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城中心的中陽裡大樓）

劉邦到底是城裡的孩子還是鄉里的娃娃？這個問題，也許在劉邦那裡不是問題，但到了後來的豐縣人那裡，就是問題了。

—— 閒人

中陽裡在哪“裡”？

——劉邦出生地考釋

（丁維軍）

引言

《史記》、《漢書》都記載漢高祖劉邦的籍貫是“沛豐邑中陽裡”。

豐邑即今豐縣，中陽裡在豐縣哪裡？答曰：中陽裡在秦漢豐邑（縣）城內，是城“裡”。

根據歷來文獻，結合豐沛水系，可知秦漢豐城與今豐縣城的區位大體一致或分離不遠。中陽裡在今豐城或近郊一帶。

1984年豐縣地方政府在文廟附近樹立“中陽裡”碑石。

2014年，經江蘇省政府批准，豐縣設立中陽裡街道辦事處，復活秦漢地名,古今中陽裡一脈相承。

中陽裡為在城之裡，本無任何爭議。由於清順治版《豐縣志》在棠林集的詞條下擅自增加一條註釋(縣南二十里，古中陽裡)，這條註釋是明版《豐縣志》所沒有的，由於比較離譜，向來無人問津。

本文作者無意對清版《豐縣志》編撰者們吹毛求疵。但是，中陽裡界定事關劉邦出生地，與秦漢史研究息息相關，所以不容不辯。

本文作者先申明一下證據規則。論證秦漢史事，最重要的依據主要來自兩方面：

一是漢代史籍，比如《史記》、《漢書》、《漢紀》、《後漢紀》等史書；

（中陽裡牌坊）

二是出土的原生態資料，比如簡牘、碑刻、文物等。後世著作一般用作參考，至於明清地方誌，由於年代迂闊，難以單獨使用。明、清版地方誌多有浮誇之說、無稽之談，需要特別留意。

上篇：內證——原始記錄解析

一、“豐邑中陽裡”五字本身乃精準座標。

豐邑中陽裡五個字就是對中陽裡的精確定位，它就是豐城內中陽裡的意思。下面進行具體申論。

1、“豐”字作為證據

“豐”，我們固然可以看作“面”——豐縣，但是往往指的是“點”——豐城。這是“廣義”與“狹義”的邏輯“同一律”。即使在今天，豐縣的代表也往往是豐縣城，何況秦漢時代的豐縣區劃範圍在今天難以考證。《史記》所載的具體內容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史記·高祖本紀》）

a、先看《高祖本紀》。文內所載的豐西澤，參照點顯然是豐邑城。《高祖本紀》記載“攻胡陵，方與，還守豐”，這裡的“攻”、“守”等動詞，顯然是針對豐城而言的。“秦泗川監圍豐”。“圍”的顯然是豐城。“周市使人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請兵攻豐·····還軍豐······攻豐”。周市說：“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以此來要挾雍齒，迫使其投降魏國，以“數十城”，與“豐”相對，在此語境中，毫無疑問，豐即豐城。這裡明白無誤地說豐城形成與魏國移民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本文中的“豐”，無一不指豐城。

雍齒“以豐降魏”的事件在劉邦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創傷，以晚年過沛，餘怒未消。劉邦說：“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故請，乃並復豐，比沛”。我們固然可以理解為“比照沛縣復豐縣”，但是，更準確地講，還是“復”的豐城。因為劉邦這裡再次提到“雍齒以豐降魏”事件。

前面已經分析了“雍齒以豐（城）降魏”事件的具體語境。同一事件，有邏輯對應關係。何況前文中的“豐”全指豐城。所以劉邦自言的出生地“豐”當然指豐城。僅此一點，也足以駁斥那種將中陽裡與豐邑城相分離的論斷。

b、再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該表敘述王吸、薛歐、毛澤等功侯“從起豐”，還敘述王陵與任敖“守豐”。該表敘述合陽侯道：“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又敘述建成侯道：“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

這裡有幾點值得分析，第一，“起豐”，“守豐”等詞彙中的“豐”在表中與本紀中一樣，都是指豐城。

第二，合陽侯即劉邦的二哥劉仲，太公即劉邦父親，劉邦初起之時，劉仲在家裡侍奉太公，守護豐城，不言而喻，劉邦的家就在豐城。這是中陽裡為豐邑城裡的最直接證據。

第三，呂釋之（呂后兄）在劉邦入漢中後，返回豐沛照顧兩個老人，當出於劉邦安排。呂公住在沛城，《史記》記載非常清楚的，根據對應關係關係，太公則住在豐城。很明顯，此語境中的“豐沛”係指豐城與沛城。劉太公、呂公、劉仲、呂釋之都是劉邦的家人或至親，所以，本文再三致意焉。據此可知，中陽裡為在城之裡。

2、“邑”字作為證據

a 、“邑”字基本含義是聚邑或城邑（城池）的意思。（詳細情況參閱王彥輝教授的《秦漢時期的鄉里控制與邑、聚變遷》，載於《史學月刊》）。該文還說，縣邑（縣城）或鄉邑，邑既有含城郭的，也有不含城郭的。儘管邑有多種意思，比如國、諸侯或大夫采邑、與縣道區劃平級的邑、都邑、郡邑、縣邑、鄉邑等。但是聚邑或城邑則是其基本意思，與其他區劃概念是兼容的，並不矛盾。比如彭城邑、沛邑入秦後因邑置縣，原來的邑為縣邑（縣城）而已。高陽（酈食其故鄉，見《史記》）、平邑（見裡耶秦簡）等則是鄉邑。但是，他們本質是城邑或聚邑。在《史記》中，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縣獻其邑（城）三十六（《周本紀》）；沛中空縣皆之邑（沛城）西（《高祖本紀》）；“令天下縣邑城”（《漢書·高帝紀》），在此語境中，“邑”指城的意思，而“城”則是城牆或城垣的意思。

b、中陽裡為邑里（城裡）。 從《高祖本紀》可知，“豐邑”只在敘述劉邦籍貫時出現一次，其他涉及該地名的都是記為“豐”，可知“豐邑”非專有地名（固定詞組），這一點與昌邑（縣）、下邑（縣）、平邑（鄉）是不同的。顯然豐邑是豐城的意思。無獨有偶，關中的“豐邑”也是如此，從《周本紀》內容可知，（文王）“作豐邑”，即營建豐都，《齊太公世家》複述該內容，其他涉及此地名的，《史記》都記作“豐”（或酆）。何其相似乃爾。兩個“豐邑”都是豐城的意思。只不過，關中之豐是（國都）邑，劉邦故里之豐是一般城邑。可見，豐“邑”中陽裡就是豐“城”中陽裡的意思。大概是司馬遷唯恐別人誤解了劉邦的出生地，特意加個“邑”，來強調中陽裡為邑（城）裡。（邑里。按，裡耶秦簡也發現遷陵縣“一邑二里”的說法，按邑指縣邑或鄉邑，均有城的意思），太史公用意本旨如此。瞭解到這一點，任何將中陽裡與豐城（邑）相分離的辯解都是徒勞的。

3、“中”字作為證據

“中陽裡”作為地名，自東漢以來就已成為古今共識，荀悅《漢紀》記載劉邦祖上“遷沛之豐邑，處中陽裡”。本文作者絕無挑戰這種歷史認知的意圖。在此前提下，探討一下“豐邑中陽裡”詞組的另一種語法可能。在《史記》裡，方位詞“中”常與地名組合。比如，“吳中”（《項羽本紀》），指吳縣之內，“沛中”（《高祖本紀》）指沛縣之內。其他篇章也有“邑中”結構，即城邑內的意思。《陳丞相世家》載“邑中（按：戶牖鄉邑內）有喪，平貧，侍喪”。《酈生陸賈列傳》載“邑中（按：陳留縣城內）賢士豪傑”。另外本文作者從一些學者文章瞭解到，裡耶秦簡、居延漢簡、東海尹灣漢簡等資料中多次出現“陽裡”，“陽裡”是一個各地常用的里名。那麼“豐邑中陽裡”的詞組結構也可能是“豐（邑中）陽裡”，即“豐（城內）陽裡”。 當然這只是本文作者推測，屬於補強證據，就當備存一種異說，無礙於上下文的論斷。

二、新豐為參照物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漢十年七月）更名驪邑曰新豐”，《漢書·高帝紀》記載“（漢十一年三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漢書·地理志》記載“新豐，驪山之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兩部史書關於新豐建置具體時間雖然有些出入，但都認為新豐是由秦代驪邑改建而成。新豐縣很多居民來自劉邦故里豐縣。東漢應劭講得更具體，他說：“太上皇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市寺裡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充實之”。顏師古說：“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唐初官方地理著作《括地誌》也有類似記述。唐代詩人武平一有首描寫新豐宮的詩，雲：豐邑模猶在，驪跡尚猶存。還有“雞犬識新豐”的典故。高祖按照豐縣城佈局建築新豐縣城，“城市寺裡”都一樣，把街坊鄰居搬過去，以解太上皇思鄉之愁，這說明太上皇的家就在豐城。由此反證中陽裡在豐城內，應劭說的“城市寺’裡’”，顯然包含“中陽裡”。

三、大澤陂為影子

《高祖本紀》載“其先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則故事雖有神話成份，然而大澤陂的地理存在則不容置疑。劉邦父母在此耕作、休息是事實。因此可以說大澤就在中陽裡附近。後漢延熹十年，豐縣令劉亹在豐北大澤旁立“感應碑”，此事載於《天下碑錄》，宋人洪适《隸釋》輯錄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徐州府志》引述《天下碑錄》，說：“感應碑去龍霧橋不遠”。《豐縣志》複述此事，並說此地建有豐公祠。北宋《太平寰宇記》明確記載大澤在縣（城）北六里。明、清《一統志》、《豐縣志》記載基本相同。1981年豐城北梁樓村出土明清兩代分立的龍霧橋碑石，雲：“斷自漢高而生，母遇蛟龍而得”，複述宋代紹聖年間的相關內容。此事在秦漢史學界產生深遠影響，很多學者來此訪問，龍霧橋因此載入各種權威著作。從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來看，大澤（感應碑、龍霧橋）與中陽裡彼此照應，互為表裡。

四、“居在邑里”與“耕在野外”並不矛盾

從《高祖本紀》內容看，劉太公夫婦常在大澤旁作息，呂后也在田間耕作，劉邦甚至經常告假去家裡、田間。劉邦家在豐邑城內中陽裡與城外田野耕作並不矛盾，這是秦漢時代居民最常見的生活方式。“戰國以至秦漢，“裡”絲毫不含有與城市相對的“鄉村”之裡的意思。相反，裡是城市的一種居民單位”。（任重《從睡地虎秦簡看秦代鄉里性質》，載《歷史教學》2007年第4期），這話可能說的有點絕對，但是考古發現，“秦代遠離城邑之地，很少有居民點存在”。“人們的生產、生活均以城邑為中心展開”。原因在於：“田作的人居住在城內或附近，危急情況下可以隨時躲入城中。雖然不是所有人都一律生活在城中，但即使在郊野，其實也是以城市為中心，這種狀況甚至到了漢代亦復如此”(五井直弘.中國古代史論稿[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先秦戰爭頻繁，城邑有利於聚集或保護人口，自然田地在城邑周邊。劉邦家田地就在豐邑（城）周邊。城內中陽裡與相距五里的城北大澤陂（龍霧橋）正好彼此呼應。由此可見，中陽裡在城南二十里鄉村的設想是多麼不切實際。

下篇：外證——傳世文獻排查

五、史籍源頭肯定“中陽裡在城”說

西漢中期的《史記》、東漢前期的《漢書》與後期的《漢紀》等史書是有決定意義的史料。通讀以上史料，根本沒有“中陽裡在（豐）縣（城）南二十里”的記述，甚至連一點“豐南”的影子都沒有，也沒提“豐西南”與“豐東南”，也無法考證當時豐縣區劃範圍，今城內二十里的地方是否屬於當時的豐縣，還在未定之數。

六、從兩漢至明清的傳世文獻肯定“中陽裡在城”說

1、《史記》、《漢書》的註釋未見異說

《史記》、《漢書》的各家註釋從未提出“中陽裡在城南二十里”說。相反，通過應劭、顏師古等人記述，反而證明中陽裡在豐城內，上文已作論述。

（明版《豐縣志》之棠林集無“古中陽裡”的謬注）

2、傳世文獻肯定劉邦故宅在豐城

《魏書 ·地形志》說：“豐有豐城，漢高祖舊宅、廟、碑”；北宋地理著作《太平宇寰記》：說“古宅在城內，即高祖故宅”；《大明一統志》說：“高祖宅在豐縣中陽坊”，又說“縣治中陽坊有高祖廟，為五代劉知遠所建”；《大清一統志》同樣肯定高祖故宅在豐城內。明代豐縣令任維賢在《關王廟記》中說：“豐邑，古徐州域，漢高祖誕生之鄉也；城東北隅，世傳為帝故址”；清乾隆版《徐州府志》認為“高祖故宅在縣中陽坊——即縣治東北”。另外，明人稽世臣《漢高祖廟記》雲：“豐，高帝故鄉也，舊城有雙棗，老幹虯曲，相傳為兒時手植者，豐人因廟祀其側”。這裡記載劉邦“兒時”在“舊城”的活動，也肯定廟在“其側”（城中）。上述傳世文獻眾口一詞地認為劉邦故宅在豐城內，從未見“古中陽裡在城南二十里”說法的一點蛛絲馬跡。

七、《述徵記》佚文所載高祖宅問題辨析

《藝文類聚》與《玉海》載有“述徵記曰豐圻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按：《述徵記》為東晉作品）。清光緒版《豐縣志》編者看到的版本則是“豐圻豐水東九十里有漢高祖宅”，並且還做了一點考證，“餘謂九十里當作九里之誤”。理由是“太公治田在九里，大澤之畔，則宅安有九十里遠乎”？又說“母媼息於龍霧橋下，正當九里處”。古代文章不加標點，所以也不能說《縣誌》的辯護完全沒有道理。

1、《述徵記》佚文矛盾百出

按第一種版本，如果豐水西九十里存處有高祖故宅，那麼根本不在豐縣，因為，按照《水經注》說法，泡水過豐西澤才稱豐水，豐西澤向西九十里，是哪裡？按照第二種版本，豐水東九十里，也到了沛縣。如果想表達起始點在“豐水入泗水處”，那應該叫泗水西九十里，此其一；直接說豐水源或豐西澤畔，豈不更明確。此其二；註釋目的在於釋疑解惑，這兒反故設迷局，令人難以接受，此其三。

2、《述徵記》佚文版本差異原因

第一，刊刻版本多種多樣，我們今天也只是看到其中某一種版本；第二、《玉海》或《藝文類聚》收入的是佚文，轉載隻言片語，容易導致文字差異或脫漏，這類例子很多，如《玉海》將《西征記》記為《西京記》；第三、《述徵記》佚文本身模糊、混亂，難以為據。

3、《述徵記》佚文用意探析

既然有的版本記載“東”，有的記載“西”，那麼原版本可能記載的是“東西”。這裡“圻”應是疆界、地域的意思。“豐圻”即豐縣境內的意思。那麼《述徵記》想表達的首要意思是“豐縣境內有豐水、高祖廟”，其次對豐水作了點註釋（豐水東西九十里）（本文作者按：意在介紹豐水，非僅指豐水流經豐縣境內長度）。“數據”與高祖宅本無關係。舍此，則無更合理解釋。無論作何解釋，這條記載都與縣南二十里的棠林集無關。

八、透視明、清《豐縣志》記載矛盾問題

1、明清縣誌多浮誇之論

明清縣誌對論證秦漢史事而言作用不是太大，只能作參考之用。比如《史記》記載劉邦“有吏事避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這裡只是說劉邦逃匿，盧綰追隨他。而《豐縣志》則說：“高祖有吏事避綰宅”。這裡添油加醋地說“避綰宅”，歪曲了《史記》原意。像這類例子不留意，容易被誤導。縣誌記載“周勃墓、荊軻墓、越王墓、楚王墓”在豐縣，這些內容不能當真。清順治《豐縣志》為棠林集加註“古中陽裡”，顯然屬於這類不實之詞，正如劉文忠先生所言，“那隻能是無稽之談”。

（清順治版《豐縣志》為棠林集擅增“古中陽裡”的謬注）

2、清順治版《豐縣志》關於棠林集的註釋是鑿空之談

清順治版《豐縣志》為在棠林集加註(縣南二十里，古中陽裡)，明版《豐縣志》記載的棠林集，根本沒有這些內容，《大明一統志》也無此內容，就是在這一謬注產生後，《大清一統志》對此也隻字不提。遍查《史記》問世到明末一千七百年間的文獻，挖地三尺都找不到任何依據，這裡也未出土任何足以證明古中陽裡存在的地下資料。

（光緒《豐縣志》正文載“在城一鄉即古中陽裡”）

3、清版《豐縣志》正文同樣肯定“中陽裡在城”說

以光緒版《豐縣志》為例，版本相因，固然保留了順治版《豐縣志》關於棠林集的謬注，但是正文部分依然肯定中陽裡在豐城，引述《一統志》說“中陽裡在城東北，有中陽坊、廟，五代劉知遠所建”。上文提到縣誌編撰者在考證《述徵記》佚文的時候，還極力為大澤與中陽裡的密切聯繫進行辯護，這種考證或存在問題，但是態度是非常鮮明的。縣誌說：“今之在城一鄉即古中陽裡，宅安能越中陽而過之”。旗幟鮮明地認為“古中陽裡在城”。該志還記載縣城或近郊存在高祖宅、盧綰宅、龍霧橋、豐公祠等“古蹟”，這些內容彼此相呼應，又與《史記》、《漢書》、《魏書》、《括地誌》、《太平宇寰記》、明清《一統志》等文獻相互印證。作為鮮明對比，棠林集為古中陽裡的謬注則顯得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假如清版縣誌編著者肯定棠林集為古中陽裡，就會在正文中展開敘述，也不會說“今之在城一鄉即古中陽裡”。

4、關於謬注產生原因的猜想

可能的原因之一： 豐縣過去境內立了不少碑石，諸如“漢高故里”、“漢之故里”等，個別好事者望文生義，以為是“古中陽裡”。可能的原因之二：明代區劃有四鄉十九里，明代以前或明代前期，棠林集或存在類似“中陽裡”字樣的裡，明末清初消失後，成為“古中陽裡”。可能原因之三：一些文人墨客在此寫過關於“漢高”或“中陽”詩文，被人誤解為“古中陽裡”。可能原因之四：清順治版《豐縣志》刊刻時字跡錯誤。當然上述猜測僅僅屬於本文作者一家之言。

下篇旨在依據可信史料，剔除清版《豐縣志》所注“縣南二十里棠林集為古中陽裡”的謬說，避免以訛傳訛，貽誤今人、後人。

結論

應該說，學術界從未注意清順治版《豐縣志》的謬注。安作璋教授與孟祥才教授是前任和現任秦漢史學會副會長，他們合著的《漢高帝大傳》（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說：“劉邦出生地豐邑中陽裡在今豐縣城內”。現任會長王子今先生也有類似描述。豐籍研究者長期以來也從未就中陽裡問題產生過爭議。豐縣博物館原館長王榮生先生在1992年《劉邦研究》雜誌第1期發表《劉邦故里豐邑中陽裡考》，開宗明義地說：“豐邑中陽裡究竟在何處呢？查閱相關資料，可以認定，豐邑中陽裡在今豐城及近郊”。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劉文忠先生近年在《文化豐縣》雜誌上發表《豐邑中陽裡考索》，經過一番考索，“認定中陽裡必在豐邑城內”。

與昔哲今賢相比，本文作者更注重挖掘內證，著重分析《史記》文本內容與具體語境，利用相關學術成果，從而確證“中陽裡就在秦漢豐城內”，這是難以撼動的定論；同時梳理傳世文獻，批駁了清順治版《豐縣志》擅增註釋的妄誕。宋人葉適說：“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近幾年，各種奇談怪論紛至沓來，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因此，依據準確史料呈現史實真相，是十分必要的，“西北說”、“西南說”、“東北以至沛縣說”等各種謬論皆可休也。如果有人繼續追問，我的回答很簡單：《史記》這個關口是混不過去的！

丁維軍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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