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系古代諸侯封國之稱，後又泛指國家之謂。甲骨文邦字從田，上像從某種農作物的枝杈之形，參見圖一。說文雲：“邦，國也，從邑豐聲。”王襄先生《殷虛書契類纂》謂此字為“古邦字”王國維先生《史籀篇疏證》謂：“殷虛卜辭雲：‘貞勿求年於邦土’(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47例)，邦字從豐、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古社、土同字，詩冢土即冢社)，亦即之國社，漢人諱邦，乃去國社矣。籀文社字從土豐聲，與邦之從田，邦之從邑同義，本像一字，毛公鼎邦從土又從邑。”郭沫若先生亦持同樣觀點，其著《十辭通纂》70頁有云：“釋邦為邦甚是，然‘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雖在東部，然每與陽部字為韻，則邦相音相近，古人之為邦土者，後人音變而為相土也。”由此可知，圖一所示之卜文釋為邦字是對的。
當我們認識知道了卜文“邦”字，再來識讀甲骨文字“甫”，就會發現此二者之間，僅僅只是兩筆斜畫之差，即邦字上部有兩組斜畫，甫字上部只有一組斜畫，其餘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
參見圖二，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字“甫”字。邦與甫二者皆從田，唯上部邦者有兩對斜畫，甫者只有一對斜畫。就像在田土上長出的草苗一樣，一有四片草葉，一隻有二片草葉。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對“甫”是這樣說的： “從田從草，像田中有草之形，當為圃之初文，後隸定為甫。”說文以為：“甫，男子美稱也”。顯然此說為假借義，後人加一方框遂成為園圃之圃。所以，羅振玉先生在《殷虛書契考釋》第8頁中雲： “御尊蓋有圃字，吳中丞釋圃，此作甫，像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文字，後又口形，已復矣。”此外，王襄先生釋此字為：“古甫字，圃字重文。”孫海波先生認為此字是“孳乳為圃”；李孝定先生這樣認為：“說文：‘圃種菜曰圃，從口甫聲。契文不從口，甫字重文。’”如此等等，皆釋為甫，別無異議。這樣“邦”與“甫”的區別與識讀也就清楚明白了。但本文還不能就此擱筆，因為，還有一個甲骨文字“惠”，很容易與之形近、混淆，必須加以重申與說明。
參見圖三、圖四。圖三所示卜文為“甫”，與圖二所示“甫’’字似乎大致相同，只是前者從田為方形，後者從田為圓形。圖四所示卜文，在下方多了一個不起眼的小圓圈，釋為叀(惠)，和現代漢字之惠(省心)非常形近類同，從字形結體上去觀察分析，能看到二者之間演遞變化的淵源關係，而且晚周金文克鼎之“惠”春秋虢叔鍾之“惠”，皆與契文同。此乃少有異議。問題就在圖三所示的“甫”字上，它既形近於圖二之甫，又形近於圖四之“惠”，於是學者們的考釋分成了三種不同的意見：
其一，持釋“甫”的觀點：王襄先生釋此為甫，徐協貞先生釋此為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將圖三所示卜文釋為甫，將圖四之卜文釋為惠，並按類分列。唐蘭先生《天圵閣文釋》32頁，對圖三所示的卜文釋甫，圖四所示的卜文釋“惠”，並謂：“金文皆如此，本極易別，而諸家混之者，以羅振玉釋卜文圃為圃，遂謂已有甫字，而卜辭甫叀二字用法相同，遂誤認為一字耳。”由此可知，唐蘭先生亦堅持釋“甫”的觀點。
其二，持釋“叀”(惠)的觀點：孫詒讓先生對圖三所示的卜文，認為應是“叀” (惠)。他在《契文舉例》16頁，很果斷地說：“當釋為叀，讀為惠。”王襄先生《簋室殷契類纂》為謂此卜文為： “古惠字，假為鬯之異文作叀，形近相假。”叀鬯是否形近相假不在本文討論之內，但釋圖三所示卜文為“叀”觀點鮮明。此外，餘永梁先生《殷契文字續考》亦釋此為“叀”。
其三，持“合二為一”的觀點。即認為圖三、圖四所示卜文皆為“叀”(惠)字。代表者有唐蘭先生，他認為，圖三所示卜文為早期之叀，圖四所示卜文為晚期之叀。此外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亦將圖三、圖四所示卜文合在了一起。
持以上三種觀點的學者皆各執一詞，難以一致。我們常說忘記古人，就難以知道今人，拋開今人就難以理解古人。所以，結合今天的現代漢字來看，圖三之甫與圖二之甫，只是從田的方與圓之不同，釋為甫是對的，而且從具體卜辭的詞義也可證實這一點。圖四相較圖三的卜文多一個“小圓圈”。也就更接近於現代漢字的“惠”。而且卜辭詞義也證實其用字為“惠”。很清楚，圖三的卜文“甫”既形近圖二之甫，亦形近圖四之叀(惠)，但它畢竟屬“甫”，應作甫用。僅是字形上之爭議之點、也即是易混淆、難於辨別的問題上。予建議在今日書法、篆刻創作中，可以權且棄圖三之“甫”而不用，有圖二之“甫”與圖四之“惠”已足夠了。予出版編著的《甲骨文字典》就是這樣做的。
閱讀更多 甲骨天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