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里，刘峰这个“活雷锋”被搞的又残又糟糕，小说里则更惨，贫困潦倒，死于绝症。
无意指责导演和作者在制造悲情，因为这种人生虽然是低概率却也合理可发生。
在每个城市里，每年被扶起来的老人不可计数，总有一些扶错的，遇上了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坏孩子”，办了好事反被讹诈。一度让“扶不扶”成了社会话题，甚至“谈扶色变”。
若是慷慨的拿出几块钱给了路边的乞丐，搞不好会被揶揄：“都是些骗子，可怜他们干嘛呢”？
只在书上看过路不拾遗的传说，经历过很多“教训”之后，这些古训美德纷纷开始掉血，缩水，只叹“人心不古”咯。
限行这个月，没少做公交车和地铁。不管是97路还是48路，每次都能看到让座的年轻人，在郑州，那就不可能让年迈的乘车者扶着栏杆孤自摇晃。于是，我的美德观开始回血，这社会不挺雷锋的嘛？怎么被传说的如此不堪了？
回想一下局势卖葡萄和筹集捐款的事情，至今值得骄傲和开心。
社会风气的传播就像多米诺骨牌，在媒介发达的今天，任何颠覆道德伦理的坏事情都能够乘风破浪，一日千里。明明是在传播一种惊诧，实际上却已暗示了防备：好事做不得啊，好事不能做啊，好事做了会吃亏呢！
不管是指责还是警醒，这种“好人难做”的消极暗示已经在受众心里播下了不安的种子，一旦遇到同样的情况便会触发，用来提醒人们：你要做好人，你准备好十万块没有？
做好事，做好人，从古至今都是社会极力推崇的仁者标本，包括一切宗教和政党，均以“舍予”为美，为赞。即使是在好人难做的舆论之下，这都是一种主流认知。
只是这种认知正在趋向于一种更为理性和现实的算法；做好人，一定要做聪明的好人，要看值不值得。如果帮助了坏人，轻信了骗子，或者牺牲大学生来救农民工，这都是愚蠢的好人，换言之，是个傻子。
那么，问题是，狭路相逢，谁是坏人？谁是骗子？激情出手时哪有功夫计算成本？
局势卖葡萄是因为举手之劳，卖不成也不赔钱；年轻人让座是一种道德氛围，不让座自己便坐着不舒服；顺手给乞丐一块钱是因为一块钱而已，万一他真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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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峰做好事已经变为一种本能，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在那个年代里，他或许不会去计算成本和得失，这样的人就在今天也是存在的。
早前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开一台豪车，路过收费站的时候，突发奇想，她掏出一千元递给收费员说道：后面十台车都是我的朋友，这是他们的过路费。然后，她把车停到路边，看那“十个朋友”被莫名请客的幸福表情，简直是笑到爆胎。
助人为乐！！！
好事有大有小，付出有多有少，但做好事的动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帮助别人并愉悦自己，如果能把做好事当成一种让生活充满快乐阳光的手段，何乐不为？
他人因你而成就，你会快乐
他人因你而幸福，你会快乐
他人因你而脱难，你会快乐
他人因你而存活，岂止快乐
依然决绝的去做好事吧，只为自己能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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