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步之遙》（2014）是姜文“民國三部曲”的第二部，其餘兩部分別為《讓子彈飛》（2010）、《邪不壓正》（2018）。在第一部《讓子彈飛》的結尾，張麻子坐著馬拉火車大聲宣告，下一站：上海，於是第二部《一步之遙》的故事便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
2014年12月，《一步之遙》上映，譭譽參半，電影以姜文式的荒誕、戲謔給觀眾呈現了一場光怪陸離的視覺盛宴，然而票房的滑鐵盧證明觀眾對這部熱度很高的電影並不買賬——看不懂，信手捏來的向經典“致敬”、肆意填充的歷史雜燴、顛覆過往的超前性語言實驗等等，讓觀眾在感性與理性上都產生了間離感。其中，電影中“馬走日‘誤殺’完顏英”的歷史原型即出自民國奇案之一“閻瑞生案”。
電影《一步之遙》海報
一、閻瑞生案：洋行買辦謀財害命殺害上海灘名妓
閻瑞生曾就讀於震旦大學，為上海洋行買辦，但生性嗜賭好嫖，欠下賭債，見被稱“花國總理”的妓女王蓮英珠光寶氣，便產生謀財害命之念，夥同好友邀約王蓮英駕車遊玩，前往郊區，用事先準備好的麻藥和繩索將其殺害，並搶走財物，之後逃竄出上海，多處藏匿，最後盤纏用盡，意欲到徐州隴海鐵路公司求職謀生，不料上海警方早已廣發通緝令，最終被押回上海歸案伏法，於當年11月在上海龍華被執行槍決。
閻瑞生案雙方
二、《閻瑞生》：一場消費狂歡盛宴
“閻瑞生案”本身是一個並非複雜的犯罪事件，然而事件中的罪犯（洋行買辦）和受害者（妓女）二者特殊的身份引起了爆炸性的商業影響，“摩登風流命案”成為大眾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消費對象，圍繞“閻瑞生案”產生的種種炒作和大眾消費則成為了另一社會事件。
“閻瑞生案”出版物
從王蓮英屍體被發現一直到閻瑞生被執行槍決之後，各大、小報將其作為奇聞異事進行了通篇累牘的報道，被害人的親屬、閻瑞生的同黨亦赫然出現在新聞標題中，甚至案件在未審理結束，就有以此為題材的小說、傳記、說唱、戲劇出版和上演，並且大眾對這一消費在閻瑞生伏法後仍持續發酵，最多時候，上海一天之中就有五家戲院同時上映以“閻瑞生案”為題材的戲劇，各戲院為招徠觀眾，使出渾身解數，像啟用王蓮英的妹妹玉英上臺獻藝，把閻瑞生載王蓮英兜風的真車搬上舞臺，等等。
《閻瑞生》電影劇照
1921年6月29日、30 日，上海上最大的兩家報紙——《申報》、《新聞報》刊登了電影《閻瑞生》的廣告，“《閻瑞生》這出戏，誰不愛看? 影戲這個玩意，誰不歡迎？”“閻瑞生案”，這一消費炒作的香餑餑與當時還是大眾媒介後起之秀的電影聯姻，迅速引起小市民的追捧。並且電影為抓住觀眾眼球和賺足噱頭，王蓮英的扮演者使用了“從良”的妓女，而閻瑞生的扮演者由與其有過交情的陳壽芝擔任，陳壽芝不僅與閻瑞生長相酷似，還能夠模仿他的言行舉止。7月1日，影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上映，“觀者擠擁”,“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達一千三百餘元”，“連映一星期，共贏洋四千餘元”，並且很快傳播到了北京、天津，甚至香港。
《一步之遙》完顏英與歷史原型王蓮英
由於該片獲得了不菲的利潤，不少電影商紛紛效仿，電影界掀起了拍攝偵探長片的熱潮。1922年，影片《張欣生》上映，此片與《閻瑞生》相仿，也是根據張欣生謀財殺父案的真實故事拍攝，“影片重點放在開棺驗屍，開膛破肚，把五臟六腑都挖出來，逐件剖驗，事前用溼麵粉仿製，塗墨水作人血，用特寫鏡頭放大拍攝,看來真是，恐怖嚇人，骯髒起噁心”，可算是“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婦女們看了要逃跑，做惡夢”，儘管如此，該片上映後,“連日售座異常擁擠，後至者俱紛紛退回”，開映一週即達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
《一步之遙》馬走日與歷史原型閻瑞生
三、《一步之遙》：姜文的新歷史主義建構
姜文在《一步之遙》中用其大雜燴式的鏡頭語言到底想說點什麼？不同於之前的各類版本的《閻瑞生》，《一步之遙》並不想講述“閻瑞生案”本身的故事，姜文只是想借助“閻瑞生案”這個故事，來講述另外一個故事：關於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社會鏡像。
從舞臺上的《蓮英劫》《蓮英被難記》到影片《閻瑞生》，閻瑞生和王蓮英顯然成為大眾傳媒和娛樂業的消費符號，觀眾成為暴力事件中的狂熱消費者，痴迷在色情與兇殺的消費中，當社會事件不斷被商業化、消費化，事件則可能愈加遠離真相，愈加被曲解，姜文正是想表現圍繞“閻瑞生案”在上海灘所上演的一場荒誕的消費狂歡，通過影像敘事重構歷史事件，從而對當下的消費社會進行諷喻性的揭示，正如《一步之遙》中馬走日所說：“Today is history, Today we make history, Today we are part of history!”（今天即是歷史，今天我們創造歷史，今天我們是歷史的一部分）
消費熱點與民眾狂歡
文史君說：在這個娛樂至上的年代
姜文的《一步之遙》在上映之後評價並不算高。不過在電影上映四年後的今天，我們其實也沒必要再去糾結電影的好壞。更重要的是，以影片中所展現的舊上海，對照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總給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果然是“太陽底下無新事”。在過去的一個月裡，先後出現瞭如疫苗、Me Too等一系列社會熱點，喧囂之後如今輿論似乎又風平浪靜了。這一切與影片中和歷史上民眾對“閻瑞生案”的消費何其相似？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其著作《娛樂至死》中曾指出，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審視我們當今生活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幾乎忙著刷微博、刷朋友圈，網絡熱點事件不僅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更成為人們在
社會事件背後的一種心理宣洩渠道。在社會事件發生後，網民們樂此不疲地扮演偵探、法醫、法官的角色，對事件進行了“證據”收集、“鑑定”和“判決”，並且沉浸在互動的消費快感中。然後在快速的遺忘中，湧向下一個新的“熱點”。而對真相的關注和理性的思考，就在這樣的狂歡中彌散在風裡了。參考文獻
程步高:《影壇憶舊》,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
徐恥痕:《中國影戲之溯源》，《中國影戲大觀》第1集，1927年4月出版。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 第1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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