礪石導言：有人以苛刻地眼光看李嘉誠，認為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然而，任何評價如果脫離被評價者所身處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或許都是有失偏頗的。在香港，畢竟只有一個李嘉誠。
雪奈 | 作者
華人商界的傳奇人物、連續20年蟬聯香港首富的李嘉誠，宣佈退休了。這位90歲的老人，年少時家道中落、獨自謀生，20歲以後逐步開始自己的事業，最終憑藉一番努力登頂香港首富的寶座。
在70多年的商業生涯中，李嘉誠的事業足跡遍及香港、內地以及歐洲，歷經多輪投資週期，對於人生、事業以及時局洞若觀火。在信息氾濫的時代，他的經營智慧和為人處世哲學被包裝成各種心靈雞湯，兜售給渴望成功和財富的普羅大眾。
然而，也有人以更加苛刻的眼光把這位首富評價為一個優秀的生意人，而不承認他是一個卓越的企業家。那麼，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視角來看待這位商業鉅富呢？
從寄人籬下的少年到推銷員
翻閱老一輩香港富豪的發家史，基本上會發現每一個人在年少時都有一段極其不平凡的、艱苦奮鬥的經歷。儘管有人總結說，這一代的香港富豪喜歡標榜“草根”出身，更願意強調個人童年時所受的困難，但或許恰好是因為每個人年少時的某些經歷最終鋪就了他一生的底色。
1928年，李嘉誠出生於廣東潮州北門街面線巷的一個家庭。他的父親李雲經是當地一所小學的校長。李嘉誠5歲的時候，其在父親的引導下，祭拜孔子儒學，進入觀海寺小學唸書。
如果當年沒有日本的侵華戰爭，或許李嘉誠會在家鄉讀書識字，像他的伯父們一樣出國留學或者成為廣東當地的一位出色的企業家，抑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但是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李嘉誠和他家人的生命軌跡徹底發生了改變。
1938年日軍轟炸了潮州。為了避難，次年，剛剛讀初中的李嘉誠和家人一起輾轉來到香港，寄居在舅父莊靜庵家裡。此時，李雲經從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變身成為了一名普通的公司職員。其中的落差與辛苦，或許當時年幼的李嘉誠能夠透過父親勞累的背影或者父母間不經意的某次交談中感受得到。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港幣貶值、物價飛漲，李家愈加貧困。李雲經因過度勞累而染上了肺病，並且在1943年冬天病逝。隨後，十幾歲的李嘉誠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他先是在舅父的中南鐘錶公司當泡茶掃地的小學徒，後來又做店員，學會了鐘錶裝配修理技術。
或許是不甘於寄人籬下，1947年，李嘉誠離開舅父的鐘錶行，去做五金廠的推銷員，由於成績突出，在20歲就升任塑料花廠的總經理。
從小學徒到鐘錶工人再到推銷員，可能恰是這些經歷讓李嘉誠在少年時就逐漸懂得洞察世事和人性，以至於形成後來圓融周到的性格，能夠“讓每個人都覺得舒服”。
在今年3月16日的長和系業績說明會上，有記者提問到，現在很多年輕人說為什麼我的父親不是李嘉誠？李嘉誠的回答是：“以前我爸爸是小學校長，當時校長的收入是不錯的。但日本人一轟炸，我什麼都沒有了，來香港12歲就要做工。後來我一個人要負擔六個人，分擔媽媽的煩惱。靠自己難道就不行？”
香港土地增值期：富貴險中求
在中外商業史上，每一個特殊的時期，都會產生基於那個時代的商業天才。超級富豪李嘉誠的誕生也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不過在生意的起步階段，李嘉誠對於商業大勢的判斷能力和敏銳的商業嗅覺已經有所展現。
上個世紀50、60年代，歐美的加工業逐步向香港轉移，1950年，李嘉誠看準了這個趨勢，順勢踩上了時代的節奏，利用自己7000美元的積蓄創辦了長江塑膠廠。長江，取意於“長江不擇細流，故能浩蕩萬里”。期間，因為質量緣故，李嘉誠的工廠也曾一度出現危機。後來在表妹也即是未來妻子莊月明的幫助下，最終渡過難關。
1957年，李嘉誠憑藉快人一步的塑膠花生意，掀起了香港消費的新潮流，從此蜚聲香港塑膠界，併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塑膠花廠家。
香港地域狹小，缺乏工業和科技基礎，製造業只能主打塑料、紡織、五金等，而這也造成當時香港當地企業的同質化日趨嚴重。如果僅僅把生意停留在塑膠界，那麼李嘉誠可能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成功商人，而不會成為華人世界裡數一數二的富豪。
真正讓李嘉誠事業走向輝煌的是其在1958年之後開始染指地產業務。1958年，李嘉誠在港島北角建起了第一幢工業大廈，興建一幢12層高廠廈，正式介入地產市場；1960年，又在柴灣興建了第二幢工業大廈，之後趁著1966年香港左派鬧事、地價暴跌之機，李嘉誠大幅低價囤地，最終成為長江實業（1972年更名）上市的本錢。之後在1972年石油危機引發的香港股災、1980年代中英談判遇挫波及香港股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大風大浪中，李嘉誠採取“人棄我取”的策略，同時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便利的融資條件，一次次抄底成功。
有人說，李嘉誠從不拘泥於所謂的商業模式，他奉行謹慎而靈活的商業策略，地產估值低時就大幅購入土地，建成物業進行出租，地產估值高企時則建成物業出售而不是出租。
李嘉誠後來說，1966年的囤地是真正第一次困難的抉擇。“如果左派鬧事成功，我將一文不名，甚至成為資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樓的名單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外表溫文爾雅的富豪，除了具備極高的商業天賦之外，其性格中也不乏喜歡冒險與豪賭的基因。
英資退華時期：一舉拿下和黃
在華資精英如船王包玉剛、李嘉誠等崛起之前，香港曾一度是英資洋行的天下，更確切地說，是怡和、太古、和記黃埔以及會德豐的天下。九龍倉屬怡和系的大洋行，當時九龍倉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倉庫，而是香港最大的貨運港，擁有深水碼頭、露天貨場、貨運倉庫。作為一家怡和系的上市公司，它與香港置地公司並稱為怡和的“兩翼”。
李嘉誠一直視置地為競爭對手，九龍倉引起他的注意是源於九龍倉遷址。當時九龍倉把貨運業務遷到葵涌和半島西，騰出來的地皮用於發展商業大廈。九龍倉擁有的這塊地皮已經成為地王，按照當時同一地區官地拍賣落槌價格，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計算，九龍倉股票的實際股價能有50港元/股。但是當時其股價僅有13.5元/股。
此種情況下，李嘉誠不動聲色，買下2000股散戶持有的九龍倉股份。李嘉誠的行動很快為嗅覺敏銳的職業炒家所注意，由此，九龍倉的股價急速躥升至每股46元的歷史高價。此時財政包袱沉重的怡和向英資第一大財團匯豐銀行求救，匯豐大班沈弼親自出馬斡旋，奉勸李嘉誠放棄收購九龍倉。權衡利弊之後，李嘉誠退出收購。
當時，香港船王包玉剛也介入了對於九龍倉的角逐。九龍倉的碼頭貨倉和地盤物業對於包玉剛太重要了，這即有利於包玉剛發展海上航運，也有利於他在地面大展拳腳。1978年8月底的一個下午，華商界的兩位俊傑在中環的文華酒店會面，經過簡短的寒暄，李嘉誠開門見山地表示願意將手中的1000萬股九龍倉股票轉給包玉剛。最終包玉剛順利入局九龍倉董事會。
在長和系的業務構建中，最重要的一筆交易當屬李嘉誠在1979年以6.2億港元從匯豐集團購入老牌英資商行——和記黃埔22.4%的股權。由於在爭奪九龍倉的商戰中，李嘉誠主動退出與香港船王包玉剛的爭奪，為此在購入和黃的交易中，李嘉誠獲得了匯豐銀行董事包玉剛的積極配合，加之匯豐銀行的洋大班沈弼的大力支持，最終和黃被李嘉誠納入囊中。籍由此次收購，也讓李嘉誠擺脫香港本地地產商的身份和視野的侷限，一舉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多元化業務的戰略投資者。
當前，李嘉誠的長和系旗下業務涵蓋電訊、基建、零售、港口、石油等業務領域。李嘉誠憑藉在這些領域積累的財富，連續20年穩居香港首富的寶座。
儒家修身之道
對於國內許多人來說，香港富豪給予大家的印象除了豪奢的生活之外，多數是接二連三的與某女星傳出了緋聞，或者是多房妻女爭奪家產的新聞。但是，在諸多見諸媒體的信息中，更多講得是李嘉誠的勤奮自律以及為人處世的哲學和智慧。
2013年李嘉誠85歲的時候，還依然保持著睡覺之前看書和晚飯之後看十幾二十分鐘英語新聞的習慣。關於李嘉誠工作習慣的一個細節是：無論晚上幾點睡覺，他一定會在早上5點59分鬧鈴響後起床。然後是聽新聞，打高爾夫之後，再去辦公室。
如果瀏覽李嘉誠在公開場合所拍攝的照片，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時候，他都是一副標準的笑臉。在見諸媒體的對其性格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李特別會顧忌別人的感受，照顧到每個人的感受。
用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的話說，就是李會讓每個人都舒服。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寫了他和長江CEO班的同學馬雲、郭廣昌、牛根生等人去拜見李嘉誠的經歷。與馮侖他們預想中的“超級富豪”不同，這位華人世界的超級大哥在電梯處與每個人握手、發名片。至於吃飯和拍照的座次，則由抓鬮決定。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李嘉誠會四個桌子輪流坐，而且幾乎都是15分鐘。在飯局結束之後，李嘉誠會和每個人握手，即便是牆角的服務員，李嘉誠也會專門跑過去握手。
別人告訴馮侖，恰是因為老先生這種做人周到和真誠，所以很多人到了香港都願意和他做生意。有人評價李嘉誠善於搞關係、做交易，但可能恰是因為他的這種圓融周到的性格，是其在政界、商界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說自律和對待別人的周到體貼屬於修身的話，那麼在齊家上，李嘉誠也可以說是富豪中的典範。
2012年，84歲的李嘉誠向媒體公佈了其財產的分配方案，其旗下長和系的資產，由大兒子李澤鉅接手。興趣在別處的二兒子李澤楷則獲得李嘉誠更多資金上的資助。香港媒體認為，從分配的公平性角度來說，兩個兒子分到的財產無論是實物還是股票、現金，從數量上來說，應該說是旗鼓相當。
財產進行公平分配，僅是李嘉誠處理家庭關係的一個縮影。李嘉誠對於兩個兒子的教育，也為人所津津樂道。在李澤鉅和李澤楷小的時候，李嘉誠很少讓他們坐私家車，卻常常帶他們坐電車、巴士。兩兄弟悶悶不樂地向父親發問：“為什麼別的同學都有私家車專程接送，而您卻不讓家裡的司機接送我們呢?”李嘉誠則笑著解釋：“在電車、巴士上，你們能見到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人，能夠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社會；而坐在私家車裡，你什麼都看不到，什麼也不會懂得。”
在妻子莊月明去世之後，李嘉誠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小自己33歲的紅顏知己周凱旋，這位富豪的女友儘管能力和見識過人，但願意默默守在李嘉誠的身邊，成為富豪生活中的“加分項”。
儘管身為成功的商人，但是許多年來，鮮有資料對於李嘉誠的管理思想進行介紹和總結。不過，顯然在其龐大商業帝國的管理中，除了西方的管理架構和一般的管理常識與規則外，儒家文化在潛移默化中也會影響李嘉誠的管理方式。
李嘉誠的一位下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李嘉誠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人，他會傾聽下屬的意見，覺得對的話，也會去接受。
“教父”與他的時代之辯
2018年1月，《福布斯》雜誌發佈2018年中國香港富豪榜。長和主席李嘉誠的淨資產增加了57億美元，達到360億美元，並連續第20年蟬聯香港首富。
在李嘉誠宣佈退休的新聞出來之後，有人把這位在商場縱橫了70多年的富豪與三星的李健熙、日本的盛田和夫進行對比，認為李嘉誠這樣的香港富豪多是依賴特殊關係獲得特許經營或資源，不像李健熙、盛田和夫是通過對技術進步承擔鉅額風險，從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且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每個人的成長和成功都脫離不開自身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更不能脫離其所依託的政治和文化。評價一個企業家的成長曆程以及一家企業的商業模式更是如此。
長期從事中國新聞報道的喬·史塔威爾曾經在他的《亞洲教父》中對東南亞和東北亞的模式進行了分析比較，並提出了二者的本質差異。史塔威爾認為，日本、韓國和臺灣（雖然臺灣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東南亞，但史塔威爾認為其更多效仿日本並受美國影響較大）都進行了土地改革，這確保了他們自下而上的發展過程。在東北亞，每個人只要有一定的資金，都有可能去創造更好的生活。而在東南亞地區，政治精英們並沒有對土地進行改革，土地變成政府與教父們的囊中之物。此外，東北亞的政府雖然與財閥也有某種共生的關係，但是在挑選贏家時，會支持有技術創造力的製造商和公司。且東北亞更嚴肅地把政治體制看作是發展的促進者。
然而對於李嘉誠所成長的那個香港時代來說，顯然，並不具備東北亞那樣的發展土壤和環境。也因為如此，李嘉誠那一輩的香港富豪們，也只能是李嘉誠們。
李嘉誠在評價自身的人生時說，“有一些東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動能選擇的，這一點很重要。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艱難的被動選擇裡，選擇了相對較好的結果，這是我的成功之處。”或許這句話可以看做是對這位富豪人生最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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