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中，張飛是《三國演義》裡頭一個“粗魯人”，性情暴躁，嗜酒好殺，後來雖也用了幾回智謀，但終讓人覺得勇有餘而智不足。然而，若細觀《三國》其書，就會發現在某些地方，張飛實際上表現得比任何人都“精細’：第一回中，劉關張救得董卓，董卓卻以三人白身而輕之，不為禮。三人中獨張飛不能忍，原因是：“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卻如此無禮!”第三十八回中，劉關張三顧茅廬，路遇諸葛均，諸葛均告以孔明在家後即飄然而去，劉備不由慶幸，張飛卻挑了諸葛均的理，日：“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徑自去了!”又如第六十一回，張飛助趙雲截江奪回阿斗之後，還要批評孫夫人道：“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凡此種種，可見張飛雖則粗魯，但對於“禮”的問題卻毫不含糊，堪稱“粗中有細”。
張飛為何在“禮”上如此“較真兒”?這恐怕是小說家玩的把戲。首先是欲借張飛的挑理反襯劉備的寬厚，比如在三顧茅廬的故事中。除此之外，作者這樣寫張飛還另有深意。
小說第五回，張飛初遇呂布即稱之為“三姓家奴”，後每見必以此罵之。呂布反覆無常，眾人皆知，但惟獨張飛最“刻薄”，一語道破，不留情面。對這一情節，毛綸、毛宗崗父子的評語是：“翼德平生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為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毛氏稱張飛是“真孝子”“真忠臣”，事實上也是對劉備集團的肯定。何也?鑑於人物塑造的需要，劉備關羽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那麼就交給張飛來說，於是張飛衝口而出的話就正代表了整個劉備集團的道德立場。由於三國時代政治環境混亂，即便是褒揚的劉備，也有結好呂、曹等人的紀錄，然而作者還必須使觀眾看到劉備集團本身的正義性，因此就借張飛之口辨明是非，使劉備與呂、曹劃清界線，從而達到正人心的道德宣教目的。
在《三國》裡，張飛鞭督郵、罵董卓等許多行動都有代劉備立言、以禮示天下的功能，二人的關係，同《水滸傳》中的宋江與李逵頗有些相似之處。
在張飛眼中，守禮是最高的道德準則，禮大於情，對失禮者，無論是誰，必殺之而後快!對董卓的傲慢，是“若不殺之，難消我氣”：對趙雲的“叛逃”，是“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即使是好兄弟關羽違禮也決不輕饒。這裡，可將關張二人做一比較：古城相會一節中，張飛一見關羽便欲殺之，關羽道： “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在關羽看來，無論發生什麼事皆可以情化之。張飛卻對他說出一番道理來： “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於是翻臉不認人。由此可見關羽重“情”而張飛重“禮”。
那麼張飛在守“禮”上的細緻表現與其粗魯個性是否存在矛盾呢?答案卻是“否”。因為張飛的粗魯主要不是指他的粗心，而在於其快人快語。他能言他人所不言，以禮的尺度毫不客氣地批判失“禮”之人，甚至在關羽死後，劉備也受到他的責難：“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報!”作為一個最直接最公正的道德評判者，張飛在後世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判官形象。
在《三國演義》中，劉備集團無疑是被塑造得最完美的。在這個集團中，如果說劉備主仁，關羽主義，諸葛亮主智，那麼，粗魯的張飛就是“禮”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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