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網i記者 張盛 劉望）
（人物簡介）
任蒙，著名作家、文化學者，湖北廣水人，1955年5月出生，青年時代種過莊稼，教過中學，穿過軍裝，當過記者。現為武漢散文學會會長，湖北大學特聘教授，湖北警官學院、武漢商學院客座教授。
從事業餘創作30多年，早年寫詩，後以文藝理論研究和雜文、隨筆為主，近十年來致力於歷史文化散文創作。出版有詩歌、散文、雜文、文藝理論等專集22部，其中《詩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選》再版三次。
曾獲首屆“全國孫犁散文獎”唯一大獎、冰心散文獎，多次列入全國優秀散文年度排行榜。已經出版有研究和評介任蒙的專集5部。
第二次來到任老師的書齋，感覺比第一次更加親切了，因為在路上打印採訪提綱，我比約定的時間遲到了半小時，懷著忐忑的心情，“趔趄”地走進任老師家裡。剛進門，任老師便熱情地拿出鞋套遞給我，並從廚房端來一杯熱茶，對於我的遲到，他體諒地問道：是因為打印採訪稿遲到了吧？這下，我的緊張和忐忑沒有了，看到任老師如此大度，我越發地欽佩這位當代著名作家，要知道如今社會上稍微有頭有臉的人都會擺姿態，讓人敬而遠之。但任老師卻始終保持著親切、樸實的待人原則，我想這也是他擁有那麼多不同年齡和身份讀者的緣故所在吧。
如果說待人親切、沒有架子，是任老師給人的第一印象，那麼，他的作品富有家國情懷和高度社會責任感，便是很多熟悉任老師讀者的共同感受。相比之下，當代另外兩位散文大家木心的多元寫作和董橋的閒情抒寫，任老師的散文更加專注於歷史文化，注重歷史與當下的相遇和碰撞，文章內容立意深刻、格局廣闊，具有深厚的歷史感、時代感、未來感，流露著千百年來中國最傑出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尤其是他的文化散文，開創了中國散文的新高度，引領讀者走進歷史的深處，感性地展示了歷史的生動場景，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歷史的悖謬、矛盾和無奈，表現出這位文學大家對歷史與文化深沉的辯證思考。
帶著對任老師文學作品的嚮往和崇敬，筆者圍繞成長與創作、方向與特質、創作之初衷、未來的計劃等幾方面採訪了任老師，希望通過這次專訪，能讓我們更加了解生活中的任蒙，讀懂這位當代文學大家對歷史，對現在，對未來的解讀與擔當。
一、成長與創作
記者：您最早開始文學創作是什麼時間？發表的處女作是什麼？在哪裡發表的？
任蒙：我20歲之前就開始學習寫作了，正式發表的作品，是1975年我與戰友合作的一篇散文，1976年春節那天發表在武漢軍區的《戰鬥報》副刊上，標題是《迎春戰歌》，大約半個版，這讓我這個雷達部隊的小戰士頗為激動。處女作“告捷”給了我很大鼓勵，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有目的地向報刊投稿。
記者：您是在農村長大的，農村的生活經歷似乎對您文學創作的潛在影響比較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任蒙：我18歲那年離開故鄉，但鄉村歲月對我是刻骨銘心的。可以說，農村的成長經歷對我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是貫穿全程的。那些生活使我始終保持著“草根意識”，並且無法抹去，我對文學，對生活，對世界的許多認知，往往就是從這個起點出發的。你所說到的我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意識，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這種“草根情懷”。我相信，時間也會越來越明確地證實，我在作品中表達的某些憂患和期待，並非是由於個人經歷引發的狹隘立場或觀念。
記者：您在文學創作初期，是否受過現代散文大家孫犁和楊朔的影響？您對這兩位作家怎麼看？您覺得兩位先生不同的生活環境是否對其創作和人生軌跡造成了影響？他們留給您最深的印象是什麼？
任蒙：孫犁和楊朔都是已經故去的散文名家，他們都領過一個時代的風騷，也將在文學史上得到各自的評價。楊朔的作品留有比較強烈的政治烙印，其代表作《荔枝蜜》中說夢見自己變作一隻小蜜蜂，為人民釀蜜，我一直認為這種構思比較牽強。孫犁的代表性作品其實都是短篇小說，但人們一直把它們看作散文，這是真正具有獨特意義的作品，現在仍然被作為經典。前幾天，湖北經濟電視臺在《悅讀》節目中專題推介孫犁作品，邀請我做主講嘉賓。雖然我獲過“首屆全國孫犁散文獎”的唯一大獎，但我的散文在風格上與孫犁散文沒有多少關聯。不僅是我，包括現在比較活躍的其他文化散文作家，大家今天所追求的散文內蘊與老一輩作家的作品是不同的。
記者：您最喜歡的外國作家或作品是什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屠格列夫的《獵人筆記》對您產生過影響嗎？
任蒙：少年時代雖然生活在鄉下，又正值文革時期，但還是讀了一些“課外書”，如中國的“四大名著”等歷史小說，《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你剛才列舉的那些外國小說，是我後來參軍以後才有機會讀到的。這些作品激發了我的文學夢，在創作技巧上也給了我很多有益的啟示。
記者：您曾任過中學老師，後來參軍，您覺得老師和軍人的經歷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您是喜歡做教師還是做一名軍人呢？
任蒙：從教和從軍的經歷，對一位作家的影響是比較重要的，對我亦如此。聽說路遙也當過老師，莫言亦當過兵。這兩種職業經歷，不僅能夠增長人的閱歷，而且能夠使人養成良好的習慣，讓人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不足，但是不一定都會將那些經歷和生活都反應到自己的作品中。
記者：您在學校和軍營裡的讀書、寫作經歷是怎樣的？現在的年輕人常說自己工作太忙了沒時間讀書寫作，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任蒙：我當老師的時間很短，入伍走了，在部隊的時間也不是很長，如果計算“足日子”只有12年。因為我一直是個業餘作家，一般利用下班時間讀書寫作，為了追尋文學夢，我在部隊時就逐漸變成了“夜貓子”。當時部隊的條件比較差，由於我家在本市，當了團職幹部還按規定住雙人宿舍，一隻昏黃的燈泡吊在半空。後來得到機會調整，機關行管局給我安排了一個小單間，裡面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寫字桌，當時對我來說已算是比較好的寫作環境了，我在那個小房間裡寫了一批詩歌，《詩廊漫步》大部分也是在那個小房間裡寫出來的。
很多人總覺得“沒時間”，但是，只要你肯堅持，不管多忙總能擠出時間，更何況是為了自己喜愛的事情。我想告訴熱愛文學的青年朋友，如果你想在寫作上有所發展，就必須要懂得“舍”，你就要比別人早起，晚睡，要比別人吃更多的苦，吃更大的虧。魯迅曾經說過，寫作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事情。
二、方向與特質
記者：您能否把自己的文學創作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方向是什麼？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共通之處？您認為創作方向是否能夠決定一位作家的生命軌跡、事業走向？
任蒙：我沒有特地劃分自己的文學創作階段，如果有人問起，我一般都會跟他介紹，我最先寫過詩，接著寫詩歌評論，然後是散文，後來又寫雜文。其實，在上個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是幾種文體同時兼顧，我沒有顧慮，也沒有想過非要成名，所以什麼靈感來了就寫什麼，評論家於可訓老師最早稱我是“文壇多面手”。我已經有很多年基本不寫詩了，但詩歌對我的創作始終發揮著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散文、雜文則基本上貫穿著我的創作歷程，而不是某個時間段的特色。詩歌、散文、雜文，這三種文體存在很多共通之處。可以說，它們融進了我的每篇作品，例如散文的唯美，詩的通靈，以及雜文的辯證和批判性，幾種特質在我的作品裡都有所體現。
我對文學矢志不渝，但從未寫過小說，所以當年在部隊放棄了做“專業創作員”的機會。幾十年“業餘”過來，付出很多，對自己的生命軌跡、事業走向的影響不言而喻。
記者：您早年的創作以寫詩為主，後來為何選擇歷史文化散文、雜文為重點創作方向？您覺得家國情懷、歷史和社會擔當是否為作家理應具備的最重要內質？
任蒙：前面說過，業餘作者沒有什麼壓力，我的創作基本上是“隨著興趣走”，至少在20年前是這樣。後來主要寫歷史散文，也寫了不少雜文，就是你說的，為了表達一種情懷，雜文是社會批評。我覺得家國情懷，和對社會的某種擔當，是一個作家起碼的良知。
記者：您與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鐵凝等當代著名作家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您覺得“五十年代”這批作傢俱有一個什麼共同特點？社會上有人說他們揹負了太多的責任和義務，您對此怎麼看？“五十年代”這個印記對您的創作方向有何影響？
任蒙：我們這批“五十年代”的作家，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等歷史悲劇事件，可謂生於憂患中，長於動亂時。其中很多作家天資聰慧，卻不得不輟學，下鄉“改造”；也有很多作家本身就出身鄉村，是和底層勞動者一起艱辛度日成長起來的。對於“五十年代”這批作家而言，社會責任感比後來的許多作家可能要強烈一些。
記者：有評論家說，您的散文作品表面上是感性的抒情，字裡行間卻透露出很強的理性思辨，比如您對諸葛亮和杜甫的評價。“外感內理”是否也是您散文創作的特質？
任蒙：可能因為我同時也是一個雜文作者的緣故吧，因為雜文就是從理性角度針砭、評論某一事件和現象的。是的，我更喜歡杜甫，其實一千多年來，人們始終崇敬這位現實主義詩人。我對諸葛亮的評價，沒有什麼新意，只是表達我對一個歷史人物的看法。
三、創作的初心
記者：您當初選擇文學作為終生事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任蒙：很遺憾，文學一直都被我當作“副業”，我人生中的多半時間都是在為工作而忙碌。至於為何選擇文學作為“終生副業”，前面已經說過，我熱愛文學，但又不願意專門去吃文學這碗飯。
記者：您希望您的作品在帶給讀者美感的同時，還能給予讀者哪些幫助？
任蒙：我希望更多的讀者朋友能夠從我的文字裡得到一些啟示，比如我寫的歷史文化散文，不僅能夠看到一些史實材料，而且也能看到其中蘊含的歷史規律和辨證哲理。我的寫作也在不斷朝著這種目標努力。
記者：很多年輕作家都在堅持創作初心，但因為很多因素難以做到這點，您對年輕人堅持初心創作有何建設性意見？
任蒙：我覺得年輕寫作者首先要能養家餬口，在這個基礎上追求自己的寫作理想才是可行的、實際的。我給他們的建議還是勤奮，要多讀、多寫、多看，還有善於思考和勤於總結。
四、未來的計劃
記者：您今後幾年的文學創作計劃是什麼？
任蒙：我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夕寫過一部長篇散文，標題是《世紀的黎明》。當年《天津文學》《長江文藝》都曾經選發過幾萬字，《書屋》《學習時報》和《時代週報》等報刊轉載過部分內容，還在湖北獲過紀念辛亥革命徵文唯一的“散文特別獎”。直到去年，還有人民網、新浪網、新華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作家網等十餘家大型網站和報紙，再次選載《世紀的黎明》的片段。
這是一篇真正的“大散文”，已經收錄在我的歷史散文集《反讀五千年》中。
有評論家說：“《世紀的黎明》需要五年發酵。”
因為當時必須趕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前完成，有些匆忙，只寫了十多萬字，我準備在此基礎上寫成一部20多萬字的長篇散文，出一部單行本。
記者：您的書法作品也很受大家歡迎，您在書法創作上有什麼計劃嗎？例如辦書法回顧展、巡展？
任蒙：我的書法只能算作“文人字”，或者叫文人書法。我一直很明白，自己應該首先是個作家，必須搞好文學創作。當然，我這幾年寫過一些書法作品，為本市和我老家的一些公園或景區題寫過大型石碑和景點名稱，不少朋友都很喜歡，他們建議我辦書法展，但我近期還沒有這個打算。現在辦展覽沒有過去那麼費力了，但作品的傳播方式已經多元化，並且比以往更普及，更快捷了。
五、寄語大武漢
記者：您第一次來武漢是什麼時候，當時的武漢給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任蒙：第一次來武漢是1973年，當時隨部隊一同進城轉了一圈，那一次來去很匆忙，沒留下什麼印象。倒是1975年為改稿再次來到武漢，呆了半個多月，這個城市才給我留下較深印象。那時的武漢給我的感覺就是大，城市規模大，氣勢大，個人的發展空間也大。
記者：武漢這幾年發展比較快，遇到的機遇和挑戰也越來越多，您對武漢未來的發展有哪些希望？
任蒙：武漢在民國時期地位很高，“大漢口”僅次於“大上海”的影響力。我差不多在這個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四十年，對武漢很有感情，我希望武漢在未來一個時期，能夠恢復當年“大漢口”時代的那種輝煌，恢復它曾經有過的歷史地位。
這次訪談比先前預計的延長了許久，期間，任老師親自為筆者的茶杯續了幾道水，與任老師交談的時間越久，就越能體會到他的樸實和謙虛。常言道：君子如蘭，任老師如同高潔典雅的蘭花，身披簡潔的枝椏，在寂靜處耕耘、發芽，最終帶給人非凡和深邃的觀感與享受。
任老師的作品亦如蘭花，外表雖不驚豔，卻能夠吸引一批又一批文學讀者。近幾年來，任老師讀者的“圈外”比例也越來越大，成了“增粉”主力軍。我們相信，任老師的文學作品將持久發酵，他的粉絲也一定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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