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太平經》是《正統道藏》太平部中第一部經，也可以說是三洞四輔諸道經中最古的一部， ( 周秦諸子不算在內 ) ，原書共一百七十卷，殘缺甚多，現在所存者不滿五十卷 ( 《太平經鈔》在外 ) ，而且字句脫誤，篇幅錯亂，讀之尚未終卷，即感覺苦悶。五十年前一般的讀書人並不知有《太平經》這個書名；清朝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們壘喜歡考訂古籍，也未曾注意到此。唯一的原因，就是除了《道藏》而外， 《太平經》別無單行本，而《道藏》又保存在國內少數的幾個大道觀中：不肯輕易供人閱覽，所以這部書就埋沒無聞。自從公元 1925 年涵芬樓影印《道藏》出版後，《太平經》才漸漸地受到研究家的重視。
用現代人的心理和眼光來看一千八百年以前的古道經，無論如何努力，總嫌格格不入。公元 1912 至 1914 年，我借住上海白雲觀，看原版《道藏》（此時涵芬樓影印本《道藏》尚未出世），對於殘留的數十卷《太平經》不感興趣，僅粗枝大葉的瀏覽一遍，沒有多費時間； 1940 至1942 年，第二次在上海看影印版《道藏》，又碰著《太平經》，勉強耐心翻閱過兩遍，仍是索然無味，只好把它放棄； 1959 年住在北京中國道教協會，第三次看《太平經》，這次下了一個決心，不惜時間，不怕困難，從頭到尾細看，同時並參考有關的書籍，才識認了《太平經》在歷史上和道教上的重要性。
今將管見所得，先寫上幾條大綱，然後再依次作補充的說明。
大 綱
第一、 《太平經》是個簡稱，是于吉的《太平青領書》和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兩種的混合物，作於東漢時代，比較其它道經最先出世，若要研究道教經典來源，此書應該首屈一指。
第二、 東漢的《太平經》又脫胎於西漢的《天宮歷包元太平經》，此書當初只有十二卷，因為秘密相傳，日久年深，漫無稽考，傳經者各自運用手腕，逐漸地使它篇幅擴大，數量增多，遂成為後來的一百七十卷之鉅著。
第三 、西漢的《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又是根據秦漢之交燕齊一帶海上方士所傳授的資料而編寫出來的，他們的老祖師就是戰國時代以談天說地、名重諸侯的齊國稷下人騶衍。
第四、 有了《太平經》，就產生了黃巾張角的 “太平道”。東漢靈帝來年，張角等發動數十萬人起義 ( 其中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 ) ，雖不幸失敗，但間接的為他人造成了機會。此後群雄並起，共逐漢鹿，曹操更以受降黃巾為終身事業發軔之始，魏、蜀、吳三國遂由此開基。
第五、 有了《太平經》，就產生了天師張道陵的 “五斗米道”。他的孫子張魯用“五斗米道”治理漢中，閉關自守，獨霸一方，不參預他方的混戰，別處受戰禍的難民都以漢中為避難所。張道陵的曾孫張威，於西晉時遷居龍虎山，一姓傳統六十三代，歷史經過一千八百年，可謂宗教界中特殊的現象。
第六、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本質上並無多大區別，但因地理上和人事上的關係，彼此結果遂大不相同。于吉往來都市，招搖過分，致遭孫策之忌，柱作犧牲，死得沒有價值；張道陵隱居深山，避免眾害，專心研究古代的修煉方法，併為後世道教建立一個深遠的基礎。張角所發動的群眾，都在平原，無險可守，容易被人擊破；張魯所佔據的地盤，形勢鞏固，易守難攻，暫時足以自保。張角以行道為手段；以革命為目的，推翻了封建統治的局面，結果曹氏篡漢，天下三分；張魯以政治為手段，以行道為目的，只謀地方一時期的安全，最後見機投降，專務道業。
大綱的說明
漢朝有三種太平經
道經創造的時代，大概都在魏晉以降，而三種太平經則出現於漢朝：
(1) 《天宮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傳經者為西漢成帝時人甘忠可 ( 根據《前漢書第七十五卷。李尋傳》。成帝年代當公元前 32 一前 7) ；
(2) 《太平洞極經》一百四十四卷，傳經者為東漢順帝時人張道陵 ( 根據《道教義樞第二卷．七部義》。順帝年代當公元 126 一 144) ；
(3) 《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傳經者為與張道陵同時的人于吉 ( 根據《後漢書第六十卷襄楷傳》 ) 。
以上第一種《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在當時算是禁書；世難得見，東晉《抱朴子內篇．遐覽》篇中只列《包元經》一卷，或是原書的殘餘；第二種 “太平洞極經”，在六朝梁陳間，孟安排作《道教義樞》時，尚未說它亡佚，到北宋真宗天禧年間，張君房作《雲笈七籤》時，才說“今此經流亡，殆將欲尺”，後來就更無影蹤了；第三種《太平青領書》，即是今《道藏》中殘缺不全的《太平經》，此書所言，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干支、歷數、氣運、災異、鬼神、仙真、男女、邪正、善惡、貧富、貴賤、壽夭，以及國家的治亂興衰、人事的吉凶禍福，並無後世道經中那些佛道混雜的名詞和荒誕無稽的論調，還保持了初期道教的樸素面目，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一般的情況和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
兩種太平經之異同
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于吉的《太平青領書》，都說是老君所授，而且都在東漢順帝時代出現，這兩種書的名稱和卷數雖不一致，內容大概是相同的。今考《道教義樞·七部義》和《雲笈七籤》第六卷，有同樣的記述如下：
(1) “太平者，此經以三一為宗”。此言《太平經》的宗旨，修身以精、炁、神三者渾而為一，治國以天、地、人三者合而為一，故曰，三一為宗。
(2) “然其卷數或有不同”。此言《太平經》的卷數或多或少，不是一律。
(3) “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此言于吉的《太平經》，全書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有十七卷，十部共為一百七十卷，是當時所通行的。
(4) “按《正一經》雲，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此言張道陵的《太平經》比較於吉的《太平經》少二十六卷。
(5) “甲乙十部，是周赧王時老君於蜀授琅琊幹吉 ( “于吉”在道書上多作“幹吉” ) ，至漢順帝時，宮崇詣闕，上其師幹吉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經》 ”。此言于吉的《太平經》是老君所授。這是道書上慣用的神話，而且周赧王至漢順帝，其間相距四百多年， 更不足信，我們只能以宮崇詣闕上書的時代為憑 ( 宮崇上書事見《後漢書·襄楷傳》末段 ) 。
(6) “《洞極經》者，漢安元年，太上親授天師，流傳茲日”。此言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也是老君所授。其實沒有這麼一回事，都是人的手筆製造出來的。 ( 漢安元年是東漢順帝豐號，即公元 142 年。 )
(7) “此之二經，並是威明治道、證果、修因、禁忌、眾術也”。此言于吉的書和張遺陵的書內容性質相同。
兩種太平經之混合
根據以上所引《道教義樞》和《雲笈士籤》之說，並參考《後漢書·襄槽傳》，可知《太平洞極經》和《太平青領書》都出現於漢順帝時代，為什麼到了北宋時就一存一亡 ? 我想這兩種書的名稱雖然不同，卷數雖有多有少，實際上無甚區別，既有卷數多的一種行世，那個卷數少的一種就漸漸地歸於自然淘汰了。
明《正統道藏》中殘留的《太平經》提到 “洞極”之說者，已有二十幾處，可以證明這兩種書名異而實同，今擇要列舉如下：
(1) “其為道乃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簡得其善者以為《洞極之經》”。 ( 《太平經》第四一卷．第五十五章 )
(2) “今天師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書善文之屬及賢明口中訣事，以為《洞極之經》，乃後開闢以來災悉可除也”。 ( 《太平經》第八十八卷·第一百二十九章 )
(3) “使眾賢明共集次之，編以為《洞極之經》，因以大覺賢者，乃以下付歸民間”。 ( 卷數章數同上 )
(4) “卷投一善方，始善養性之術於書卷下，使眾賢誦讀，此當為《洞極之經》竟者”。 ( 卷數章數同上。第一個 “善”字與“良”字同文，所謂善方即更方；第二個“善”字與“繕”字同，即繕寫之義。 )
(5) “令其群賢共定案之，……去其邪辭，以為《洞極之經》”。 ( 《太平經》第九十一卷。第一百三十二章 )
(6) “願問天地何故一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為《洞極經》乎 ? ” ( 卷數章數同上 )
(7) “故今天遣吾下，為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之，從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為《洞極之經》，名為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 ( 卷數章數同上 )
(8) “故施《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 ( 《太平經》第一百一十二卷。第一百八十八章 )
(9) “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為《洞極之經》。……故教訓人君賢者而勃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 ( 見《太平經良鈔·辛部》 )
(10) “故念吾為真人作道，其大也則洞至無表，其小也則洞達無裡，尊則極其士，尊629則極其下，……然吾乃為太平之君柞經”。 ( 洞極二字之義，此處說得很明白。見《太平經》第九十八卷·第一百五十七章 )
(11) “右天怨地咎，國之害徵，立《洞極經》文”。 ( 《太平經》第九十一卷·第一百三十二章 )
(12) “大集聚政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怨地咎、國之害，立《洞極經》”。 ( 見太平經鈔己部 )
除以上所引各條而外，《太平經》中含有 “洞極”二字的文句尚不少，幾十卷殘經中已是如此，推測當日一百七十卷完整無缺的《太平經》演講“洞極”之說者必定更多，因此可知于吉的《太平青領書》和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這兩種書是分不開的，若非一書二名，就是于吉的書已把張道陵的書吞併在內而加以融化了。再者，張道陵一派，自稱“天師”，這個尊號當有來源，今觀現在殘留的太平經中， “天師”和“真人”互相問答之辭，隨處可見，足以斷定此經和張道陵有密切關係。
甘忠可創造太平經
《前漢書第七十五卷·李尋傳》： “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建平二年 ( 公元前五年 ) 賀夏等以左道亂政罪皆伏誅，我想其人雖死，其書未必能夠完全消滅，由西漢成帝到東漢順帝，中間經過一百幾十年，十二卷的《太平經》逐漸發展為一百七十卷，也是可能的。
還有關於傳經人和受經人的鄉里一事也值得研究：
(1) 造十二卷《太平經》的甘忠可是齊人，西漢齊郡即令山凍省臨淄縣一帶，東邊與壽光縣接壤。
(2) 得一百七十卷神書的于吉是北海人，東漢北海國即今山東省壽光縣東北一帶近渤海處，西邊與臨淄縣接壤。 ( 神書即《太平經》，又名《太平青領書》。 )
(3) 于吉得神書的地點是曲陽，即今江蘇省邳縣，西北面與山東省連界，漢時屬東海郡。
(4) 詣闕上神書的宮崇是琅琊人，漢之琅琊即今山東省東南邊界近黃海處，海濱有琅琊山，秦始皇曾在此山留住三個月之久。
(5) 甘忠可的信徒，如夏賀良是重平人，丁廣世是容丘人，郭昌是東郡人；考前漢書地理志，重平縣屬渤海郡，容丘縣屬東海郡，東郡屬兗州，這些地力都在燕、齊境內。
根據以上諸人鄉里關係，我認為于吉的神書是脫胎於甘忠可太平經，而甘忠可的書又是燕、齊海上方士們所流傳的舊說從新改編，他們的老祖師就是戰國時代齊國稷下人騶衍。 ( 騶衍亦作芻衍，稷下在今山東省臨淄縣城外 )
騶衍五德論之繼承
(1) 漢司馬遷謂騶衍 “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 節錄《史記卷七十四·孟軻傳》 )
(2) 《史記·封禪書》、 《前漢書·郊祀志》同言： “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 注云：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 ) ”；又言：“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 ( 注云：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 ) ，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 不能通 ”。
(3) 西漢甘忠可遂繼承騶衍五德終始之說造《太平經》， “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後來夏賀良等復繼承忠可之說，對哀帝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職譴告人也。急宜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 ( 引號內語句見《前漢書·李尋傳》 )
(4) 東漢襄楷又繼承甘、夏之說，當桓帝延熹九年 ( 公元 166) ，詣闕上疏，言琅琊宮崇所獻于吉神書 “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衝、孝質，頻世短祚”。 ( 見《後漢書·襄楷傳》 )
總觀以上諸說，差不多是一個系統。騶衍當日既然著書十餘萬言 ( 《漢書藝文志》有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 ；遊說齊、梁、趙、燕各國，名震王公 ( 《史記·盂軻傳》雲：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 ，必有不少的傳人，甘忠可生長在騶衍故鄉，更容易覓取騶衍遺留的書籍而加以改造， 因此《天官曆包元太平經》遂出現於世。甘忠可、夏賀良等死後，《太平經》一書必定被其它信徒們寶為秘傳，私相授受，為了配合時代的需要，書中不能不陸續地添入許多新資料，質雖未變，而量已大增；後來東漢的于吉又生長在甘忠可的故鄉 ( 騶衍、甘忠可，同是山東臨淄縣人，子吉是山東壽光縣人，二縣東西連界 ) ，必是得著歷年以來逐漸增廣的太平經而更加擴充之，因此遂有一百七十卷之鉅著。
騶衍遺說之影響
西漢甘忠可、東漢于吉的書都是戰國時代騶衍的一脈相傳，除以上所列舉各項事證而外，在今日殘留的《太平經》中尚有蛛絲馬跡可尋。《史記·孟軻傳》略述騶衍之說雲： “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 後來我國常自稱為神州，本於此 ) 。赤縣平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 裨海即小海 )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 ( 《史記》這一段文章很不易懂，今特詳細的加以解釋：騶衍說，中國雖大，但和天下相比就覺得甚小，不過八十一分之一而已。中國叫作赤縣神州。中國境內原有九州，即當初大禹王所劃分的，雖有州的名稱，但不具備州的條件，不能算是九州。中國境外尚有八個州，也和赤縣神州一樣，連中國算，就是九個，這才稱得起九州。九州之外有小海環繞。凡是叫作州的，必有界限，人類和獸類彼此兩方都不能交通，好似客在一區之中，若具備這樣條件，才可以稱為一州，九州皆是如此。若就大處說，九個州也自成一個大區，因有裨海在九州外面環繞，更不能和別處相通。象這樣有裨海環繞的大區也有九個，每一個大區內皆有九州，九九共有八十一州。八十一州之外再有大瀛海環繞，大瀛海之外已經是天和地相連接之處，其大無外，不可測量了。 )
以上僅是騶衍一家之說，在別種古書上都未會見過；他所說天下有九個九州，共為八十一州，中國是八十一州中的一個州，也與現實狀況不相符答。今觀《太平經》中卻有類似騶衍的論調，如第九十三卷 “國不可勝數訣”篇中雲：“中部有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週；天下有萬國，乃遠出到洞虛無表”。此處所謂 “八十一域”，等於騶衍說的“八十一州”，此處所謂“次其外復一週”，等於騶衍說的“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處所謂“洞虛無表”，等於騶衍說的“天地之際”。再者，司馬遷批判騶衍之書，謂“其語宏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今觀現在殘留的《太平經》，其中有些辭句雖不免依託神人之言，然究其宗旨，仍注重倫常道德，倡導君明、臣忠、父慈、母愛、子孝、妻順、兄良、弟恭、人人樂善，以求天祐而致太平。統觀前後諸說，可見《太平經》是受了騶衍遺書的影響。
黃巾張角與太平經的關係
《後漢書卷六十·襄槽傳》末段雲： “初順帝時，琅琊宮崇諧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 ( 原注：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 ) ，號《太平青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 ( 觀音錫 )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據此，可知張角的太平道根源所在。
《後漢書卷一百一·皇甫嵩傳》言：張角的徒眾 “皆著黃巾為標幟；……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這種標幟和稱號都是和太平經有關係的。嚷楷早已說過：“宮崇所獻于吉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按五行衰旺順序，火衰，土必代旺，漢朝是以火德王，漢運既衰，代漢而興者必是土德，土色黃，故著黃巾，以表示順五行之意。
太平經中又言： “天以道治，地以德治，人以和治。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天主生，地主養，人主成。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非此三統道德仁，非為太平之君矣”。此外言天地人三種關係者’在經文中觸目皆是，未能悉舉。張角弟兄三人以天公、地公、人公為稱號，必是由太平經而來的。
黃 巾 起 義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 ( 漢有鉅鹿郡，在今河北省界內 ) 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萬 ( 按此句當作 “其部帥有三十六方”。原文“師、萬”二字錯誤 ) ，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 ( 此事在公元 184 年 )
《後漢書卷一百一·皇甫嵩傳》： “初鉅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天下，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 東漢全國十二州，僅有益、涼、並、交四州未受波及 ) ，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諸方一時俱起，……州郡失據，長吏鄉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看史家記述黃巾起義，聲勢如此浩大，應該有所成就，但因缺少革命的經驗，結果不免失敗，而東漢王朝也從此一蹶不振，終至滅亡，張角等最初高舉義旗；代表廣大農民群眾，打倒封建惡勢力的願望，後來總算是實現了。
曹操與黃巾的關係
後漢中平元年 ( 公元 184) 曹操雖然帶兵打過黃巾，但以附隸在皇甫嵩軍隊之下，不起主要作用，事後只博得一個東郡太守官階。初平三年 ( 公元 192) 青州黃巾百萬，攻入兗州，曹操以少數兵力，出奇設伏，屢次制勝，受黃巾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 ( 此時張角弟兄三人已經死了八年，這些黃巾雖號稱張角的同黨，其實還是一般的飢餓流離的民眾 ) 。曹操本苦兵少，一旦得到這許多降卒，軍容突然大威，因此遂由東郡太守躍升為兗州牧 ( 兗州即今山東省西北部連河北省西南部在內。東漢時兗州有國三、郡五、城八十、人口四百萬左右。東郡是兗州五郡中之一郡，東郡太守等於清朝的知府，兗州牧等於清朝的督撫 ) 。
後漢建安元年 ( 公元 196) ，曹操又進討汝南、潁川黃巾，收降其眾各數萬人，朝廷遂拜操為鎮東將軍，封侯爵；此後步步高昇，為司空、為丞相、為魏公、為魏王；假使當時沒有黃巾，曹操就不能取得這樣地位以發展他的雄才大略，因此可以說，他一生的事業是黃巾所造成的。曹操對於當時的人民是有功或有罪，或功罪各半，這些問題與太平經無直接關係，本篇暫不討論。
建安二十五年 ( 公元 220) 曹操歿，曹丕遂自稱天子，繼之劉備稱帝於蜀 ( 公元 221) ，孫權稱帝於吳 ( 公元 222) ，漢朝天下遂分裂為三國。 ( 魏國共 46 年，蜀國共 43 年，吳國共 59 年，後來三國皆統一於西晉。 此章詳情見《後漢書·靈帝紀·獻帝紀》、《三國魏志·武帝操傳·文帝丕傳》、《蜀志·劉備傳》、 《吳志·孫權傳》。 )
有了《太平經》，而後才有張角的 “太平道”；有了“太平道”，而後才有黃巾起義，黃巾自身雖無所成就，但反面的助長了曹操的威勢；有了曹操之掃蕩群雄、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後才有曹丕之顛覆漢室、取帝位而代之；此事距張角等最初起義時不過三十 六年，可見這部 “太平經”在歷史上的重要關係。
張魯在漢中大行五斗米道
《三國魏志卷八·張魯傳》：張魯，字公祺，沛國人 ( 沛國即今江蘇省徐州北面的沛縣 ) ，祖父陵 ( 即張道陵 ) ，順帝時 ( 公元 126 — 144) 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 山在今成都西面大邑縣 ) ，從受道者，出五斗米 ( 因此當時稱為 “五斗米道” ) 。陵傳子衡，衡傳於魯 ( 張魯是張陵之孫 ) 。魯據漢中 ( 即清朝陝西省漢中府所轄區域 ) ，自號師君，其來學者，皆教以誠信不欺，有病自首其過 ( 等於後世宗教家所謂忤悔之意 ) ，大都與黃巾相似 ( 原注引典略雲：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修法略與角同。裴松之雲，張修應是張街之誤。愚按，張衡是張道陵之子，即張魯之父，雖奉行五斗米道，但同時另有一人叫作張修，也是五斗米道；《後漢書·靈帝紀》： “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冠郡縣”。原注：“張修號為五斗米師”。據此可見張修和張衡本是二人，非誤 ) 。犯法者先加三原 ( 先經過三次寬免其罪 ) ，然後行刑。不置長史，皆以祭酒為治 ( 在本道中有資格者名曰祭酒，用他們管理行政事務 ) 。諸祭酒皆作義舍於路 ( 義舍是給行路人休息的小屋 ) ，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 ( 義舍內有米有肉，讓人儘量吃鮑，不收費用 ) ，民夷便樂之 ( 百姓和夷人都戚覺這件事很便利，大家都很歡樂。那時所謂夷人，即今日的少數民族 ) 。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 巴是巴中郡， 即今四川省北面的南江、廣元、昭化、劍閣、通江、巴中、蒼溪、閒中、南部等縣；漢是漢中郡，即今陝西省南面的佛坪、留壩、鳳、洋、沔、略陽、城固、褒城、南鄭、西鄉、寧羌、鎮巴等縣。垂三十年，即將近三十年，從公元 188 至 215 ，實際只有二十八年 )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 ( 事在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即公元 211 年。關西謂函谷關之西，即河南、陝西二省交界處，該處難民逃奔到張魯所管轄的區域來避難，大家都認為漢中是安全地方 ) 。以上節錄《張魯傳》拜《後漢書·劉焉傳》，所以字句微有異同。詳情見二傳原文及裴松之、李賢二注中。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年 ( 公元 215) 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又《張魯傳》拜《劉焉傳》皆言，張魯降後，曹操侍以客禮，拜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魯五子皆封列侯 ( 萬戶侯是侯爵中之最大者，其次幾千戶或幾百戶不等，每戶應納的租稅皆歸封侯者所有，但土地和人民仍屬於國家 ) 。
五斗米道傳為道教正一派
考南來人所編篡的《歷世真仙體遣通鑑》，得知張魯五個兒子的名字；他的第三子名盛，字元宗， “歷宮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封都亭侯，嘗喟然歡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長子傳授，而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無傳乎! ’西晉永嘉中 ( 公元 307 — 312) ，夜望大江之東有瑞氣徹天，謂其妻曰， ‘是可以成吾丹矣。乃棄官南遊，至鄱陽郡 ( 即今江西省鄱陽縣一帶地方 ) ，望之曰， ‘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處，山嶺秀麗，登而喜曰，‘吾得之矣。’山頂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乃昔日煉丹修養之地，遂就其井灶左右結廬。居一年，妻盧氏來尋之，遂與同居此山，得一子。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山為龍虎，子孫多居山之東北。” ( 龍虎山在今江西省貴溪縣西南，兩山相對，形勢一如龍昂， 一如虎踞，有古時丹井丹灶及飛昇臺遺址；又有上清宮，俗名天師府。 ) 按望氣和成丹尸解諸說，疑是作者有意附會，恐不足信，但因原文是如此，不便刪改，故照錄之。
龍虎山為道教正一派發祥之地，自張道陵第四代孫張盛遷來此山後，世世安居，曾未移動，今已傳王六十三代。我國人的家世譜系常嫌中斷，無法稽考，若求一姓家譜相續不斷者，除山東省曲阜縣孔夫子後裔而外，就要數到張天師了。
五斗米道和太平經的關係
張道陵是東漢沛國人，這個地方即今江蘇省沛縣；再往東南，即是邳縣，漢時名為曲陽，于吉的神書得於此處。沛、邳二縣相距很近，因此，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和子吉的《太平青領書》可能是一個來源，所以他們的道法也大概相同。關於洞極之說，在今日殘留的太平經中有不少的資料，本篇已擇要列舉如前，此外還有一件事更能夠證明 “五斗米道”和《太平經》的關係：
《後漢書·劉焉傳》和《三國志·張魯傳》二注中都說，張魯的政治 “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今按春夏二季，生氣當令，禁止屠宰，是體天地好生之德，尚不難理解，但欽酒非殺生可比，何故也要禁止 ? 就因為他是一個篤實奉行《太平經》教義者，所以把飲酒、造酒都當作罪惡。
《太平經》第六十九卷有云： “人君好縱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亂，其官職名戰鬥而致盜賊，……故當斷酒”。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四·飲酒緣》 ( 此書在《道藏》洞玄部戒律類 ) 引《太平經》雲： “真人問曰，‘凡人飲酒洽醉，狂詠便作，或即鬥死，或相賊仿，或緣此姦淫，或緣茲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日之間消五穀億萬鬥斛，復緣此致害，連及縣宮，或使子孫呼嗟，上感動皇天，禍亂陰陽，使四時五行之氣乖反。如何故作狂藥以相飲食，可斷之否 ? ’神人曰‘善哉！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從今以往，敢有無故飲酒一斗者 ( 漢時一斗約等於今日的二升 ) ，笞二十 ( 笞音痴，等於清朝刑罰打二十下小竹板子 ) ；二斗，杖六十。 ( 斂酒二斗者，以大木棍打六十下 ) ；三鬥；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為數，廣令天下，使賢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為，其中愚人有犯即罰，作酒之家亦同飲者 ’ ( 造酒者與飲酒者同罪 ) ”。
觀以上太平經文，可知張魯禁酒是有所根據，不是單憑自己意思創立教條。前已證明於吉的《太平青領書》和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是分不開的，現從禁酒這件事上著想，更能夠斷定兩種書是二個來源，所以《張魯傳》中說，魯的道法與黃巾相似，而《典略》所記載 “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種種作用，彼此也沒有多大差別。 ( 《典略》原文見《後漢書·劉焉傳》注和《三國志·張魯傳》注中所引 )
張魯避免太平道的名稱
張魯的道既然和張角一樣，都是由《太平經》產生出來的，為什麼張魯不用 “太平道”這個名稱，而叫作“五斗米道” ? 原因就在於他的志願和張角不同。張角領導數十萬黃巾起義，要想推翻漢朝的統治；而張魯只希望在當時全國混亂之中維持局部的安全。張魯佔據漢中一塊地盤，實際上已不受朝廷節制，但表面上仍算是國家官員之一 ( 《後漢書·劉焉傳》雲：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三國志·張魯傳》亦同此說 ) ，所以他要避免與黃巾同樣的名稱，雖然他也奉《太平經》為聖典，卻不肯自己承認是 “太平道”，人家無法稱呼，只好撇開教義不管，按照事實代他取個名子，直叫作“五斗米道”；或見其獨霸一方，就呼為“米賊”；或見其道中有鬼卒、鬼吏之名，就稱為“鬼道” ( 米賊、鬼道，皆見張魯本傳 ) ，這些都是不體面的稱呼；後世所謂天師道、正一派、龍虎宗幾種名稱，比較用得合適，而且好聽得多了。
五斗米道不是剝削
有人說，“五斗米道”取費太多，非一般人所能負擔，未免近於剝削。我說，今日如果要論斷這件事，應先了解當時當地社會實際情況：
(1) 漢朝升斗之量最小，不能和今日的量制同等相看。清朝名醫徐靈胎所作《醫學源流論》中有一篇論《古今方劑大小》，他說， “餘親見漢時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按這個此例折算，可知漢時的量制等於今日的量制的五分之一，那時一井升等於今日二合，一斗等於今日二升，五斗只有今日一斗，不為過多。
(2) 當時漢中居民超出十萬戶以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百姓不忱貧乏，五斗米還能負擔得起。
(3) 出五斗米也是聽各人自願，以此為受道者入門的表信，或作為祭酒們祈禱的酬勞，並非強迫行事；若真要剝削斂財，以張、魯當日的威權，盡有其它各項抽捐加稅的方法可行，不需要玩弄這種花樣。
(4) 張魯治理漢中，特別注重《太平經》所謂生、養、施三德政中的一個 “施”字，使諸祭酒皆作義舍於路旁，以便行旅，又把些米肉放在義舍中，任過客自由飽食，不取膳費，象這樣博施濟眾，當然是靠平日五斗米的儲蓄而來，否則從何處得到許多糧食 ? ( 以上二、三、四項皆詳見《劉焉傳》和《張魯傳》拜兩傳的小注中
(5) 我們把剝削罪名加在張魯身上，雖不合實際情況，若說他在那裡製造迷信，他就無可推託了。但要曉得一千七百年以前的社會，迷信是很難破除的，當時稍有一點作為的人，都想利用他人的迷信來做自己所認為應該做的事業；即如黃巾起義，也是張角利用太平道，才能夠發動數十萬群眾，倡導革命先聲；張魯亦復如此，只是兩人目的不同而巳。
孫策殺于吉
張魯同時的人勇於破除迷信者，即孫權之兄孫策。《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言孫策殺于吉一段故事，今照原文錄之如下：
“時有道土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 ( 即今江蘇省吳縣和浙江省會稽縣 ) ，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 ( 兩地人民冬奉于吉為師 ) 。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 ( 于吉身上穿著華美的服裝 ) ， 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 ( 鏵即鈇鍬，上裝長木柄，可以掘地，後世遊方道士常有攜帶此物作挖掘藥草之用，名為方便鏟。于吉那時又在長木柄的另一頭掛了個漆畫的小匣子，大概是他的藥箱 ) ，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 ( 招待員 ) 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 ( 孫策令人捉拿于吉 ) ，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 ‘於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 ( 孫策廾三歲已封侯爵，所以他自視為君，而視諸將士為臣。于吉由樓下經過，諸將士撇開孫策不管，跑到下面去迎拜于吉，因此孫策懷恨，一定要殺他 ) 。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 ( 諸將士連名上呈文，請求赦免於吉 ) 。策曰， ‘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 一班信徒們還不認為于吉是真死，說他靈魂藉此脫離肉體成仙，大家又祀他，求他降福給各人 ) 。 ”
孫策手下這些將官，迷信的程度太深，原不足怪，而孫策本人雖自命為破除迷信 ( 孫策訓將士，有 “焚香、讀邪俗道書，此甚無益，諸君未悟”一段話 ) ，我看他也不徹底。他自從賭氣殺了于吉之後，心中總未免懷有鬼胎，時常見到于吉顯靈，因此神經錯亂，竟不得善終。本以破除迷信稱雄，結局仍然死於迷信 ( 《孫策傳》注引《投神記》雲：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佛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 。
于吉真假的問題
有人說，“孫策所殺的于吉是冒名，不是真于吉，因為他在東漢順帝時代已為人師，再從那時算至建安五年，多則七十餘年，少則五十六七年，如果於吉尚存，當有一百多歲，恐怕沒有這樣長的壽命。”我認為此說理由頗欠充分，世間活到百歲以外的人並非罕見，不能僅從年齡上辨別真假。于吉確實年齡究竟幾何，後人雖無法推測，但晉朝虞喜作《志林》時，早已論及此事。他說：“順帝時琅琊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已近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 ( 耄是老，悼是幼，古禮刑罰不加於老幼 ) ， ……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今按于吉得神書這件事，大家都以《後漢書。襄稽傳》為根據，《後漢書》是六朝劉宋時人范曄所撰，于吉死在東漢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後漢書》成於劉宋文帝元嘉年間，已在於吉死後二百幾十年了；虞喜是西晉和東晉之間的人，距離於吉死時不過一百多年，他作《志林》時，范曄的《後漢書》尚未出世，《志林》所言必另有根據，比較更為可信。當時文獻充足，考證便利，設若於吉真假有問題，虞喜是晉朝一個博學家，自能辨別清楚，不應該胸無主見、人云亦云 ( 虞喜《志林》見《三國志·孫策傳》裴注所引 ) 。
我們生在虞喜之後一千六百餘年，時代既不象晉朝和三國那樣接近，考證的資料也沒有當時那樣豐富；各種遺書上雖也提到幹吉 ( 即于吉 ) ，但惜所說並非一致，而且神話太多，不足以供考證，今日想要為于吉作辯護，事實上很感覺困難。《太平經》固然是由於吉傳出，但于吉之死與《太平經》毫無關係，後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說來翻一千七百年前的舊案。孫策是三國時梟雄之一，少年狂妄，目中無人，他只曉得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不懂什麼叫作仁慈和法律，虞喜偏拿古禮去責備他，謂于吉罪不至死，年老不宜加刑，這些都是隔靴搔癢之談。
道儒兩家對於吉的批判
宋末元初趙道一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的《幹吉傳》 ( “于吉 ”在道書上多作“幹吉” ) ，原文有一千餘字，首言幹吉祥得《太平經》時乃 “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 ( 公元前 27) 。末言 “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為幹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為客在軍中’將士多疾病，請吉水輒差 ( 噴水到病人身上，病即愈 ) 。策欲迎獻帝討曹公 ( 時為漢獻帝建安五年，即公元 200) ，使吉占風色 ( 占卜天氣如何 ) ，每有神驗，將士鹹崇仰吉， ( 中有百餘字，大意與《搜神記》相同，故不重錄。 ) ……策遂殺之”。編者在本傳後附以評語，今錄如下：“道德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幹吉乃致身軍旅之中，而為孫策所殺，雖曰兵解也，然使幹吉退藏於密，積行累功，又安知不證飛昇之品乎 ? 後之學仙者當以處佳兵為深戒。 ”同時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神仙書目《太平經》項下有按語云：“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時，垂七十年，而於吉在順帝時已為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 ( 稚齒即幼年 ) ，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眾，製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為，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
觀以上所引 “仙鑑”和“通考”兩種批判，一是用道家的眼光來看于吉，說他違反老子佳兵不處之戒，致為孫策所殺，雖曰尸解，未證飛昇；一是摶儒家的立場斥責于吉，說他不能晦跡山林，而乃招集徒眾，自取誅戮，雖能長生，亦不足觀。這兩人意思都是怪于吉行為失檢，而不怪孫策濫殺無辜，持論實非公允。關於年齡問題，在《仙鑑》上沒有提到，我們僅從西漢河平二年 ( 公元前 27 年于吉得老君授《太平經》 ) 算至東漢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年于吉被害 ) ，已有二百二十七年了，他自己年齡最少應該有二百六七十歲，《仙鑑》作者趙道一，未嘗因為年歲過高就說他是假的；《通考》作者馬端臨，測度于吉死時當在百歲以外，是從東漢順帝時代算起，只認為他有長生久視之術，也不懷疑有第二人冒名，但說他 “製造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為，以取誅戮，”好象死罪是不可避免的，這顯然是謬論，比較晉朝虞喜的見解差得遠了。
張角張魯于吉三人情況不同
就《太平經》的系統上說，于吉和二張雖共屬一個道門，但就他們所經過的事蹟上看來，即知張角和張魯彼此所處的時局、所走的路線絕不相同，而於吉也不能和二張相提並論。
張角正當漢靈帝年代 ( 公元 168 —189) ，朝廷昏亂，闔豎掌握大權 ( 闔豎即宦官，普通叫作太監 ) ；黨獄鉤牽，忠良盡遭法網 ( 凡是反對宦官的人皆有罪，因一人之罪，牽連到父子、兄弟、親族、朋友、門生、屬吏，皆不能倖免，這樣辦法，當時稱為“鉤黨 ”，因此被害者無數，詳情見《後漢書·黨錮傳》及《宦者傳》 ) ；更加苛捐雜稅，層層盤剝；災荒饑饉，民不聊生；張角乘此機會，領導黃巾起義，手段在發動群眾， 目的在顛覆漢室，志願在順天應人 ( 易經上說：革命是 “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巾的標語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後來兗州黃巾又拾曹操書曰：“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 中平元年，黃巾起義，呂疆言於是帝曰： “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 ) 。這次掀起全國革命高潮以後，張角等雖遭不幸，而黃巾反日見增名，其故有四：一、黃巾化整為零，散佈各處；二、黃巾潰敗後與其它革命集團合併，仍以黃巾為號；三、有些集團本無革命思想，他們也冒名黃巾以壯聲勢；四、他股在當時原有許多自立名號，但外人弄不清楚，一概叫作黃巾。因此，《黨錮傳》中就說， “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
張魯在漢獻帝時所碰到的局面就兩樣了。漢運將要告終，梟雄同時並起，宦官已被殲滅，天子等於囚徒，戰禍經年累月，民間十室九空，幾人稱帝稱王，國內一團混亂 ( 曹操自誇曰：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語見《三國魏志·曹操傳》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中 ) 張魯於此時佔據漢中，手段在以教為政 ( 如《張魯傳》中所說： “其來學者，皆教以誠信不欺，有病自首其過；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這些辦法，都是用宗教上的感化主義，代替政治上的措施 ) ，目的在保境安民，志願在繼承道教 ( 即張魯的祖父張道陵所遺傳的 “五斗米教” ) ，只求於萬方多難之中維持一片乾淨土，暫時不受糜爛之災，於願已足，別無其它的奢望；有四點可以證明：一、拒絕群下尊稱漢寧王號；二、不欲堅守關隘抵抗曹兵；三、封藏寶貨倉庫留給國家；四、始終接受朝廷官爵名義 ( 張魯於公元 188 年攻取漢中，原是奉了益州牧劉焉的意旨行事，劉焉死後，其子劉璋，軟弱無能，張魯不願承奉，璋遂殺魯母及魯弟，魯因此叛璋獨立，時在公元 200 年左右，後人就說張魯於此年佔據漢中，其實他在十年之前早已掌握漢中政權了， 至公元 215 年方歸順漢朝，首尾共計廿八年，各義上仍是一個漢寧太守，並未自立別種稱號 ) 。
于吉平日的行為和他遭難的經過，史無明文，只有《孫策傳》裴注所引《江表傳》提及此事，本篇已節錄於前，但裴注又引《搜神記》一段文章，比較《江表傳》所說，頗不一致；裴注《三國志》完成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 ( 公元 429) ， 距離於吉之死不過二百二十九年 ( 于吉死在公元 200 年 ) ，當時裴松之自己就說： “《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今日距離裴松之作注的時代又過了一千五百三十年，更難偏信一家之說，只好再將《搜神記》原文錄之如下，以充實參考資料。
《搜神記》曰： “策欲渡江襲許 ( “許”即許昌，是漢獻帝都城 ) ，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 ( 熇音郝，熇厲即酷熱 ) ；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 ( 孫策有時親自早晨出去切實督察 ) ，見將吏多在吉許 ( 這個 “許”字作“處”字解，言將士和屬吏多在於吉之處 ) ，策因此激怒言： ‘我為不如於吉耶？而先趨務之， ( 意謂，我比不上于吉嗎 ? 你們偏要去奉承他 ) 。便使收吉至 ( “收”．字作拘拿解 ) ，呵問之曰： ‘天旱不兩，道塗艱溘，不時得過 ( 道路不能即時順利通行。此指水路而言 ) ，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忱戚 ( 責罵于吉說，你不和我們一同心焦 ) ，安坐船中，作鬼物態 ( 裝模作樣 ) ，敗吾部伍 ( 破壞我軍營紀律 ) ，今當相除 ( 不容許你存在 ) ’。令人縛置地上暴之 ( 畔人把于吉捆綁起來放在地上，讓烈日去曬他 ) ，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 ( 日中即午時，若午時有雨，就可放他，若無雨，就要殺他 ) 。俄而云氣上蒸，膚寸而合 ( 雲氣零碎集合 ) ，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 ( 大家認為于吉可以免罪 ) ，並往慶慰 ( 往于吉處慶賀及慰問 ) ；策遂殺之 ( 孫策言而無信，仍把于吉殺了 ) ，將士哀惜，共藏其屍，天夜，忽更興雲復之 ( 夜間有云蓋復屍體之上 ) ，明日往視，不知所在 ( 不見其屍何在 ) ”。
看上段記載於吉當時經過的情況，雖與前文所引《江麥傳》不同，惟因孫策手下一班將士十分信仰于吉，遂招惹孫策的憤嫉，必欲殺之以洩憤，這些情況在兩種記載上差不多是相同的。今日就事論事，孫策固然是擅用威權，濫殺無辜，而於吉當時偏要和孫策部下諸將土們混在一起，究竟他心中抱著什麼目的了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無法推測，因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象張角、張魯等行跡光明、容易使人理解，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張作比較的論斷。但是于吉和《太平經》也有直接的關係，而且死非其罪，史家又無明文詳敘其事，故不嫌煩瑣，將《孫策傳》裴注所引兩種不同的記載先後並錄於此，以備觀覽，原文字句有簡古之處，酌加語體解釋，希望後來的讀者得到一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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