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咸豐七年，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於上海以前，全國金融事業，為兩個集團所掌握，商業上的術語稱為“幫”，北方是山西幫，南方地寧紹幫，所業雖同，其名則異，大致前者稱為“票號”，後者稱是“錢莊”。
山西幫又分為祁、太，平三幫，祁縣、太谷、平遙，而始創票號者，為平遙人雷履泰。他最初受僱於同縣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定顏料鋪，招牌叫做“日升昌”，其時大約在乾隆末年。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營業日盛，聲譽日起，連四川都知道這塊“金字招牌”，因為雷履泰經常入川採購銅綠等等顏料，信用極好。
四川與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攜帶大批現金，不但麻煩，而且有風險。於是雷履泰創行匯兌法，由日升昌收銀出票，憑票到指走地點的聯號兌取現銀。當然，匯兌要收匯費，名為“匯水”。匯水並無定額，是根據三個因素計算出來的：第一，路途的遠近，遠則貴，近則廉。第二，銀根的鬆緊，大致由小地方匯到大地方來得便宜，由大地方匯到小地方來得貴，因為地方大則銀根松，地方小則銀根緊，如某處缺乏現金，而有待兌的匯票，則此時有客戶交匯，正好濟急，反有倒過來貼補客戶匯費的。
最後是計算銀錠的成色，銀錠的大小，通常分為三種，最大的五十兩，為了便於雙手攜捧，做成兩頭翹起的馬蹄式，即所謂“元寶”，而出於各省藩庫的，稱為“官寶”，其次是中錠，重十兩，有元寶形的，稱為“小元寶”，但通常都做成秤錘式，最小的或三兩，或五兩，通稱“銀錁”。再就是碎銀，輕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稱為“元絲”，底凹上凸，以便疊置。但不管任何形狀、大小，銀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匯時核算扣足。
由於匯兌憑票兌銀，所以叫做“票號”。早先運送現銀的方法，如果不是隨身攜帶，就得交鏢局保送，費用大，麻煩多，走得慢，而且還有風險，萬一被動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鏢局雖然照賠，但總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號一出，請教走鏢英雄好漢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號，多為大商號兼營的副業，到咸豐初年，始有大量專營的票號出現。但票號的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因為江南的錢莊，為保護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號的成例，開辦匯兌業務，一方面力拒票號的侵入。至於票號除匯兌以外，以後亦經營存款及放款，所以票號與錢莊的業務，由於彼此仿效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規模上，錢莊遜於票號而已。
錢莊業多為寧紹幫所經營，而鎮江幫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在同治到光緒初年，全國最大的一家錢莊，規模凌駕票號而上之，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寧紹幫，是為當時金融業中的一個特例。
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什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況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裡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而且為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只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分，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象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裡面是紡綢小褂褲，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貢緞的雙梁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拼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謝謝。不必破費。”
“自有人請客。你看！”他打開手巾包，裡面包有二兩碎銀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盤‘雙車錯’，第二盤‘馬後炮’，第三盤，小卒‘逼宮’，殺得路斷人稀。不然，我還要贏。”
為了盛情難卻，王有齡跟著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吳山，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閒談。
酒到半酣，閒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王有齡，我有句話，老早想問你了。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點‘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貴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齡搖搖頭，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慢慢咬著，雙眼望著遠處，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
“叫我說什麼？”王有齡轉過臉來盯著小胡，彷彿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沒本錢說什麼？”
“做官？”小胡大為詫異，“怎麼做法？你同我一樣，連‘學’都沒有‘進’過，是個白丁。哪裡來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嗎？”
小胡默然。心裡有些看不起王有齡。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富而不貴，美中不足，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象揚州的鹽商，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臺，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則就不算“縉紳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著回話。再有一種，本是官員家的子弟，書也讀得不錯，就是運氣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孫山，年紀大了，家計也艱窘了，總得想個謀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這條路，改行也無從改起，只好賣田賣地，拜託親友，湊一筆去捐個官做。象王有齡這樣，年紀還輕，應該刻苦用功，從正途上去巴結，不此之圖，而況又窮得衣食不周，卻痴心妄想去捐班，豈不是沒出息？
王有齡看出他心裡的意思，有幾杯酒在肚裡，便不似平時那麼沉著了，“小胡！”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過一個‘鹽大使’。”
小胡最機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決非假話，隨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來是王老爺，一直連名帶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齡苦笑道，“說句實話，除非是你，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說了反惹人恥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既然你是鹽大使，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為什麼不給你補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個虛銜，憑一張吏部所發的“執照”，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如果要想補缺，必得到吏部報到，稱為“投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王有齡尚未“投供”，哪裡談得到補缺？
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序，王有齡又說：“我所說的要‘本錢’，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如果境況再寬裕些，我還想‘改捐’。”
“改捐個什麼‘班子’？”
“改捐個知縣。鹽大使正八品，知縣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錢。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呢？”
“鹽大使只管鹽場，出息倒也不錯，不過沒有意思。知縣雖小，一縣的父母官，能殺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
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一掃而空了。“再說，知縣到底是正印官，不比鹽大使，說起來總是佐雜，又是捐班的佐雜，到處做‘磕頭蟲’，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對，對！”小胡不斷點頭，“那麼，這一來，你要多少‘本錢’才夠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噢！”小胡沒有再接口，王有齡也不再提，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胡不見得會有，就有也不見得肯借。
兩人各有心事，吃悶酒無味，天也黑上來了，王有齡推杯告辭，小胡也不留他，只說：“明天下午，我仍舊在這裡等你，你來！”
“有事嗎？”王有齡微感詫異，“何不此刻就說？”
“我有點小事託你，此刻還沒有想停當。還是明天下午再談。你一定要來，我在這裡坐等，不見不散。”
看他如此叮囑，王有齡也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約而至，不見小胡的蹤影。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對王有齡來說，是一種浪費，於是沿著山路一直走了過去。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廟前有耍把戲的，打拳賣膏藥的，擺象棋攤的，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他這裡立一會，那面看一看，到紅日銜山，方始走回原處，依舊不見小胡。
是“不見不散”的死約會。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不等是自己失約，要等，天色已暮，晚飯尚無著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頓一頓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語：明天見著小胡，非說他幾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況，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幾步，聽見後面有人在叫：“王有齡，王有齡！”
轉身一看，正是小胡，手裡拿著手巾包，跑得氣喘吁吁，滿臉是汗。見著了他的面，王有齡的氣消了一半，問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對不起，對不起！”小胡欣慰地笑著，“總算還好，耽遲不耽錯。來，來，坐下來再說。”
王有齡也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默默地跟著他走向一副設在櫥下的座頭，泡了兩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著經過的行人，手裡緊捏住那個手巾包。
“小胡！”王有齡忍不住問了：“你說有事託我，快說吧！”
“你打開來看，不要給人看見。”他低聲地說，把手巾包遞了給王有齡。他避開行人，悄悄啟視，裡面是一疊銀票，還有些碎銀子，約莫有十幾兩。
“怎麼回事？”
“這就是你做官的本錢。”
王有齡愣住了，一下子心裡發酸，眼眶發熱，盡力忍住眼淚，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卻不知怎麼說才好。
“你最好點一點數。其中有一張三百兩的，是京城裡‘大德恆’的票子，認票不認人，你要當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換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號’，一路上通行無阻。”小胡又說：“如果不為換票子，我早就來了。”
這裡王有齡才想出來一句話：“小胡，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心裡說不出的難過，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著覺。”
“唉！”王有齡畢竟忍不住了，兩行熱淚，牽連不斷。
“何必，何必？這不是大丈夫氣概！”
這句話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勵、王有齡收拾涕淚，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絕大的恩惠，卻是對他的名氏、身世，一無所知，豈不荒唐？
於是他微有窘色地問道：“小胡，還沒有請教臺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巖，你呢，你的大號叫什麼？”
“我叫雪軒。”
“雪軒，雪巖！”胡雪巖自己唸了兩遍，撫掌笑道：“好極了，聲音很近，好象一個人。你叫我雪巖，我叫你雪軒。”
“是，是！雪巖，我還要請教你，府上”
這是問他的家世，胡雪巖笑笑不肯多說：“守一點薄產過日了，沒有什麼談頭。雪軒，我問你，你幾時動身？”
“我不敢耽擱。把舍間咯略安排一番，總在三、五日內就動身。如果一切順利，年底就可以回來。雪巖，我一定要走路子，分發到浙江來，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極了。”胡雪巖的“好極了”，已成口頭禪，“後天我們仍舊在這裡會面，我給你餞行。”
“我一定來。”
到了第三天，王有齡午飯剛過，就來赴約。他穿了估衣鋪買的直羅長衫，亮紗馬褂，手裡拿一柄“舒蓮記”有名的“杭扇”，泡著茶等，等到夭黑不見胡雪巖的蹤影，尋亦沒處尋，只好再等。
天氣熱了，城隍山上來品茗納涼的，絡繹不絕。王有齡目迎目送著每一個行人，把脖子都擺得酸了，就是盼不著胡雪巖。
夜深客散，茶店收攤子，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他已經僱好了船，無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竟不能與胡雪巖見一面話別。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為“藩臺”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咸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惇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帳，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起事，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谷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應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僱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象”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徵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徵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瞭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裡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
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這一名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託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為一幫。這就是遊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為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怔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為“受兌”。一面徵糧，一面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分所當為。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乾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厥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徵。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潛”，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就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啟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只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為“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為“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面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好，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鋪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
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裡，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是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咸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復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撥鉅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咸豐二年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覆，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第二天，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漸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他不願意去雲南，經過一番活動，很快地改調浙江。不過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時，已非昔比。
署理巡撫椿壽交卸以後，仍舊幹他的藩司。據說黃宗漢在第一天接見椿壽時，就作了個暗示，椿壽的“紗帽”在他手裡，如果想保全，趕快送四萬兩銀子的“紅包”過去。黃宗漢敢於作此勒索，就因為椿壽在漕運上，已經遲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說話。可以在天災上找理由，有處分，亦屬輕微。否則，耽延了“天瘦正供”，將獲嚴譴。
椿壽沒有理會他，於是黃宗漢想了個極狠毒的手法來“整”人。他認為本年漕糧，啟運太遲，到達通州交倉，糧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這樣便要影響下一年的漕運。就在這個言之成理的說法上來整椿壽。
心裡已有成算，表面絲毫不露，把椿壽請到撫院來談公事，問起清運的情形。
一提到這上面，椿壽自己先就緊張，“回大人的話，”他說，“今年浙江的漕運，無比如何要擔處分了！”
“誰擔處分啊？”黃宗漢故意這樣問。
“自然是司裡。”藩、臬兩司向巡撫回話，照例自稱“司裡”。“這也不擔處分的事。”黃宗漢用這句話先做一個伏筆，卻又立即撇開不談，“貴司倒先說說看，究竟因何遲誤？”“自然是因為天旱水淺，河道幹淤。已經奏報過的。”“天旱是五月以後的事。請問，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過淮’，什麼時候‘回空’？”一連三問，把椿壽堵得啞口無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盡數開行。年深日久，定例有變，但至遲亦不會過四月。現在秋風已起，漕船開行的還不過一半，這該怎麼說呢？
他遲遲不答，黃宗漢也不開口，是逼著他非說不可。椿壽無奈，只好這樣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過，漕幫的積弊，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漕丁有種種花樣，譬如說陳漕帶私貨羅??”
椿壽的話未完，撫臺便一個釘子碰了過來：“天下烏鴉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樣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為奉旨籌議南漕海運，漕幫不免觀望，這也是延誤的原因之一。”
“觀望什麼？”黃宗漢大聲問道，“議辦海運是來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詞一問，椿壽語塞，既然來年有此改變之議，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顧，以致鼓不起勁來，但身為藩司，署理撫院，這些地方正該督催，否則便是失職，所以椿壽無同可解。
“現在怎麼辦呢？”黃宗漢又憂形於色地說，“事情總要辦通才行啊！”
“是，是！”椿壽趕緊答道，“司裡盡力去催，總在這個把月裡，一定可以全數啟運。”
“個把月？”黃宗漢皺著眉說，“說老實話，這上面我還不大弄得清楚。
反正本年漕運，自前任常中丞調任以後，都由老兄一手經理。以後該如何辦理，等我商量了再說。”
他這段話有兩層用意，第一是說目前還不甚瞭解漕運的情況，等了解了又當別論，留下翻覆的餘地，第二是“一手經理”四個字，指明瞭全部責任。椿壽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兒，這幾年在外面歷練了一番。紈袴的積習，固已大減，而人心的險，卻無深知，哪裡去理會得黃宗漢的深意？還只當撫臺語氣緩和，事無大礙，所以連聲應諾，辭出撫院，趕緊召集手下，商議如何設法把未走的船，能夠早日開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責任就輕得多了。於是椿壽即刻召集督糧道和其他經辦漕運的官員，一面宣達了撫臺的意思，一面力竭聲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務必在最短期間內，設法讓漕船全數開出。別處都還好辦，麻煩的是湖屬八幫，浙江湖川府是東南膏腴之區，額定漕糧三十八萬八千餘石，關係重大，偏偏這八幫的漕船，一艘都動彈不得。椿壽看看情勢嚴重，不得不親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運漕，有朵運河的支流，往東沿太湖南岸，入江蘇省境平望的大運河。這種交流不到一百里長，但所經的雙林，南潯兩鎮，為膏腴中的膏腴。南潯的殷富，號稱“四獅八象”，海內聞名。聽得藩臺駕到，照例以捐班道臺的身分，盡地主之誼，他們飲食起居的講究，雖不比鹽商、河工的窮奢極侈，但已遠非一般宮貴之家可比。
身處名匠經營的園林，坐對水陸並陳的盛饌，開宴照例開戲，南潯富家都有自己的戲班，砌末、行頭，無不精美，這時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壽索然寡歡，卻又不得不勉強敷衍，因而這樣豪華享受的場臺，在他反覺得受罪，耳中聽著《長生毆》的《夜雨聞鈴》，心裡想的卻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運河水滿，讓擱淺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風，往東而去？
想著漕船，椿壽無論如何坐不住了。託詞“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辭，回到行轅。
行轅裡已經有許多人在等著。這些人分為三類，一類是漕幫中的“領運千總”，名義上算是押運的武官，照原來的傳統，多由武舉人中選拔，一類是臨時委派的押運官，大多為候補州縣，走路子鑽上這個差使，多少弄幾文“調劑調劑”，再一類就是各幫中真正的頭腦：“尖丁”。
“尖丁”的身分是小兵，這還是明朝“衛所”演變下來的制度。小兵與二品大員的藩臺，身分相差不知幾許？照平日來說，連見椿壽的面都難，但此刻也顧不得這些官派了！要設法能讓漕船開動，非找尖丁來談，才商議得出切實的辦法，所以椿壽吩咐，一體傳見。
行轅借在一家富戶的兩進屋子，時已入夜，軒敞的大廳上，點起明晃晃的火油燈，照出椿壽的滿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紅木炕床上，兩旁梨花木的“太師椅”上，坐的是候補州縣身分的押運官，千總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兒了。在鴉雀無聲的沉重的氣氛中，椿壽扯開嘶啞的嗓子說道：“今年的漕糧，到底還運得出去，運不出去？”
這一同大家面面相覷，都要看一看對方的臉色。最有資格答話的是尖丁，但以身分關係，還輪不到他們開口。
“我在撫臺面前，拍了胸脯的，一個月當中，一定全數開船。現在看了實在情形，我覺得我的話說得過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個宗旨出來，船能動是動的辦法，不能動是不能動的辦法。這樣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腦袋等掉了不可。”
這是提出了要砍腦袋的警告，在座的人，無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師椅上的一名候補州縣，便欠身說道：“總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屬下便賠上性命，也得把漕船開出去。漕糧關乎國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淺，縱然耽遲，還有可說，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錯了。”
“耽遲不耽錯”這一說，凡是坐在大師椅上的，無不齊聲附和。這些候補州縣，沒有一個不鬧窮，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幾年，始終沒有補上一個缺，窮得只剩下一疊當票，好不容易才派上這一個押運的差使，指望著漕船一動，便好先支一筆公費安家。至於這一去什麼時候才能到達通州，他們不必擔心，遲延的處分，落不到他們頭上。
倘說漕船不走，他們便回不得省城，因為船不走，便無所謂押運，不僅萬事全休，而且比不得這個差使還要壞——不得這個差使，不必借了盤纏來到差。現在兩手空空回杭州，債主那裡如何交代？
椿壽當然明白他們的用心，而且也知道這些人無足輕重，既出不了什麼力，也擔不了什麼責任，所以不理他們的話，望著站在他們身後的“領運千總”說：“他們有什麼主意，說出來商量。”
“領運千總”的想法，與那些候補州縣差不多，只是他們不能胡亂作主，凡事要聽尖丁的招呼，因而有個年紀大些的便這樣回答：“請大人作主！”
“如果我說不走呢？”
大家都不響，沒有一個人贊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駁回。但這樣不作聲，也就很明顯地表示出反對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個實缺同知，此時忍不住開口：“跟大人回話，還是讓他們推出一兩個人來，看看有何話說？”
“他們”是指尖丁，椿壽點點頭，對那些尖丁說：“我看也非你們有句話不可。”
“是！”有個“有頭有臉”的尖丁答應一聲，請個安說：“請大人先休息。我們商量出一個宗旨，再跟大人回稟。”
“好，好，你們商量。”椿壽坐在炕床上咕嚕嚕吸水煙，八幫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議，好久尚無結論，因為各幫的情況不同，看法各異，牽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運，吃力不討好是公認的看法，但走與不走，卻有相反的主張，一派認為賠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還省些事，一派則以在漕船上帶著許多私貨，不走則還要賠一筆，“公私交困”，簡直要傾家蕩產了。
談來談會，莫衷一是，椿壽已經派人來催了，只好聽憑上面雲決定走與不走。不過總算也有了一點協議“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幫的賠累，只能一次，不能兩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糧便要變價繳納，戶部定章是每石二兩銀子，現在市價多少？”椿壽問。“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話的那個尖丁答道：“總在七錢到八錢這個數目之間。”
“船上的漕糧有多少？”“一共二十七萬六千石。”
“那麼，”椿壽問道，“就算每石賠一兩二錢銀子，共該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極快，略略遲疑了一下，便報出確數：“共該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兩銀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請變價繳銀，上頭一定會準的。不過，”椿壽麵色凝重地問，“這三十三萬兩銀子，該誰來賠？”“大人曉得的，湖屬八幫是‘疲幫’，力量實在夠不上。總要請大人格外體恤，留漕丁一條命。”
“哼！”椿壽冷笑，“你們要命，難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這是雙方討價還價，有意做作。漕幫有“屯田”，有“公費”，遇到這種情形，便得從公眾的產業和收入中，提出款子來賠，賠累的成數，並無定章，但以上壓下，首先要看幫的好壞，公產多的“旺幫”便賠得多，負債累累的“疲幫”便賠得少。說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區，漕幫越疲，第一疲幫是江蘇松江府屬各幫，溯州府屬八幫的境況也不見得好，這因為是越富庶的地區，剝削越多的緣故。
這賠累的差額，除了漕幫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從徵收漕糧的各種陋規和“浮收”中，提成分賠。所以處理這件棘手的案子，實際上只是藩臺衙門和湖屬八幫間的事。椿壽軟哄硬逼，總算把分賠的成數談好了。
然而這也不過是萬不得已的退路。眼光總是朝前看的，能夠把漕船開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賠累，何樂不為？所以椿壽又回過頭來問：“照你們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動呢？能動還是照開的好。”
這一句話自然大受歡迎，在座的候補州縣，一看事有轉機，無不精神夏振，紛紛頌讚椿壽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幫說話的尖丁，大搖其頭。不過他首先聲明，他自己有點意見，並有代表漕幫，不知該說不該說？“說，說！集思廣益，說出來商量。”照那尖丁個人的看法，漕船要能開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時在各支流加閘，提高運河中的水位，然後另僱民船分載漕米，減輕漕船的載重，這樣雙管齊下，才有“動”的可能。
“那就這樣辦啊！有何不可呢？”有個押運官興奮地說。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椿壽卻明白他的意思，以譏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說得容易！可知道這一來要多少錢？”“於其賠累，何不把賠累的錢，花在疏浚河床和僱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運河，也是大人的勞績。”這兩句話說動了椿壽的心，點著頭沉吟，“這倒也是一說。”他自語似的問：“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計劃，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細計算，才能知道確數，在這樣人多口雜的場臺中，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所以椿壽叫大家散一散，別外找了些實際能負責，能辦事的人來重作商量。
這個少數人的集議，首先要談的就是工料的來源。這實在也只有一個字：錢。漕幫中被推派出來說話的那名尖丁，以久歷江湖的經驗，預感到此舉不妥，但人微言輕，無法扭轉椿壽的“如意算盤”，便很乾脆地答應了所派的經費，而且保證漕幫一定全力支持這件事。不過他也很鄭重地聲明，漕幫出了這筆錢，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麼花樣。漕幫不能負責。於是疏浚河道的計劃，很快地便見諸實際行動。這件事地方官原來也有責任，只是湖州府和運河所經的烏程、歸安、德清三縣，要辦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紳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動工，未免緩不濟急。為了與天爭時，自己拿錢出來徵僱民工是最切實的辦法。等這一切安排好了，預計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開行。這樣，椿壽才算鬆了一口氣，動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風秋雨，一般行旅悶損不樂的天氣，在椿壽卻大為高興，心裡在想，這雨最好落大些，連下幾天，前溪水漲，起漕的時間，還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見撫臺黃宗漢。
聽完報告，黃宗漢還誇獎了一番，說他實心辦事。還告訴他一些京裡來的消息，說朝廷已有旨意，嚴飭直隸總督和駐北通州的倉場侍郎，自天津楊村地方，調派一千五百艘駁船到山東臨清，準備駁運漕糧。不過直隸總督已經復奏，怕楊村的駁船，到達臨清，河水已經結冰，所以這樣請求：江浙的漕糧在臨清、德州一帶卸下來，暫時存貯，到明年開春解凍，再轉漕北上，這個請求，能不能奉準，尚不可知。
椿壽認為這是個好消息，他原有顧慮，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後，河裡結冰，漕船依舊受阻。現在既有直隸總督據實奏陳，等於為他把心裡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格於事實，朝廷不能不準，這樣就只要到了臨清，便算達成任務。倘說遲延，則各地情形相同，處分的案子混在一起，變成“通案”就不要緊了。椿壽吃了這顆定心丸，對於疏浚河道的工程，進度不甚理想，就不太著急。他最關心的是直隸總督那個復奏的下文，等漕船開出，才看到明發上諭：“浙江嘉杭等幫米石，如能撥船趕運，當仍遵前旨，酌撥楊村船隻，趁此天氣晴和，迅往撥運。設或沿途必須截卸，臨情、德州等倉，是否足資容納？著倉場侍郎、直隸總督、漕運總督、山東巡撫各將現在應辦急務，迅速妥為辦理，毋得聽任屬員推諉惡習，各分畛域，再赴貽誤。懍之！”
“虧得趕運出去。”椿壽心裡在想，“照上諭來看，在臨清、德州截卸，暫時存貯，已經準了。不過糧倉恐怕不夠，湖幫的漕米到了那裡，倘或無倉可儲，倒是棘手之事。”
於是，他“上院”去見撫臺。黃宗漢一見他就說：“啊，來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請你，有件要緊事商量。”
“請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說。”
椿壽便說明來意，意思是想請撫臺出奏，浙江湖屬八幫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臨清，無法駁運，需要截卸時，請飭下漕運總督及山東巡撫，預留空倉。他是怕湖屬八幫的漕船最後到達，倉位為他幫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黃宗漢一面聽，一面不斷搖頭，等他說完，俯身向前問道：“漕運一事，貴司內行，而且今年由貴司一手料理，我要請問，可曾計算過‘回空’的日子？”
原來是這一層顧慮，椿壽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話，”他說，“回空自然要衍期??”“衍期多少時候？”黃宗漢不待辭畢，槍著問道，“請貴司算與我聽一聽。”
“這要看臨清的情形。如果在那裡截卸，等明年開凍駁運，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則慢，少則快。
“最快什麼時候？”
“總要到明年四月。”“回空呢？”“也要兩個月。”
“這就是說，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還要經過一番修補，又得費個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裡才能到各縣受兌漕米。請問貴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樣，遲到八九月才能啟運嗎？”
“是！”椿壽答道，“不過明年改用海運，亦無關係。”“什麼叫沒有關係？”黃宗漢勃然變色，“你說得好輕巧。年年把漕期延後，何時始得恢復正常？須知今年是貴司責無旁貸，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責任。貴司這樣子做法，簡直是有意跟我過不去呀！”
椿壽一看撫臺變臉，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兒出身，一個忍不住，當即頂撞了過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責無旁貸，該殺該剮，自然由我負責，大人何必如此氣急敗壞？”
“好，好！”黃宗漢一半真的生氣，一半有意做作，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地說：“你負責，你負責！請教，這責任如何負法？”
“本年漕運雖由我主管，但自從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稟命而行。今年江蘇試辦海運，成效甚佳，請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蘇成例，不就行了嗎？”“哼，哼！”黃宗漢不斷冷笑，“看貴司的話，好象軍機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請教，如果上頭不準呢？”“沒有不準之理。”
“又是這樣的口吻！”黃宗漢一拍炕幾，大聲呵斥，“你到底是來議事，還是來抬槓？”
椿壽做了二十幾年的官，從未見過這樣的上司，心裡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雜爬上來的，受慣了氣的，論宦途經歷，我放浙江藩司，你還不過是浙江臬司，只不過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轉念到此，椿壽打了個寒噤，暗叫一聲：大事不好！黃宗漢的同年，已有當了軍機大臣的，那是蘇州的彭蘊章。還有戶部兩侍郎，一個是福建的王慶雲，最愛照應同鄉，另一個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
俗語說得好，“朝裡無人莫做官。”黃宗漢敢於如此目中無人，無非仗著內有奧援，而且聽說他今年進京，皇上召見六次之多，聖眷正隆，自己無論如何碰不過他。這些念頭雷轟電掣般閃過心頭，頓感氣餒，只得忍氣吞聲地陪個罪。
“大人息怒。我豈敢跟大人抬槓？一切還求大人維持。”這一說，黃宗漢的臉色才和緩了一些，“既為同僚，能維持總要維持。
不過，”他使勁搖著頭，一字一句地說：“難，難！”
椿壽的心越發往下沉，強自鎮靜著問道：“大人有何高見？要請教誨。”“豈敢，豈敢。等我想一想再說吧！”說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開嗓子：“送客！”這送客等於逐客。椿壽出了撫臺衙門，坐在轎子裡，只催轎扶加快，急急趕回本衙門，讓聽差把文案請到“簽押房”，關上房門，細說了上院的經過，驚疑不定地問道：“各位看看，黃撫臺這是什麼意思？”“黃撫臺外號‘黃閻羅’，翻臉不認人是出名的，這件事要好好鋪排一下。”
“唉！”椿壽搖搖頭，欲言又止，失悔在黃撫臺剛到任，不理他索賄的暗示。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銀子’，”有個文案說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氣看，院上到底打的什麼主意？”於是連夜走路子去打聽，總算有了確實的消息，據說黃宗漢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兌裝載，照限期抵達通州，決定上奏，把湖屬八幫的瘤船追了回來，漕米卸岸入倉，連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裝運。這樣做法，只苦了漕幫，白白賠上一筆疏浚河道的費用。其次，那些奉委押運的候補州縣，沒有“公費”可派，一筆過年的盤纏便落空了。椿壽心中雖有不忍，但到底是別人的事，藩司能夠不賠，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們了。
果然，第二天撫臺衙門來了正式公事，惟恐影響來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屬八幫漕船，仰該司即便遵照，全數追回，候命辦理。”椿壽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屬八幫的漕船截了回來，同時上院去見撫臺，請示所謂“候命辦理”是如何辦法？
黃宗漢一直託病不見。過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開一看，椿壽幾乎昏厥，頓足罵道，“黃壽臣，黃壽臣，你好狠的心！我與你問冤何仇，你要置我於死地！”黃宗漢的手段，的確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地位，統籌漕運全局的理由，為了使來年新漕的輸運，如期完成，以期此後各年均得恢復正常，作了一個決定，本年湖屬八幫的漕米，留浙變價，全部漕米二十七萬六千石，照戶部所定價格，每石二兩銀子，共該五十五萬二千兩，限期一個月報繳。
這是椿壽與尖丁早已算過了的，市價與部價的差額，一共要三十三萬兩銀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開會之前，撫臺就作了這個決定，那麼漕幫賠大部分，藩司賠小部分，這筆小部分的賠款，也還可以在浮收的款項中撥付，說起來只是今年白吃一場辛苦，沒有“好處”而已。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漕幫負擔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經費，事先已經聲明，出了這筆錢，漕船非走不可，於今截回不定，已覺愧對漕幫，再要他們分賠差額，就是漕幫肯賠，自己也難啟齒，何況看情形是決無此可能的。
至於浮收的“好處”，早已按股照派，“分潤”有夫人員，哪裡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過五、六萬銀子，還差著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變，竟會弄得全部責任，落在自己一個人頭上。椿壽悔恨交併，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後的掙扎，愁眉苦臉地召集了親信來商議，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惟有去求撫臺，收回“變價”的成命，應解的二十多萬石漕米，隨明年新漕一起啟運。就這樣起卸入倉，從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從岸上搬到船上，來回周折的運費、倉費，以及兩次搬動的損耗，算起來也要賠好幾萬兩銀子，而且一定還會受到處分，但無論如何總比賠三十三萬兩銀子來得好。
兩害相權取其輕，椿壽只得硬著頭皮上院，把“手本”送了進去，門上出來答道：“上頭人不舒服，請大人回去吧！上頭交代，等病好了，再請大人過來相敘。”
棒壽憤不可遏，吩咐跟班說：“回去取鋪蓋！撫臺不見我不走，就借官廳的炕床睡。”門上一看，這不象話，趕緊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來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於是椿壽就在官廳中坐等，等了半個時辰，黃宗漢出來了，仰著頭，板著臉，一見面不等椿壽開口，就先大聲問道：“你非見我不可？”
“是！”椿壽低聲下氣地回答：“大人貴恙在身，本不該打攪，只是實在有萬分困難的下情上稟。”“如果是湖屬漕米的事，你不必談。已經出奏了。”這句話就如焦雷轟頂，一時天旋地轉，不得不頹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時，黃宗漢已無蹤影，撫院的戈什哈低聲向他說道：“大人請回吧！轎子已經伺侯半天了。”
椿壽閉上眼，眼角流出兩滴眼淚，拿馬蹄袖拭一拭乾淨，由聽差扶掖著，一步懶似一步地走官廳。
就在這天晚上，椿壽在藩司衙門後院的簽押房裡，上吊自殺。第二天一早為家人發覺，哭聲震動內外，少不得有人獻殷勤，把這個不幸的消息，飛報撫臺。
黃宗漢一聽，知道闖了禍，逼死二品大貝，罪名不輕。但轉念想起一重公案，覺得可以如法炮製，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陝西蒲城王鼎尸諫的往事，這重公案發生在十年以前，王鼎與奸臣穆彰阿，同為大學士值軍機。這位“蒲城相國”性情剛烈，嫉惡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陰柔奸險的性格，每在御前爭執，一個聲色俱厲，一個從容自如，宣宗偏聽不明，總覺得王鼎不免過分。
道光二十二年，為了保薦林則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殺尸諫，遺疏痛劾穆彰阿。那時有個軍機章京叫陳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請假，心裡一支，藉故出宮，趕到王鼎家一看，聽得哭聲震天，越發有數。趁王鼎的兒子，翰林院編修王抗驟遭大故，五中昏瞀的當兒，勸他把王鼎的屍首解下來，同時把遺疏抓到手裡，一看內容，不出所料，便又勸王抗以個人前程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說“上頭”對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殺，有傷國體，說不定天顏震怒，不但王鼎身後的卹典落空，而且別有不測之禍。
這一番威脅利誘，教王抗上了當，聽從穆彰阿更改遺疏，並以暴疾身故奏報。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頭”無法獲知真相，也就算了。
陳孚恩幫了穆彰阿這個大忙，收穫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當山東巡撫。而王抗則以不能成父之志，為他父親的門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陝甘同鄉所不齒，辭官回裡，鬱郁以終。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會試的大主考，黃宗漢是他的門生，頗為巴結這位老師。秦檜門下有“十客”，穆彰阿門下有“十子”，黃宗漢與陳孚恩都在“穆門十子”之數，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壽的變故，他立即遣派親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設法把椿壽的遺囑弄到手，然後親自拜訪駐防的將軍和浙江學政，因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專摺奏事的，先要把他們穩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聞。
當然，另一方面他還要間接拜託旗籍的官員，安撫椿壽的家屬，然後奏報藩司出缺。上吊自殺是瞞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個“夾片”，說是“浙江錢漕諸務支出，本年久旱歲歉，徵解尤難，該司恐誤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輕生。”把湖屬八幫應運漕米，留浙變價的事，隻字不提，同時錄呈了經過修改的椿壽的遺囑。咸豐帝此時初登大寶，相當精明，看遺囑內有“因情節所逼，勢不能生”兩句話，大為疑惑，認為即令公事難辦，何至遽爾自盡？是否另有別情，命令黃宗漢“再行詳細訪察，據實奏聞，毋稍隱飾。”接著，浙江學政萬青藜也有專摺奏報，說椿壽身後，留有遺囑，“實因公事棘手，遽行自盡。”與黃宗漢的奏摺，桴鼓相應。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黃宗漢詳查具報。汝近在省垣，若有所聞，亦可據實具奏。”看來事情要鬧得很大，但事態真正嚴重的關鍵所在，只有黃宗漢自己知道。因為椿壽的自盡，如果真的是由於他的措施嚴峻、則雖良心有愧，亦不過課以道義上的責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過，那就不必有所畏懼。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椿壽之死，是死在他虛言恫嚇的一句話上。
所謂“留浙變價”，原是黃宗漢有意跟椿壽為難的一種說法，暗地裡他並不堅持這樣做，不但不堅持，他還留著後手，以防椿壽無法做到時，自己有轉圜的餘地。
由於在軍機處和戶部都有極好的關係，所以黃宗漢對來年新漕改用海運，以及本年湖屬各幫漕米，不能如限北運的處置辦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書函往還，幾乎已有成議。但這些情形，椿壽無從知道，他亦瞞著不說。以改用海運並無把握，河運糧船難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變價，這一套措施與他所奏報的改革辦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壽所說的，留浙變價一事，“已經出奏”，事情到了推車撞壁的地步，再也無可挽回，這才使椿壽感到已入絕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實，“已經出奏”這句話，根本是瞎說。
就憑這句謊言，黃宗漢便得對椿壽之死，負起全部責任。因而他必須多方設法掩飾遮蓋，不使真相上聞，一面活動萬青藜等人，幫著他瞞謊，一面遣派親信，攜帶巨賢，到京師活動。當然，象軍機大臣彭蘊章那裡，是不必也不能行賄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託關顧照應。
不過這樣一件案子，也不是輕易壓得下去的。椿壽是“上三旗”的旗人，親戚之中，頗有貴官，認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頭為他講話，這樣軍機處要幫黃宗漢的忙，就不能不費一番手腳，來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慣例，類似這種情況，一定簡派大員密查。既稱密查，自然不能讓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員出京，無論如何是件瞞不住的事，於是便有許多掩護其行蹤及任務的方法，一種是聲東擊西，譬如明發上諭：“著派某某人馳往江蘇查案”，這人便是“欽差”的身分，所經之處，接待的禮節極其隆重。這樣一路南下，到了濟南，忽然不定了，用欽差大臣的關防，諮會山東巡撫，開出一張名單，請即傳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開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種是暗渡陳倉，乘某某大員外放到任的機會，密諭赴某處查案。
這道密諭照例不發“邸抄”，被查的省分，毫無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訪總督或巡撫，出示密諭，於是一夕之間，可以掀起大獄。查黃宗漢逼死椿壽一案，就是用的這一種辦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黃宗漢出了毛病的痕跡。這當然又是軍機處幫他的忙。
這位欽差名叫何桂清，是黃宗漢的同年。在他們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紀比較輕，儀表清俊，吐囑淵雅，人緣極好。這年秋天，由戶部侍郎外放江蘇學政，在京裡餞行送別的應酬甚多，所以一直遲遲不能啟程。就在這殷摒擋行囊，準備到任的期間內，出了椿壽這件案子，彭蘊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結果，奏請密派問桂清於赴江蘇學政途中，順道查辦。“上頭”只對椿壽的死因懷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黃宗漢乾的好事，自然不會以何桂清與黃是同年為嫌，便準了軍機處的建議。
這個消息，很快、很秘密地傳到了杭州，黃宗漢等於服下一位定心丸。
就在同一天，王有齡到了北通州。他從杭州動身，坐烏篷船到蘇州，然後換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豐北決口，舍舟換車，卻又捨不得多花盤纏，一路託客店代找便車、便船，花費固然省得多，時間卻虛擲了，以至於走了幾乎半年，才到北通州。
這裡是個水陸大碼頭，倉場侍郎駐紮在此，當地靠漕船、廒倉為生的，不知其數。這時正是南漕雲集、漕米入倉的旺季。漕幫與“花戶”，有各種公務私事接頭，漕丁所帶的私貨，也要運上岸來銷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處都是客滿。王有齡僱了個腳伕，挑著一擔行李，運投數處客店，找不到下榻之處。
最後到了西關一家“興發店”，看門口的閒人車馬還不多，王有齡心想：這一處差不多了。幾次碰壁的經驗，讓他學了個乖，跟櫃上好言商量，反而易於見拒。不如拿出官派來，反倒可以把買賣人唬倒。
於是，他把身上那件馬褂扯一扯平，從懷中取出來一副茶晶大墨鏡戴上，昂然直入，夥計趕緊迎出來，他不等他開口，先就大模大樣地吩咐：“給找一間清靜的屋子。”
夥計陪著笑先請教：“你老貴姓？”
“王。”
“喔，想是從南邊來？”
“嗯。”王有齡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幹。”
那夥計對這些候補官兒見得多了，一望便知，現在由他自己口中證實，便改了稱呼：“王老爺！”然後躊躇著說：“屋子倒是還有兩間，不敢讓王老爺住！”
“為什麼？”
“知州衙門派人來定下了。有位欽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帶的人很多，西關這幾家客店的空房，全給包了。實在對不起，王老爺再找一家看看。”說著又請了個安，連聲：“王老爺包涵。”
看他這副神情，王有齡不便再說不講理的話，依然只好軟商量：“我已經走了好幾家，務必託你想辦法，給騰一間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只住一宿，便好說話，夥計答應跟櫃上去商量。
櫃上最頭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兒不大，官架子大，動輒“混帳王八蛋”地罵，夥計回句嘴就得捱打，伺侯得稍欠周到便要鬧事。他們以“千總”、“把總”的職稱，給總督、巡撫當“戈什哈”還不夠格的官兒，敢於如此蠻橫無理，就因為有他們的“幫”在撐腰。漕幫暗中還有組織，異常隱秘，局外的“空子”無從窺其堂奧，所知道的就是極其團結，一聲喊“打”，個個伸拳，先砸爛客店再說。至於鬧出事來，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錢，呼叱立辦，客店裡是無論如何鬥不過他們的。所以遇到這樣的情形，乾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煩。
但王有齡不同，雖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質彬彬，不象個不講理的人，再說，看他也不象習幹行旅，相當難纏的“老油子”，因而答應容留，但有一句話要聲明在先。
“王老爺！”那夥計說：“有句話說在頭裡，聽說欽差已經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還是明天早晨列，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話說回來，也不能讓您老沒有有地方住，不過嘿、嘿，那時候，只好跟我們一起在大炕上擠一擠了。”
“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齡，心滿意足，滿口應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
於是夥計在西跨院給他找了個單間。開發了腳伕，把行李拿到屋內。那夥計叫劉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鋪蓋，一面就跟他搭話，問問來蹤去跡。等他洗完臉喝茶休息的時候，拿來一盞油燈，順便問他晚飯怎麼吃？到了通州就等於到了京城了，王有齡心情頗為悠閒，要了兩個碟子，一壺白乾，慢慢喝著。正醺醺然在回憶與胡雪巖相處的那一段日子，只見門簾一掀，隨即有人問道：“老爺！聽個曲兒吧？”
說話的聲音倒還脆，王有齡抬眼一看，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擦了一臉的粉，梳得高高的一個“喜鵲尾巴”，叮鈴噹啷插著些銀釵小金鈴的。綠襖黑褲，下面穿一雙粽子大的繡花紅鞋。重新再看到她臉上，皮膚黑一些，那眼睛卻顧盼之間，嬌韻欲流。王有齡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燈下，看過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
這北道上的勾當他也領教過幾次，便招一招手說：“過來！”
那婦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後的老婦擺一擺手，然後一個人走了進來，請個安問道：“老爺貴姓啊？”
“我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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