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这多灾多难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 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 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 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据统计：抗战期间，河南连年灾荒，比较有名的就有38年国军炸开花园口导致流毒至今的黄泛区（直接死亡89万，间接死亡超过200万，数十个县的土地荒废）、40年饿死超过百万人的大饥荒，42-43年直接饿死超过300万人的大饥荒，而同期国军不但没有任何抚恤行为，反而在河南大肆横征暴敛，其中仅田赋一项就预征至民国92年即2003年，导致河南民怨沸腾，同期连日军都在其占领区进行了象征性的赈灾，而国军除了征缴外没有任何行为。44年国军豫湘桂大溃败后，河南各地民众武装蜂起，仅仅被各地民众武装缴械俘虏后移交日军的国军就超过五万人，但这不能说明河南人不爱国，事实上，在共军跟随日军进入河南后，河南各地武装很快就被共军组织起来投入抗日。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坚持了8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国民党当局屡战屡败。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 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来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 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拱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5年内增长了一倍。 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低不上不战而失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住脚。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 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宫，数目超过200人，并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 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并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这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 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 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2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壮丁被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二战时期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吹嘘战果到无人相信的地步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却有人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的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帖，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可看到其离谱之处。如 1938年6－I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 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9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又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 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在国内战场上从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对其进行包围，并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3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 如果真有毙伤敌军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但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国民党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这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 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的“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己超过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