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老一代農民工問題的討論未休之際，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已經赫然臨近，更要命的是，第二代農民工問題也在悄然形成，成為城市化的新隱患。
然而，正如《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一書所說，對第二代農民工這個群體難以稱呼，甚至對這一群體分門別類都似乎是個偽問題。如果稱之為“流動兒童”，其相當一部分已經隨父母定居城市；如果稱之為“農民工子女”，則與“農民工”同樣是個不確定的稱呼，也有歧視的味道；如果稱之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則無法區別其與外地城鎮戶籍的務工人員子女的區別；如果稱之為“城市新移民”，似乎又無視了這個群體與中上層移民之間的階層差異，這些孩子的處境與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的後代不啻於天壤之別。就是目前常用的城市/農村概念對這些孩子們也不是問題，因為調查表明，他們根本對此無意識，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城裡人，甚至當他們重回農村時，竟然也有著城市人面對農村人的那種心理優越感。但他們面臨新的問題，就是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問題，父母在城市的艱辛和他們上學的另類環境，讓他們對本地人充滿戒懼和不信任，對自己外地人的身份感覺相當尷尬。目前城市的管理方式，又進一步強化了農民工子女的“外地人”意識。因而，《城》書的作者熊易寒說，他沒有辦法，還是用農民工子女這一稱呼。而我則考慮到目前討論常說的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概念，暫時用“第二代農民工”概念來表述這一群體。
第二代農民工顯然與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明顯差異。對於老一代農民工來講，進城只是謀生的手段，農村的土地依然可以成為隨時進退的後方基地，而他們想以城市為最終落腳的人也並不多，他們帶孩子進城，最根本的也是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讓孩子不再重複上輩人的老路。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則謀生只是進城原因之一，他們已經開始嚮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併力爭最終融入城市，當然農村依然是他們的根，但他們卻會堅決地把孩子們留在城市。對於第二代農民工來說，因為他們很小就隨父母進城或者乾脆就在城市出生，他們的意識裡自己就是城市人，但他們卻不得不背上農村人之名，他們在農村是無根的，對農村的概念和城市人一樣陌生，但城市卻沒有給他們真正融入的現實條件，於是，在城鄉進退維谷之際，矛盾便油然而生，他們可能會對城市充滿了憤怒，甚至走向反叛與對抗，必將給社會治安帶來壓力，給城市生活造成威脅。這些年，已經不是一個地方的調查表明，農民工子女已經成為城市犯罪活動的主力。事實上，以非洲二代移民為主力的巴黎騷亂事件已經敲響了警鐘，因為一代移民與過去的艱苦境遇相比，還心存感恩；到了二代移民，則是與周圍的城市人相比，又怎能不失落、憤慨和仇恨！而非洲二代移民的問題就與當前的第二代農民工相似，只不過少了種族因素而已，這很可能成為城市化的新隱患。
化解第二代農民工問題，要從其真實的生存狀態和未來取向出發來研究。從相關研究看，表面的問題是其落戶問題，核心是其在城市的未來生存問題。這一生存問題也不是常說的能就業、有保障，而是能否通過一定的渠道，順利融入城市甚至是進入這個城市的主流。而這一渠道在目前就是教育，而不是戶籍。因為戶籍制度的取消，只是解除了一些針對農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政策限制，不會對農民工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造成實質性影響，從而也就不可能改變現有的社會分層結構，充其量有利於個體的社會流動，而很難改善整個群體的社會境遇。有研究報告就表明，以目前的農民工群體實力進城，其後代形成低素質、低就業、低收入的貧困循環的可能性極大。因而，在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看來，教育擔負著改變他們人生最終命運的重任，也是最為可靠的通道。
然而無情的現實是，第二代農民工的教育恰恰問題嚴重，其核心在於，目前的教育制度依然沒有解決在當地求學、在當地高考的問題，而回本地高考就要面臨教材變換、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學習環境較差、高考競爭壓力過大等一系列問題，跨省的還要面臨無法適應考試知識體系不同的問題。可以說，高考縱有萬般不是，卻是目前最為公平的競爭制度，而農民工子弟恰恰在這一平等機會的把握上出現困難。《城》書的作者甚至悲觀地推測，進城農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僅遠遠低於城市青少年，而且很可能低於農村一般的青少年。於是，第二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命運在初中後就開始失衡，在未來的上升通道無法順利實現的時候，他們只好迎接人生的命運天花板，即在初中畢業後被迫上技校、上職業中專，或者直接進入社會，將來繼續中低階層徘徊，從事類似父輩的“3D”職業，即難（Difficult）、髒（Dirty）、險（Dangerous），無法走上渴望的上層人生之路。也因為如此，越上學到高年級，他們的努力會越退步，甚至消沉、自暴自棄。《城》書中的調查已經表明，由於他們對社會流動的預期很低而自動放棄學業上的努力。與消沉相對應的另外一種極端則是叛逆的生成和對抗，即國外類似的“反學校文化”，他們常常為自己離經叛道的行為感到自豪，通過否定學校的價值系統、蔑視校方和教師的權威，以此宣洩自己的不滿，獲得所謂的“獨立和自尊”，最終過早地走向社會，並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這樣的現象就曾在美國的中低工人階層子女中廣泛出現，而美國底層黑人社會的子女也有類似的境遇。
由於無情的現實是這樣，這也就難怪農民工子女的思想教育效果不好，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與他們面臨的現實反差是如此之大。他們在課堂上接受的是平等、自由、參與、權利這樣一套公民社會話語，在所處的社會環境卻接受的是不平等、暴力與機會限制。與殘酷的社會現實相比，溫情的政治說教自然是軟弱無力的。但也不用過分擔心，《城》書的研究同樣表明，農民工子女的“反學校文化”並沒有形成一套獨立的底層文化，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兒童對社會規範接受的程度相差甚微，價值傾向基本一致，只是在其成長過程中的實際遭遇導致了他們對社會規範接受方式的改變和價值傾向的轉向。
因而，化解第二代農民工問題，要從解決其融入城市的制度入手而不是解決其進城問題的措施入手，不解決其長遠的人生向上通道問題，或者說不能給其一個較為明確的流動預期，則這一問題的化解相當困難，並難免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又一個隱患。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
（本文圖片均選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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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安
三農學者、農村電商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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