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棒棒》：與一個時代告別
服役二十年的正團級軍官何苦，正在辦轉業待安置手續。填寫完各項表格的第二天，他走進位於重慶渝中區的自力巷53號。這天起，他成了一名棒棒。山城重慶“出門就爬坡，下船就上坎”的地理環境，導致交通運輸不便，孕育出棒棒這個特殊行業。他們用一根竹棒和兩根尼龍繩，肩挑背扛，遊走於大街小巷，從事搬運工作。
何苦拜了一位棒棒師父，名叫老黃，65歲，棒齡22年。老黃幫何苦在自力巷53號找到一間月租300元的房子。15平米左右，布料胡亂地遮著窗戶，牆壁上糊著廣告紙，被前任主人睡得發黑的涼蓆無法罩住整張床。二房東大石說：“這是53號最豪華的房間。”
做棒棒的第一天，何苦和老黃接了五個活，總共賺了67塊錢。老黃說，最近很多天沒有賺超過30塊了，是何苦帶來了好 運。
何苦之所以成為棒棒，是因為他想拍一部關於棒棒的紀錄片。他從婚慶公司找了一位攝影師，用攝影機記錄他和其他棒棒的生活。拍攝從2014年1月一直持續到次年 初。
2016年，這部名為《最後的棒棒》的紀錄片在網絡播出。豆瓣上，8600多人給它打出了9.7分。8月17日，電影版《最後的棒棒》上映。截至記者發稿，電影累計票房74萬元，排片率沒有超過0.2%。豆瓣評分一路從首映日的7.1分逐漸下落到6.4分。
有網友說：“不知導演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令這次的剪輯濃縮，變成了一次災難。”
脫下軍裝做棒棒
何苦第一次見到老黃時，老黃正站在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杵著一根棒棒看別人打撲克。那天的重慶陰雨不斷，棒棒們都沒活可幹。
見到老黃之前，何苦已經在人民公園轉悠了幾天，見棒棒就搭訕，請他們講自己的故事。但沒人理他，即便他打出請喝茶、給50元的條件，大家還是覺得他是騙子。
老黃個兒不高，背微駝，看著面善。何苦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吸取了前幾天的教訓，何苦脫下乾淨的衝鋒衣，卸下最外面的一層，只穿著裡面黑色的絨內膽，朝老黃走去。
此時的何苦已經下定決心。他不想以拍攝者的身份做這部紀錄片了，他要自己當棒棒。“我拜了老黃為師，然後走進自力巷。我告訴他們是拍我，他們也就沒有那麼牴觸了。”何苦接受本刊採訪時說。這麼做的另一個原因是，棒棒流動性強，長時間跟拍會影響他們的生意，何苦只好加入棒棒圈，融入他們的生活。
事實上，住在53號的人們，對何苦要做棒棒這個事，還是將信將疑。除了老黃，這裡還住著愛看《劉三姐》的老甘，喜歡打牌的何南，他們分別有著30年和17年的棒齡，目前轉行給大排檔打雜。二房東大石也是棒棒出身，他來重慶時兒子1歲，現在孫子5歲，如今經營房屋出租生意，偶爾兼職棒棒。
聽說何苦要做棒棒，老戰友蹇忠沒當真，認為他“開玩笑的”。蹇忠很納悶：“一個正團級幹部剛剛下來幹啥不行，幹那麼一個行業？”
何苦在1993年12月入伍。先做偵察兵，後當報道員，在中央電視臺軍事頻道做過記者。2013年底有了轉業的想法，但卻陷入迷茫，反覆自問：“脫下軍裝你幹什麼？”
直到某天，他在重慶與一位棒棒擦肩而過。老師傅粗重的喘氣聲引起何苦的注意。“他的背影特別佝僂，我就跟著他走了很遠。”何苦突然發覺曾經那麼有力氣的山城棒棒軍老了。隨後的日子，他時常在街上觀察棒棒。他們曾是重慶的名片，如今大多和那位佝僂老人一樣。“這是一個後繼無人的行業，它註定要消失。”何苦找到了接下來的方向。2015年1月，正式退役後去拍了棒棒，記錄下“那些眼睛花了、頭髮白了還在堅守的一群老人”。
何苦借了一臺閒置攝影機，三角架一搖嘎吱響，又從婚慶公司找來攝影師。邊做棒棒，邊拍起了片子。前半年，除卻自己和攝影師的生活開支，何苦存了3000多塊錢。後來，他轉做包工頭，帶一些棒棒在工地幹活。他拿賺來的錢付清了攝影師的工資，手裡還剩5萬多，這些錢用來做紀錄片的後期。
後來，何苦以2.6萬元的價格，將《最後的棒棒》賣給愛奇藝。2016年，紀錄片上線，豆瓣評分好於99%的紀錄片。
蠻牛與野棒棒
去年9月，曾在博納、嘉禾等做了12年影院經營管理的樊曉波，看完了13集紀錄片，“被震撼了”。他給何苦發微博私信，提議剪出一部電影版在院線上映。十一假期時，樊曉波人已到重慶，坐在蹇忠的對面，商量拍攝電影版的事。那時，蹇忠轉業後加入了何苦的團隊，而樊曉波成為電影版的發行總監。
電影版很快啟動了。何苦團隊的工作有兩個，一是加入棒棒師傅們目前生活的新素材，二是將400分鐘的網絡版和新素材剪為100分鐘。前者不是難事，一年的同甘共苦，何苦和老黃他們成了朋友，一直保持著聯繫。
聚集在解放碑附近的棒棒們，授予何苦“蠻牛”的外號。這意味著何苦成為了“自己人”。
這位勤懇、忠誠、不大懂得變通的“蠻牛”，卻選擇以“改變”作為電影版的主題。他覺得，無論是城市還是棒棒行業，都處於變革中。
改變是從自力巷開始的。這條小巷距離繁華商圈直線距離不到300米，因歷來住著自力更生的小商小販和手藝人而得名。2014年，這裡成為渝中區舊城改造最後的攻堅目標之一。住在這裡的棒棒們，眼看著周邊的高樓一點點往雲層裡躥。它們代表著渝中半島的新高度。“從自力巷踏入解放碑，感覺一步邁入這座城市的70年。”
2013年底，自力巷開始拆遷，小商鋪逐一離開。附近的棒棒漸漸從有固定僱主的“家棒棒”淪為“野棒棒”，被捲入城市的變遷中。
但老黃還沒有感受到變化。他堅守在五一路口，甚至因為何苦要求去人更多的朝天門接活而大吵一架。曾經一同做棒棒的老曾頭，守著解放碑的一個糧店送了二十幾年大米，終於在60歲時開了一家米店，老曾頭“時常感嘆自己懂事太晚”。老黃很羨慕老曾頭。“但是他並沒有其他思考。”何苦在片中獨白道。
老黃堅持做棒棒，是為了幫女兒還20萬房款。2013年初，女兒和女婿在重慶永川區臨江鎮上買了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但大多數日子裡，房子空空蕩蕩。女兒在永川的電子廠上班，女婿在西藏日喀則修鐵路，親家母在川西的工地做飯，外孫子被送到江津農村的外婆家裡。當初，老黃支持女兒在鎮上買房，是為了讓外孫子有個好的成長環境。如今為了房子，孩子反倒成了半山腰裡的留守兒童。
再見，棒棒
何苦覺得，在急速變化的時代中，老黃像是靜止的老 者。
直到這一天。2014年8月6日清晨，老黃和何苦從附近公廁回來時，親眼目睹了53號瞬間變成一片廢墟。拆遷通知在幾個月前就貼在門口，前一天也有工作人員上門通知。“都怪我們太拖沓了，多住一晚是一晚。”何苦說道。
老黃的家一夜之間消失，僅有的2300元存款也掩埋在廢墟中。身無分文的老黃和何苦流落街頭，靠大石接濟的100塊錢度日。期間，老黃的高血壓犯了，沒錢，又怕出事，就在醫院裡坐了一晚。
“好人沒有好報。”鏡頭裡的老黃抹著淚說道，“我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虧待別人，我一直都是抱著這個態度生 活。”
老黃守著廢墟坐了幾天。終於在一個夜晚，趁巡邏人員不在，和棒棒老杭伺機“闖入”，找到了那個裝2300元現金的編織袋。數錢時，老黃手抖，接連數了兩三遍都沒數清楚。“或許在今天這座城市裡，能夠支撐老黃的只有肩上這根棒棒了。”何苦感嘆。
其實，老黃也嘗試過“改變”。他和另一個棒棒老杭接過幾次裝修除渣業務。按照規定，裝修垃圾必須運到市郊指定的垃圾場處理。老黃和老杭則趁著深夜把裝修垃圾搬進自力巷，只要避開拆遷辦的巡夜人員，不費什麼功夫，就能賺上數百元除渣報酬。老黃以前不敢這麼做，後來業務差，病加重，不得不想點“歪門邪道”。他安慰自己，在一個拆得亂七八糟的老巷子扔點垃圾，算不上違背道德良心。直到一次搬運垃圾碰了釘子，他覺得這是惡有惡報。
老杭的故事更具荒誕感。他的腿部得了怪病，依然幹著棒棒的營生。老杭這輩子被騙過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別人給了他一張百元假鈔，他找了對方80元零錢。老杭一直想把假鈔花出去。直到給一位女僱主找錢時，趁她打電話，他將假鈔掉包，卻被識破。面對數落，老杭手足無措，把錢戳到鏡頭旁邊的何苦面前，問他真假。何苦很尷尬，沒說 話。
一位豆瓣網友寫道：“像老黃這樣的‘棒棒’永遠只能是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再見，棒棒。”
用肩膀挑起一個城市
也不是所有人都靜止不前。
《最後的棒棒》中，外號“毛土豪”的棒棒只做了兩年，就拿賺來的積蓄進入家裝行業，拜師學手藝。如今手裡有了存款，也買了房。彈幕中有人寫道：“這就是聰明人。”
電影后段，何苦給做防水工程的老闆杜天剛打工。杜天剛在90年代做過兩年棒棒，給別人扛水泥。後來進入防水行業，一步步從臨時工變成技術工，如今開了公司，成了防水技術專家。
“為什麼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幾十年如一日還是做一個棒棒，這就是變革所帶來的力量。”樊曉波說。
何苦形容，上世紀80年代，街頭的棒棒比行人還多，“一根簡陋的棒棒有可能成為融入城市的跳板”。如今城市加速發展，山城棒棒軍卻老了。2015年，重慶師範大學師生做的一份調研顯示，棒棒軍的平均年齡達到52.25歲，60歲及以上的棒棒比例超過20%。
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通信學院副教授秦潔，多年關注棒棒群體。她在接受界面的採訪時曾說：“從趨勢來看，棒棒軍肯定會消亡。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這個群體未來怎麼辦，他們是回去還是留下。”
老黃回到女兒身邊養老，房款已經還清；老甘回到老家四川鄰水，自己耕田，不願意進養老院；老杭回到老家帶孫子；早在重慶安家的大石一家住進新房，女兒大學畢業。
秦潔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儘管生活在都市這個空間裡，但並不是都市的主人。所幸的是，對於棒棒而言，鄉土世界依然是他們遭遇身份尷尬、應對結構性社會不平等待遇的歸屬所在。”
電影結尾，何苦獨白道：“解放碑的棒棒又老了一歲，又少了很多。或許再過幾年，他們就要成為山城的記憶。曾經，他們用厚實的肩膀把一個城市挑進了新的時代。而今，他們的背影正在遠去。離開是自然，也是時代的選擇。”
“這是整個社會歷史進程的必然性。我們對這些人可以有同情，可以有關注，但是我覺得用不著悲傷，因為每個群體都是這樣。”影評人陳令孤對本刊說，“一個行業消失了，又有新的行業代替它。”陳令孤覺得，應該有更多的影視作品關照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況。“小人物的身上，可能會遭遇到很大的事情，有自己的傳奇性。這種反差能帶出時代的變遷感。”《岡仁波齊》《二十二》以及最近剛上映的紀錄片《大三兒》都對準了小人物。
然而《最後的棒棒》上映後，並沒獲得前幾部那樣的成 功。
“他不太適合當導演”
電影版的豆瓣評分為6.4分，僅好於1%的紀錄片。
“導演在一部偽裝成紀錄片語言的體系裡，表演同情、販賣苦難。”媒體人阿郎看後，給出了這樣的點評。很多網友列出“煽情刻意”“旁白做作”“結構混亂”等問題。
為何素材幾乎一樣，口碑卻天差地別？
影評人陳令孤向本刊分析，網絡版內容含量大，情緒被稀釋了，電影版需要濃縮，很多鏡頭剪出來像MV，破壞了紀錄片的質感。“網絡版展現的影像和人物有一種粗糙的質感。這種粗糙讓影片顯得真實和樸實，觀眾就是被生活本身的底色感動了，所以評價很高。”陳令孤說，“現在要變成電影版，他要把裡面最精緻的內容剪出來。剪出來的精華部分可能非常光鮮，但顯得有些突兀，反而變味道了。”
剪輯過程中，樊曉波曾與何苦起了爭論。“我覺得紀錄片中不應該有配樂，不應該有一些所謂的品牌露出。”樊曉波說。何苦則認為“音樂總比噪音要好一點點”，以及“這就是一個被廣告包圍的城市”，“我為什麼要刻意迴避這些？”
樊曉波讓步了，但他要求刪掉一些煽情片段，因為“過度的煽情會引起年輕觀眾的反感”。但何苦還是堅持保留。比如和老黃流落街頭時，何苦雙眼泛紅，鏡頭適時地推進為大特寫。
果然，這些都成為不少影評人和觀眾批評的焦點。
何苦用“尖銳的批評”形容這些看法，他擔憂“這種評價接下來就會影響到我的排片”，甚至覺得“我的一番苦心，沒有任何人明白”。
“生活本身就有很多荒誕的東西，你只要把它拍出來就很有味道。非要把鏡頭逼近，拍人物的眼睛、神情，就顯得特別‘積極’。”陳令孤說。
老戰友蹇忠則半真半假地開玩笑：“他不太適合當導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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