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少修改，愈少明顯的技巧，愈稚拙——照片就愈有可能變得權威。”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寫的這段話，用來形容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 ) 的攝影再合適不過。
Corinne on Gloucester Place 1993 © Wolfgang Tillmans
3 月下旬，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在香港卓納畫廊舉辦他的攝影展。
這次展覽陳列出許多他從未展出的全新攝影作品，但主題和呈現方式並不陌生——關於情感和友誼，以及世界各地的風景圖，在現場被並置展出。
展覽現場 © David Zwirner
儘管評論家對他的攝影作品仍有爭議存在，但無可否認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對當代藝術的塑造。
他觀察現代人的親密關係，也關注社會議題，對制度和等級批判。
在創作和布展上他會交叉使用多種媒介，比如用複印機將具體景象和抽象照片結合，將社交媒體上的圖片和其他從網上找來的圖片並置。
© Wolfgang Tillmans Sternberg Press
提爾曼斯的攝影作品，重要的不是闡述意義，而是在持續發問——“在影像日漸飽和的世界，圖像創作究竟有什麼意義？”
對他來說，攝影顯露的不是被拍攝對象的真實性，而是相機背後創作者的意圖。攝影就是“睜大眼睛看這個世界”，因為眼睛是自由的，觀看也是自由的。
相機後的激進目光
“最重要的事是活著，成為一個人。”這是去年在接受 Hyperbeast 採訪時，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談到 24 歲的自己時說道。
而到了 35 歲，他開始轉而關注公共議題，並把 2003 年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覺醒年”。
© Solve Sundsbo
那一年美國和伊拉克宣戰、倫敦的大規模反戰遊行等，都讓這個時間成為一個明確的轉折點。
“當事件開始發酵時，我開始重新思考我的工作去向，它讓我成為一名高調的激進派，現在看來我就是這樣的。”
抗議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的襲擊 柏林遊行現場
來自 Wolfgang Tillmans Instagram
而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意識到作為一個歐洲人，他一直相信的“和解、變化、進步、團結、互惠互利”正在受到威脅。
但在他的世界裡，周圍沒有人有興趣對此做出一些什麼，所以他就自己做海報。“我不在乎這會對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有什麼威脅或幫助，我只是對結果感興趣，我以前從未有過這種感覺。”
反脫歐海報
但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並不認為那些海報是他藝術的一部分，作為曾在英國和德國生活過 28 年的他來說，他覺得有必要去阻止英國脫歐，否則這將會變成“一場醜陋的指責遊戲。”
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一直試圖，把自己“藝術家”和“激進者”的身份區別開來。在接受 Apollo 雜誌採訪時，他說藝術本身是無用的，但也這正是這種無用，才讓它強大而充滿力量。
作品 | “我拒絕成為你的敵人”
Maureen Paley 畫廊
3 月中旬，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被問到一個問題——“你希望這些作品可以引發什麼樣的對話？”
他給出的回答，和他面對政治議題時激進的態度不同，顯得格外謙遜——
“讓某人面對一個令他不適的問題。在倒數第二頁*上有一句話，“有多大可能，在一件事上，只有我是對的？”。
我認為這種謙遜的態度，是積極轉變的先決條件。因為沒了謙遜，一個人很容易失去視野。雖然我也並不該以這種自信的方式討論謙虛，這並不謙虛。”
* 此處指由 wolfgang tillmans 編輯的書——What Is Different?
城市閒逛者
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的攝影非常個人，以至於在評論家看來，他的作品不應該和“真正的藝術家”的作品，放在同一個館裡展出。
2000 年，提爾曼斯獲得特納獎時，藝術評論人兼主持人的 Matthew Collings 就在電視直播時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提爾曼斯也會被叫藝術家”。
愛提爾曼斯的人會立刻反駁這種說法，但必須承認的是，很多時候他的作品，會造成觀者一種“我也能拍”的錯覺。但事實是，看客沒有留意到這些城中日常的片段，太熟悉或太普通，以至於無法留心。
Astro Crusto， 2012 © Wolfgang Tillmans
他的照片就像是徘徊在街頭，把“不擺姿勢的生活截面”記錄下來而已。
從攝影裡能看到，吸引他的不是城市中的官方現實（諸如你可以在社會新聞版面上看到的人/事），而是其中被忽略的片段、瞬間，它沒有隱藏自身的存在，只是從未被留神捕捉。
而敏感的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留意到這些畫面，捕捉感性的生活瞬間。他的作品中，對脆弱性、危機、困惑、性和墮落方面的生動記錄，尤為動人，比如這幅名為“LOVE (HANDS IN AIR)”的攝影作品。
Love (Hands in Air) 1989 © Wolfgang Tillmans
但他是在有意識地打破所有攝影規則嗎？
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他的回應是，“一點也不，我愛傳統，我認為奧古斯特·桑德 (August Sander）是個天才，但我不想模仿他。我不想做別人已經做過的事情。”
Young Farmers 1914 © August Sander
“一直存在的問題是，'我能拍一張這樣的照片嗎'、'我可以做出新的東西嗎'，有時我會失敗，但我能接受這事。有時我甚至會去展示它們。”
一幅攝影本身就是它最好的解說詞，過多的意義闡述，對於攝影來說並沒有意義。
在看沃爾夫岡· 提爾曼斯的作品時更是這樣：它就是你看到的一切，沒有多餘，沒有其他。
展覽裡的觀看之道
和其他攝影師的展覽不同，提爾曼斯的攝影展看上去，像是個“未完成”的現場。畢竟怎麼看，他都像是隻是隨意地把尺寸不同的照片貼在牆上而已。
2017 年泰特美術館展覽現場 © Tate Modern
這和提爾曼斯對相紙本身的興趣有關，在歷屆攝影展的陳列上，他會結合大小不同的照片尺寸，以及有框和無框的裝裱方式，綜合呈現每張照片。
他認為照片不僅僅是圖像，更是一種帶著光環的物體。接受英國攝影雜誌採訪時，他說沒有相框的照片，在觀眾面前是“赤裸裸”的，並且沒有“模仿畫像”。
Kunsthalle Zürich 現場 © Stefan Altenburger
提爾曼斯的香港攝影展就是以這種方式，推動觀者同那些尺寸、呈現、主題和位置不同的圖像之間，獲得一種聯繫。
他經常直接用膠帶把攝影作品粘貼在畫廊牆上，並且在很多在展覽現場，他會佈置一個“真相研究中心”（truth study centres）：一張展示包含照片、手冊、剪報等印刷品的桌子，一種預先製作的“假新聞”。
truth study centres
Maureen Paley 畫廊
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提爾曼斯談到“後真相”（post-truth）社會，他解釋“後真相”也可以被看做是“謊言”，這是一個有人並不以為個人利益而公開撒謊，感到恥辱的時代。
“我相信事物的本質正在顯現，這就是為什麼藝術的目的總是會在作品中流露。
如果藝術家對他們的同胞和這個社會感興趣，那麼作品也會顯露這點……我們都需要質疑我們對我們的同胞人類，是否表現了足夠的聲援。”
truth study centres
在攝影隨處可見的今天，提爾曼斯以這種最小化佈置的展覽現場，強調照片本身作為一種事物所帶有的主觀性，它不應當被當做畫像來看待，觀眾應該被允許，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和一張照片的聯繫。
Juan Pablo & Karl, Chingaza (2012)
© Wolfgang Tillmans
在一篇衛報關於他的採訪中，提爾曼斯回答過一個問題，關於他想要通過攝影做些什麼。從回答來看，他的意圖很簡單：
“我想以某種方式展示，在別的地方沒有表現出來的東西。
儘管我早期的作品是一些場景重現，它們呈現一些在休息和放鬆的人群。但他們並沒擺出愚蠢的姿勢，或者被時尚裹挾。
這樣，他們就是一種在其他場合，沒有被真實表現出來的自由形象。”
Wolfgang Tillmans 在泰特美術館
© DANIEL LEAL-OLIVAS
提爾曼斯的作品就是生活本身，不需要附加太多的意義。
想要理解和看懂它們，記住美國攝影師埃米特·戈溫（Emmet Gowin）的這句話就行。
“攝影是一個工具，用來處理大家都知道但視而不見的事物。我的照片是要表現你看不見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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