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顧名思義，就是考據古代人物和風物，包括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考古以及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考古，主要是考查自古以來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遺址、遺物，從中得到破解歷史謎題的線索。
考古作為一門學科，是從近代開始的。從前是沒有考古這一說的，在歐洲盛行的是四處搜尋寶藏的探險家，在中國有以青銅器和碑帖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均是從側面達到了補充歷史的目的。
中國是個傳統的王朝國家，幾千年間未曾間斷，新朝的統治者為舊朝修訂正史已是成例。漫漫五千年，形成了以《史記》為首的二十四史正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自漢以來的列代大儒以這些正史的文獻記載為依據，形成了以考據正史為主的“訓詁學”。這種考據文獻的學問，不免陷入主觀臆斷。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列強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在列強還沒有用炮火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前，我們的老祖宗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紙醉金迷，固守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多少金戈鐵馬都沉睡在了中華民族博大文化的溫柔鄉中。
1840年的一聲炮響，驚醒了國人，也象徵著中國封建社會徹底走向衰亡。炮火帶來了苦難，同時也帶來了西方進步思想的曙光。清末的有識之士，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科學精神的影響。
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偶得瘧疾，在藥材鋪買回的一味中藥“龍骨”上發現刻劃著很多圖案符號。素來對金石有所研究的他，便認定這是一種文字。可惜的是，王懿榮尚未來得及進行細緻研究，八國聯軍已兵臨城下，慈禧倉皇出逃，國子監祭酒羞憤難當，留下一句：“吾義不可苟生。”服毒墜井殉了大清國。
這時，一位不世出的大才登場了。
梁啟超評價他為“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
他就是王國維。
王國維率先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即文獻記載與地下考古發現相互印證，為中國史學界正本清源，留下了寶貴財富。王國維解讀了甲骨文中商王名字，並確定這些名字與歷史記載的譜系高度一致。
於此同時，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愈演愈烈，尤其是日本侵略的肆無忌憚，爆發了一場以“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為口號，提倡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揭開了中國革命新的篇章。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歷史學界轉向現代科學體系發展，誕生了懷疑文獻記載真實性的疑古派，代表人物是創立“古史辨”的顧頡剛。
顧頡剛率先使用西方現代科學的方法解說歷史，與王國維的古史新證不謀而合。雖然此時已確認了商王譜系，但要證明商王朝的存在，必須發現商王朝的遺址做證明。彼時商人貪利，刻意隱瞞龍骨的出產地。在此之前，已不知有多少龍骨化為藥粉，歷史化為藥湯，令人扼腕痛惜。
在當時，還有很多外國考察隊遊蕩在中華大地上。
瑞典人安特生先後在遼寧錦西沙鍋屯遺址、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發現彩陶，之後又在北京郊外周口店發現了北京猿人化石。
日本人在東北偽滿洲國，尤其是遼東半島一帶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考察。
在絲綢之路上，更是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國人馬克·斯坦因、法國人保羅·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等多人進行探險，敦煌文書流失海外，能僅僅責怪一個小道士王圓籙嗎？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在風雨飄搖中走向滅亡。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就是傅斯年。
如此背景下，傅斯年立志憑中國人自己的力量，自1928年開始，他指派董作賓到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安陽小屯做先期調查，而後任命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擔任考察隊長，對安陽殷墟進行正式發掘考察，其間共持續進行了十五次，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中斷。（這段歷史可參閱《南渡北歸》）
然而山河傾頹，生靈塗炭，考古工作實在難以開展，殷墟遺址的發現和眾多文物的出土，可謂生不逢時。由於戰事頻仍，國民黨政府步步後退，殷墟文物和故宮文物也隨其四處轉移，從安陽至南京，從南京至長沙，從長沙至昆明，從昆明至李莊，最終輾轉流離至臺灣。如今故宮博物院分為北京與臺北兩地，正是由此而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經風華正茂的學者們也如國寶文物一般，做出了人生道路的抉擇。傅斯年、李濟等人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一道撤退到了臺灣，留在大陸的郭寶鈞、梁思永、夏鼐等學者則加入了新中國成立第二年設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當時全國的考察與發掘均由考古研究所主持進行，第一任所長是鄭振鐸。另一方面，新中國積極培養年輕人才，於1952年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歷史系考古學專業。
如此，以學術機關與教育機關為兩輪，新中國的考古學研究走上了發展之路。1954年，考古研究所成功對西安半坡遺址進行了全面發掘考察。而後，北首嶺遺址、安陽後崗遺址、山西省西陰村遺址等意義重大的遺址都得到了發掘考察。北大學者們也在同時期對日後成為中原陶器編年標準的洛陽王灣遺址和元君廟仰韶墓地進行了發掘考察。
十年浩劫到來，三大學術雜誌《考古》、《文物》及《考古學報》被迫停刊，很多考古學研究也不得不中斷。
1978年12月，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路線實施之後，中國經濟得以恢復並開始加速發展。隨著經濟條件的日益提高，考古學研究得以在中華大地再次活躍。與此前不同的是，各地博物館及大學，還有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均開始了獨立自主的考古調查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大學術雜誌，各地在這一時期也開始發行地方考古學的專業學術雜誌。隨著各地出版物的增多，以這些豐富資料為背景的研究活動也日益深化，從而形成了學術資料和考察報告相互分享的學術環境。
一方面，好的學術環境利於新的研究成果的發現；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日益顯現，經濟差距直接體現在預算差距，直接導致了各地研究進展的差距。
經濟發展給中國考古帶來的巨大刺激，一是出版物增加，印刷技術的改善使得學術報告展現更為全面，但是價格昂貴讓一般學者望而卻步，個人研究活動難以為繼；二是各地研究進展的差距，讓考古變得功利化，主要是過分保護研究成果，各地方研究缺乏學術交流，搶奪名人效應這些不應有的惡性學術競爭屢見報端，貽笑大方。
中國考古有著起步晚，發展快的特點，仍然有著諸多不足，但我們希望中國考古學界能為老百姓揭開一個又一個歷史謎團，肯定中華文化的先進性和文明性，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閱讀更多 看聽讀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