菜園幹活，晚上回到難民區居住。在南京的外國人也遭到日本士兵的毆打或威脅。1938年6月15日，剛從上海回到南京的金陵大學化學系美籍教授湯姆森在街上被日本哨兵攔下並無故被打耳光。湯姆森事件發生後，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阿利森多次與日方交涉，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日軍當局仍偏袒哨兵．認為湯姆森的報告“誇大而毫無根據”，應給予“適當的規勸”，並表示“如果這樣侮辱日本士兵的事件將來繼續發生，日軍當局將保留採取適當措施的權利。”
南京經濟的整體性衰退將人們的生活推入赤貧化深淵，城內各業蕭條，就業率極低。以戰前南京發達的緞業為例，因戰火破壞，緞機損毀大半，700餘家機房無法織緞，“三萬餘工人均遭失業”，“緞業損失約達二千萬元。”
為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南京陸續出現新的商品交易市場，且以買賣二手貨物為主。1938年11月，水西門道路兩旁、上海路到漢中路再向東到新街口一帶、升州路、夫子廟等地出現新的商品市場，升州路倖存下來的小商店“使這條街道成為整座城市最興旺的商業中心”。此類商業活動雖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但城內物資匱乏的問題依然嚴峻。1938年12月霍頓在信中告訴女兒，城裡的商店差不多都沒了，街邊小店出售的物美價廉的東西大多是“贓物”，“這是這些可憐的人唯一的生財之道。”到1939年4月，南京仍然是“苦力的城市”，街上“看不到一打以上服裝整潔的中國人，到處所見的都是苦力，至多是一些零售商人”。1939年6月，教會統計表明，“南京城市人均月收入是3.96美元，工薪人員平均日工資是49美分，一個家庭平均4.2個人，其月平均收入為14美元。”1939年11月，南京市民的收入仍達不到淪陷前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不及四分之一。與此同時，由於日軍全面壟斷糧油、食鹽、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及價格，大米、燃料等緊缺物資的價格隨著日軍控制程度的加強一路飛漲，詳見下表。
1938年10月至1940年2月南京大米、燃料價格表 單位：美元
年份 | 大米（每擔約等於170磅） | 燃料（每噸） |
1938年10月 | 7 | 60 |
1939年春 | 12-14 | |
1939年6月 | 18-19 | |
1939年9月 | 72 | |
1939年11月 | 13（中等偏低級） | |
1940年2月 | 28（質量極差） | 100 |
生計無著、物價飛漲，以及日軍暴行造成的“不完全型家庭”和“無家型家庭”大量存在，市民生活普遍困頓。由於米價昂貴，許多窮人不得不以胡蘿蔔纓子充飢，市民“窮得只能購買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主要是本地生產的糧食”，街上行人“大多數都是眼睛凹下去，面色是青白的，身體瘦得像一根柴。”1938年10月，大部分市民“依靠國際救濟委員會和市政府的救濟生活”。1939年，越來越多的市民赤貧化，僅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登記在冊接受救濟的無勞動力家庭就達1.3萬餘戶。當年6月，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就為10萬人提供了救濟。1940年以後，南京街頭仍然到處是飢寒交迫的面孔，越來越多曾經有身份、穿著得體的人流落街頭，（僅1940年1月2日至10日短短9天，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就接收了20634份救濟申請。
南京市民普遍赤貧的狀況還可以從鼓樓醫院的就診病人看出端倪。1938年12月，鼓樓醫院住院率雖然很高，但連三等病房的費用都沒幾個人能承受得起，正如霍頓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一個患者要求住一個三等單間，她可能是唯一的幾個能付全款的人，一天80分，換算成我們的貨幣就是0.1885美元。”霍頓原希望美國教會的醫療資助持續到平民的經濟情況恢復到以前的一半時，但隨著經濟持續惡化，平民收入日益減少，“他們在戰爭前都能承受起治病的費用，但現在不行了。”
由於日軍在大屠殺期間大量燒燬房屋，“安民”之後又任意沒收土地並侵佔民房，許多市民流離失所。據不完全統計，僅南京下關地區，從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0月，被日軍拆毀的各類房屋即達20540間。1938年12月，南京第四區“散住難民無家可歸者，合為四百九十一戶、一千九百十一人。”1939年9月，海倫在信中告訴家人：“每天都有人從自己家裡被驅逐出去，我們的工人們不斷來懇求我們出面干涉或允許他們住下，可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們周圍的房子都被佔領了，內部都被改造成了典型的住宅”，“我們的中國朋友們被驅逐出自己的家，無處安身。”
失去房屋、工具、牲畜甚至種子的農民“用遺傳下來的勤勞性克服一切困難”，頑強地耕種並得到應有的收穫。這種即便身處絕境，仍頑強生存的南京人民，被海倫和魏特琳敏銳地發現並記錄了下來。海倫在信中感嘆：“聽著牆外池塘邊洗衣的‘梆梆’聲、竹枝洗刷馬桶的刮擦聲、小販的叫賣聲，以及夾雜著的鵝叫、鳥鳴、飛機的轟鳴聲”，以為又回到戰前南京快速發展、人們生活充滿希望的年代，“他們努力生活，儘管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對著這個獨裁、惡毒、自私的，想把他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榨乾，然後棄於渣燼的政府……那些辛勤勞動的工人和在菜地裡勞作的農民才是最值得讚美的。”（魏特琳在1939年1月2日的日記中也由衷地讚歎：“到處可以看到可憐的人們試圖開始新的生活：在被搶劫一空並被焚燒的舊商店的廢墟上建起了較小的店鋪，有些非常小；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們，不屈的農民又像過去那樣吆喝叫賣著自己的產品了。”
儘管南京市民在惡劣的環境中面臨飢餓和日軍的暴行，其生活的困苦更甚於大後方的民眾，但他們仍堅韌不屈，在困境中求生存，在絕望中求希望，充分體現出中國人堅韌頑強的性格。
3
南京市民的創傷心理
日軍暴行使南京民眾長期置身於恐懼與死亡的精神壓力下，許多人心理遭受了嚴重創傷，這是南京大屠殺最為嚴重的社會惡果之一。有學者認為：“日軍在攻打南京和佔領南京之初實施的是一種威懾戰，試圖從心理上徹底擊垮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線，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懼感，使市民失去心理平衡，望而生畏，從而喪失反抗意志。”另有學者認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製造的極度恐怖環境，使“創傷後應激障礙”(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成為大屠殺受害者的一種“常態”。後大屠殺時期，日偽當局繼續營造極為恐怖的生存環境加重了民眾的心理創傷。市民在遭遇日軍盤查時，“心中的不安寧，比桃花源裡的人見了漁人當然還要加上十倍”，“大家臉上都蒙上了一層憂鬱”，“國亡以後，想要在敵人鐵蹄下偷生，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像我們這個小桃源的樣子，便叫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火車站慘遭毒打時，他們“踉蹌著跌倒在水泥地上，自然是一言不發，也不還手，其面部表情令人同情”。人們上街時多心懷惴恐，“自己的生命，各人都知道已毫無保障，會毫無理由的被幾隻野獸弄死了，這哪能不懷著恐懼呢！”恐怖壓抑的氣氛甚至感染了海倫，她內心充滿悲傷，不時流露出失望和沮喪的情緒。她在信中告訴家人，生活“既缺乏活力和希望，還得日復一日地掙扎在世俗之中，眼前看不到一絲光明”，“未來的幾個月（我不敢說幾年，雖然我心裡是這麼感覺的），似乎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心理創傷給南京民眾帶來深深的痛苦，部分遭受心理折磨和打擊的南京市民或信奉宗教，或沉溺毒品，從而孳生出許多社會問題。
部分飽受心靈創傷的人有感於南京大屠殺期間西方傳教士對南京人民的無私救助，一改對西方人及基督教的認識，開始接觸甚至信奉基督教，試圖通過宗教來撫慰心靈的創傷。一時間，南京教堂裡擠滿了人，參加教會活動或受洗入教的人數日漸上升。1938年6月，南京新入教的基督徒已超過原有基督徒人數，其身份也與以往大為不同，“差別便是離去者都為知識階級和擁有資產或小康的人們，而那些剩下者，大都是貧苦者。”1938年10月，南京市民參加教會活動的人越來越多，其中聖公會約340人，另有小學生180人；中華基督教會約500人，明德小學有學生300多人，明德補習學校也有女生50人；基督會200多人；美以美會每次活動人數均在300人以上，其他教會的人數也在百人以上。1939年的復活節，受洗及參加宗教活動者甚眾，其中韋斯利教堂34人受洗，南門基督教堂35人受洗，鼓樓教堂26人受洗，清教徒教堂舉行的聯合祈禱儀式有800人參加。有感於此，海倫等西方傳教士也藉機佈道，認為教會“是整個城市唯一穩定的力量，能提供人們一點宣洩情感的出口、一些希望以及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以“增強他們的毅力和勇氣”。
然而，也有部分市民受日偽當局蠱惑，為麻痺精神、緩解心理創傷而沉溺於毒品，進而引發搶劫、偷盜等社會問題。為獲得鉅額利潤，日偽當局厲行毒化政策，憑藉武力輸入大批海洛因、鴉片、嗎啡，放任甚至鼓勵市民販賣吸食，導致南京城內鴉片、毒品氾濫。土膏店或煙館等滿街張貼廣告，大肆宣傳毒品是滋補身體的“良藥”，甚至用“我們的產品給你力量”等令人作嘔的廣告詞迷惑民眾。部分飽受心靈創傷的市民為此受騙上當，開始吸食毒品，以“緩解”精神壓力，“全城40萬人中，有14萬人是鴉片成癮者”，不少青年男女及兒童也深陷毒品泥潭，成為癮君子。毒品造成社會秩序的紊亂，犯罪率急劇攀升，盜竊搶劫等劣行屢見不鮮。1938年至1939年間，據警方報告，南京全市有4萬個“竊賊”，“他們做這種行為的基本原因，就是使用海洛英的結果……往往在同家庭裡面，做竊賊的人，就是家庭中間吸食的人。”海倫在信中也告訴家人，由於吸毒者甚多，南京已成為“一片偷竊的沃土”。後大屠殺時期，南京社會問題的滋生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日軍暴行導致的惡果。
由於日軍大屠殺及其“宣撫安民”後的殘暴統治和無情掠奪，南京市民的生活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被迫承受大屠殺導致的種種社會惡果，其心理創傷恐怕永遠難以癒合。令人感嘆的是，後大屠殺時期，儘管南京市民身處極端恐怖的社會環境，徘徊於希望與絕望之間，仍以頑強的生命力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勇敢地生存下去，這種頑強的生存意志，本身就是對日偽統治的不屈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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