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這多災多難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遊勇，後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束手就擒。 媒體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災荒的披露，打破了蔣介石的全盤佈局，他對三千萬子民生命的漠視，最終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看來，這是他人生中的轉折之年，也是“所有記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蔣介石忠實的擁躉，稱其為“團結的象徵，人民的偶像”，他認為“中國想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在極權統治下再堅持一段時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會”，併為此不遺餘力地高調讚揚中國軍隊，呼籲美國對華援助；此後，他對蔣介石的評價變為：“這/畜/生……犧牲了無數箇中國生命，我為此痛惜不已。” 這一年，心靈遭受重擊，導致巨大轉變的絕不止自修德一個人。這一切源於此年二月重慶《大公報》刊載的一篇報道。回憶起這篇報道，晚年自修德說：“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們在重慶得知，河南的農民正在瀕臨死亡。” “飢餓的河南” 1942 年冬，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24歲的天津小夥張高峰，剛從武漢大學政治系畢業，就被《大公報》派往河南擔任戰地記者。從陝西入河南時，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到了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躍人張高峰眼簾的是更加悲慘的景象，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幹掛圖”，這些蒼老的乞丐“一個個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的餓斃街頭”。 離開洛陽繼續南行，“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餓殍”。 在葉縣，他看到當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樹皮、一種毒性很強的野草“黴花”、甚至是乾柴……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黑，手腳麻痛。物價已經漲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許多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年輕妻子或女兒去做娼妓，而賣一口人，還換不回四鬥糧食……“先生，官傢什麼時候放糧呢?”一個小孩子問張高峰。 “月內就放”，張高峰只能用謊言安慰他。這謊言讓災民們“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說天災帶給張高峰的是無比悲痛，讓他出離憤怒的則是隨處可見的人禍：拿著柳條抽打災民的警察、強逼納糧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蹤的賑災款項、自欺欺人的官方說辭……於是他奮筆疾書，把此行所見所聞寫成一篇6000字的報道，發表於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這篇報道最初的題目叫《飢餓的河南》，張高峰憤怒地指出：“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委員長不相信河南有災”張高峰的報道，題目被謹慎的編輯改為不溫不火的《豫災實錄》，但仍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各界引起強烈反響。次日，社長王芸生親自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矛頭直指當政者。他將逼災民納糧的官員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質問：中央宣稱的賑災款項為何遲遲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無條件徵發一切物資來分配分售”，為何不徵發既得利益集團資產用於救災，卻對災民敲骨吸髓“照納國課”?王芸生還引援了一條政府喉舌中央社發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對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評論到：“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前後一通訊一社評，惹得蔣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不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並遭刑訊。王芸生為此去找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延緩。” 《大公報》被停刊激怒了一向為蔣介石說好話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白修德決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和張高峰一樣，這兩個外國人被河南修羅地獄般的場面震呆了：無窮無盡的難民隊伍，隨時因寒冷、飢餓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尋找一切可以吞嚥的東西來吃的饑民，• 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復了狼性的野狗，肆無忌憚地吞噬著死屍……最觸目驚心的，母親將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親將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完換得最後一頓飽飯吃，然後全家自殺…… “沒有人真正瞭解河南大災的嚴重程度。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和張高峰一樣，白修德出離憤怒；這個政府非但不作為，而且變本加厲盤剝災民。軍隊徵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倉庫裡堆滿了吃空額剩餘的糧食，軍官們便通過黑市倒賣這些糧食中飽私囊。教會和清廉的官員，卻要花高價從黑市上買來糧食用於賑災。當1942年秋收稅糧徵齊之後，政府才偽善地宣佈免除河南1943年徵稅。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報道《等待收成》刊發在美國《時代》週刊。 災難背後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也帶給蔣介石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此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巡迴作秀、討要貸款最關鍵的時刻，這篇文章不啻一顆重磅炸彈，極有可能打碎蔣氏夫婦全盤計劃。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見蔣介石。在他看來，蔣介石是被手下的層層官員矇蔽了。後來，他見到了蔣介石，但蔣介石“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他告訴蔣介石災民紛紛餓死的慘狀，官員們徵稅和敲詐勒索的醜行。蔣介石一開始對此矢口否認，但當白修德拿出大量現場照片後，“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蔣介石問了照片的來歷，又詢問了很多官員的名字，還拿本子和毛筆記了下來，表現出要整頓這件事的決心。20分鐘後，白修德被送出了總統官邸。但之後發生的事，讓他徹底看透了蔣介石。“的確有人受到處分彈劾甚至掉腦袋了”，比如洛陽電報局那個將白修德的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蔣介石真的不知道災區的事嗎?張仲魯，這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時任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老人，在數年之後道出了實情。 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於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宣佈：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並沒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在張仲魯看來， 他們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繳軍糧，至於救災，不過是“粉飾門面，欺騙百姓”。 就在蔣介石宣佈減低河南軍糧配額後不久，糧食部長徐堪卻把250萬石改為了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窮苦無告的農民!張仲魯回憶說：“超額完成徵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鬱文，卻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抗戰爆發以後，幾十萬軍隊駐紮在河南，軍糧、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糧均列全國之首。異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頭，農民交完賦稅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遑論1942年全省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完全絕收!。 在蔣介石看來，河南是中日軍隊角逐的主要戰場，而非相對穩定的大後方，他隨時準備放棄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讓糧食資敵”的口號，一面將河南農民搜刮殆盡，一面隨時準備拋棄這三千萬子民。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他才會在1938 年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而這件事情，也是導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大公報》的停刊，張高峰的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媒體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災荒的披露，打破了蔣介石的全盤佈局，他對三千萬子民生命的漠視，最終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看來，這是他人生中的轉折之年，也是“所有記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蔣介石忠實的擁躉，稱其為“團結的象徵，人民的偶像”，他認為“中國想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在極權統治下再堅持一段時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會”，併為此不遺餘力地高調讚揚中國軍隊，呼籲美國對華援助；此後，他對蔣介石的評價變為：“這/畜/生……犧牲了無數箇中國生命，我為此痛惜不已。” 這一年，心靈遭受重擊，導致巨大轉變的絕不止白修德一個人。這一切源於此年二月重慶《大公報》刊載的一篇報道。回憶起這篇報道，晚年白修德說：“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們在重慶得知，河南的農民正在瀕臨死亡。” 民心的反噬 《大公報》和《時代》對於河南災情的披露，讓蔣介石陷入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為堵人非議，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災區視察。 根據張仲魯回憶，此二人來到河南，先召開一個小會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災、軍糧是兩件事情，災要救，但不能為救災減免軍糧；另一方面，不應對災荒誇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混亂國際試聽……總之就是賦稅一個子都不能少，輿論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張告誡河南官場：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實事求是”。 “二張回去後，把縮小了的情形報告蔣介石後，蔣介石才決定撥給河南法幣1.2億的救災貸款”。即使是這點杯水車薪的錢，也被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和省銀行行長李漢珍扣下用來做投機倒把買賣，一直拖到1943年麥快熟時才買了一批發黴的麥子發給災民，而截至彼時，河南至少已經餓死了三百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時的河南官方統計為：1602人。 “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從河南迴到重慶的白修德，看著重慶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內心湧起無限悲哀：“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後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後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歷史性一幕”發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後，孤注一擲在中國發動空前規模的“一號作戰”，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5萬餘人的兵力，打垮了40萬人的國軍，豫中30多個縣城被日軍佔領。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遊勇，後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束手就擒。 “中原王”湯恩伯惱羞成怒，這位河南民眾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湯)之一，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罵河南人都是賣國賊。其實何止一個河南，其他地方這樣的事情也不新鮮。《劍橋中國史》還記載：“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守衛洛陽的第四集團軍卻受到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其總司令孫蔚如回憶說：“在陣地十八日之激戰中，輸送軍食、傷兵，皆人民自動為之。”原因很簡單，大災之中，這支軍隊曾在駐地汜水縣節省軍糧大力救災，在民間廣為傳頌。 日軍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麵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為什麼不分出一些來賑災呢？早在白修德還在河南時，他便提出了這個疑問。一個官員告訴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佔領這些土地。” 這恐怕也是蔣介石的心聲，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災區拿出軍糧賑起了災，這也導致了河南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唾棄。對此，白修德說：“他們是創造了世界上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後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薰陶和成長。這種文化把社會秩序看得高於一切，如果他們不能從自己這裡獲得秩序，就會接受不論什麼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被迫像他們一年後所做的那樣，站在日本人一邊並且幫助日本人對付他們自己的中國軍隊。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 據統計：抗戰期間，河南連年災荒，比較有名的就有38年國軍炸開花園口導致流毒至今的黃泛區（直接死亡89萬，間接死亡超過200萬，數十個縣的土地荒廢）、40年餓死超過百萬人的大饑荒，42-43年直接餓死超過300萬人的大饑荒，而同期國軍不但沒有任何撫卹行為，反而在河南大肆橫徵暴斂，其中僅田賦一項就預徵至民國92年即2003年，導致河南民怨沸騰，同期連日軍都在其佔領區進行了象徵性的賑災，而國軍除了徵繳外沒有任何行為。44年國軍豫湘桂大潰敗後，河南各地民眾武裝蜂起，僅僅被各地民眾武裝繳械俘虜後移交日軍的國軍就超過五萬人，但這不能說明河南人不愛國，事實上，在共軍跟隨日軍進入河南後，河南各地武裝很快就被共軍組織起來投入抗日。 歷史是一面多稜鏡，歪曲它的最好辦法便是隻講一面。改革開放前有些讀物講到抗戰時的國民黨當局，只講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潰千里，這就不能解釋為何堅持了8年抗戰。改革開放後通過思想解放廣開言路，有人又只談正面戰場戰果如何輝煌，這也不能解釋為何國民黨當局屢戰屢敗。 提到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表現，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實行的“不抵抗”政策。這種政府下令“不抵抗”丟失8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3000萬同胞的行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行為。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後割地，畢竟還是抵抗後敗而失地。 面對日軍突襲東北，南京政府卻不敢抵抗而撤軍棄地，這不僅引來全國民眾的怒罵，還引來國民黨內一些實權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幟下發動“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以示強烈反對。 為掩飾“九一八”時棄地的屈辱，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直至逃臺後都聲稱那時軍力“未準備好”，只有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才有力量抵抗，近來一些網站上也發文重新鼓吹這種無恥的賣國謬論。 且不說缺乏準備根本不能成為將國土拱手讓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間中日兩國實力的消長對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結果造成日本實力大增，中國的國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輕易侵佔富庶的中國東北後，其國內經濟危機馬上得到化解，工業產值在5年內增長了一倍。 此間中國內地經濟力量雖有增強，卻也遠低不上不戰而失的工業區東三省的損失，那些為“不抵抗”政策辯解的言論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站不住腳。 近些年有人在網上和某些刊物上發文，要“公正評價國民黨抗戰史”，並片面引用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和到臺灣後的觀點和吹噓史料作為根據。 例如許多網站還根據臺灣戰史所列的名錄，登載抗戰時死亡的將級軍宮，數目超過200人，並想以此來表功。客觀看待歷史的人們，當然承認國民黨軍有眾多高級軍官犧牲的事實。不過若認真考證，臺灣戰史的這一數字卻包括了陣亡後追贈軍銜者，還有當時在國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陣亡於對日作戰的在任將官在110人左右（因個別人死因還難判定）。 不過，當年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抗戰時投降日軍並充當偽軍頭目的國民黨將級軍官，至1943年時即達58人之多，在他們率領下成建制投敵的軍隊也達50萬，這成為日本佔領區偽軍的主要來源。 追隨副總裁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人。以此構成了南京偽“國民政府”的基礎。那些講“公正”的人卻對這些鐵的史實避而不談，其“公正”、“全面”又在哪裡？ 如果以抗戰意志的堅定性來對照，更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投降日軍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 在作戰中確存在單個被俘的八路軍、新四軍幹部、戰士在日軍威逼下投降當漢奸的事例，卻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中共領導的部隊。哪個黨、哪支軍隊的抗戰意志堅決，這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至於有人對比國共雙方在抗戰中傷亡數目，看到國民黨軍共傷亡322萬人而中共部隊共傷亡60萬人，便以此吹噓前者，從軍事知識上看也屬強詞奪理。哪一方傷亡多並不等於作戰貢獻大，在某些情況還只能說明指揮笨拙，何況抗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數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領導的部隊多30倍，在後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國民黨軍在抗戰中的損失，開小差和內部折磨減員者還遠遠大於作戰。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鍾麟在國民政府紀念週上報告，抗戰7年來前後徵壯丁共1100萬人（其中會有重複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及500萬人，其餘都逃亡或病故。 這裡所說“病故”實際多指壯丁被抓捕捆綁時虐待致死，至於多數壯丁的損失還是開小差。國民黨軍隊形成一個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惡性循環（遠征印緬的軍隊無法開小差除外），這在二戰時期的各國軍隊中是罕見的，恰是其政治軍事腐敗的突出表現。 吹噓戰果到無人相信的地步 國民黨軍當年在戰爭中敗多勝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瞞下盛行，戰果吹噓經常達到無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戰中宣佈的“殲匪”戰果累計，便超過解放區人口總和，抗戰時的戰報也因虛假充斥而為國際史學界輕視，一般都不屑引用。事過幾十年後，現在卻有人把塵封的吹噓品當成“發現的新史料”，在網上一再發帖，以矇騙缺乏歷史知識的新一代人。 以當年國民政府的戰報對照戰場情況．有軍事常識者便可看到其離譜之處。如 1938年6－I0月的武漢保衛戰期間，國民黨軍稱殺傷日軍20萬人，包括在萬家嶺“殲滅日軍第106師團”。 其實日軍進攻武漢的兵力為9個師團25萬人。若真有此損失早就接近全軍覆沒，又怎麼能攻佔武漢？按日方統計，“武漢攻略戰”時傷亡3萬多人，這裡會存在一些隱漏。不過按戰場情形推算，戰鬥傷亡再同因氣候炎熱生病減員相加。日軍總損失不會超過10萬人。 對“萬家嶺大捷”及此戰中團長張靈甫的表現，當年國民黨報刊曾大肆吹噓，近年也有一些網站引用。 其實中國在抗戰期間沒有“殲滅”過任何日軍師團，除了遠征軍在反攻滇西時由美國航空兵支援，在騰衝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團）外，在國內戰場上從未成建制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至多是給某部敵軍以重大殺傷。 1938年10月上旬，日軍第106師團突入萬家嶺時，薛嶽指揮的18個師對其進行包圍，並試圖予以殲滅。激戰半個月後，被圍日軍得到第17師團增援，國民黨軍隨即解圍撤退。這一仗還算是國民黨軍在武漢保衛戰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國民黨軍戰後較準確的統計也只是斃敵3000人，傷敵5000人，俘敵300人。對擁有1.6萬兵員的第106師團而言可算損失半數，按軍語概念也遠算不上“殲滅”。 近年有的網站上一再發出所謂1944年“桂林保衛戰”的所謂“輝煌戰績”：擊斃日軍1.2萬、打傷1.9萬人，其中還“擊斃9個聯隊長”。事實是日軍進攻桂林的部隊為兩個師團全部加一個師團一部共7個聯隊。總兵力不過3萬人，僅3天便攻佔全城。其傷亡輕微。 如果真有斃傷敵軍共3．1萬的戰果，攻城日軍豈不被全部消滅（而且有的聯隊長還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麼又會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軍棄城而逃呢？ 國民黨逃臺後所出版的抗戰史，多少收斂了一些吹噓戰果，但所列戰果仍嚴重不實。如 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週年時，國民黨仍聲稱“國軍”共斃傷日軍276萬人。實際上，經查日軍在戰後的資料統計，在中國戰場上的傷亡共計為133萬人（此外緬甸方面軍對華作戰還傷亡4萬多人），這還是對國共兩軍和民眾游擊隊作戰的總和。 國民黨當局對戰爭統計的嚴重不實，除虛報外還由於當時政權機構無能。其政府對國內人口都從未普查過，聲稱的“四萬萬同胞”只是根據賣鹽數量推算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才知道全國人口己超過6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