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亞太地區的高增長率和基礎設施不足，
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市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
它們也是最亮眼的，
子彈頭列車和第三代核電
使西半球的一些老化和脆弱的基礎設施黯然失色。
然而，
用於亞洲建設及不斷髮展的監管框架的
融資方式卻後勁不足。
標普全球評級在最新報告中指出，
機構投資者渴望在亞太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方面
發揮更大作用，
但許多阻礙的存在可能會限制他們的參與。
基礎設施項目為投資者提供了長期投資機會，
且相較企業違約率，此類項目的違約率往往更低。
但在亞洲，
投資者通常很難找到與自身投資要求
及風險偏好相匹配的項目。
例如，亞太新興市場中的綠地基建項目的先期開發，
常因購地、優先權及環評問題而頻繁遭遇延期。
因此，一些投資者更傾向於在項目後期開始投資。
在本文中，
標普相關分析師針對亞太基礎設施融資中的問題，
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如何獲得更多的投資
分析師 阿比希克·丹格拉：改進他們的監管框架。機構投資者正在尋求具有良好現金流可見度的商業可行項目。但是，監管不確定性會帶來風險溢價和風險規避。實際上，監管改進總體上比我們預期的要慢。而及時地對價格進行監管重置，可以降低菲律賓電力公司和印度機場的現金流不確定性。
消極的政治干預是另一個關鍵風險。例如，馬來西亞新政府剛剛取消了由前政府簽署的從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鐵計劃。在印度尼西亞，由於長期的固定價格合同，私人資本越來越傾向於投資獨立電力生產和收費公路運營。但是，政府要求針對降低價格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重新進行購電協議的談判。我們知道政府影響力度有限，因此政府承諾提供一些補償。例如以延期公路收費合同的形式處理此類問題。
分析師 理查德·蒂姆斯：在澳大利亞，監管機構和企業正在進行一些強有力的交流。兩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能源分配和傳輸。由於對零售電價的擔憂，公用事業的配額和回報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在運輸業，昆士蘭州競爭管理局關於鐵路收費的決定草案，導致上市鐵路公司Aurizon的市場損失，及Aurizon與其主要客戶之間的糾紛。Aurizon強烈反對，認為該裁決違反商業原則。
這些爭議並不一定會降低總體信心，但它們確實意味著投資者在投資時更要關注經濟監管問題和風險。此外，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定期審查類似壟斷的企業，並且特別關注州政府向私營企業出售資產的條款。這可能會影響將來政府資產轉移到私營企業的條款和條件。因此，隨著市場變化，投資者需要認真考慮此類條款對未來投資的優劣勢。
通過評估，我們認為，目前澳大利亞的能源政策環境處於不穩定狀態，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和市場干預不一致。
融資的新趨勢
分析師 Gloria Lu：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機構之一，綠色債券正在興起。儘管大多數綠色債券在國內發行並由金融機構發行人主導，但我們看到中國越來越多地由境外企業發行，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或綠色建築領域。在香港，政府最近宣佈計劃啟動一項高達1000億港元（128億美元）的綠色債券發行計劃，為其綠色公共工程項目提供資金。
分析師 阿比希克·丹格拉：2018年2月，印度尼西亞首次發行了12.5億美元的主權綠色sukuk債券。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在獲得綠色認證後也一直在挖掘市場。我們認為，綠色債券市場將繼續在亞洲內部以及不同領域，如建築、大宗運輸等方面發展。
印度尼西亞的科莫多債券（2017年首次發行）和印度的瑪拉莎債券（2016年）等新工具，為發行公司提供了更廣泛的國際投資基礎，而不會使其面臨貨幣風險。雖然發行人希望發行更多，但這些新興市場的貨幣波動仍然是國際投資者的重要考慮因素，因為他們要承擔貨幣風險。因此，這些市場的增長更依賴於具有當地貨幣授權或對貨幣樂觀的全球基金。
分析師 理查德·提姆布斯/阿赫比舍克·丹格拉：我們認為投資者希望看到更多的信用增強。我們已經看到新興歐洲的一些案例，由多邊機構提供的擔保，減少了投資者對主權風險的擔憂。
在亞洲，多邊貿易體系，出口信貸機構和信用擔保基金正在提供政治風險保險和信貸增強，以部分緩解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政治和國家風險。在印度尼西亞，政府向公私合作伙伴發佈了商業可行性信函，以確保投資者不會採取行動削弱主要潛在投資者的信用狀況。在越南，政府曾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外匯風險保險。但是現在它熱衷於由投資者承擔此風險。
澳大利亞PPP信用是否會降低
分析師 理查德·提姆布斯：澳大利亞PPP仍然是一個強勁的資產類型。回顧過去十年，我們發現這些結構中90％-95％順利進行，即沒有重大挑戰或爭議。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市場，並且具有良好的廣度，能延伸到運輸、醫療保健和監獄。無論是哪個行業，最近這個紀錄總體上都不錯。州政府對PPP的發展有明確的指導原則。
即便如此，近期的一些交易還是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挑戰，例如悉尼輕軌和阿德萊德皇家醫院。悉尼輕軌目前正處理主承包商與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之間有關公用工程拆遷工程範圍的重大爭議。
分析師 帕瓦茜·艾耶：我們認為，這個過程在過去的十年中已經走過了很長一段路。鐵路和公路等更復雜的項目總是比建造學校或醫院更困難。但在過去10-15年的澳大利亞公司合營中，我們已經看到各州政府大量精簡政策。我們已經看到為贊助商（投資者）制定具體指導方針，以提高透明度和效率的例子。
1.再融資風險：儘管澳大利亞的資本市場不深且流動性強，但在PPP早期階段，不存在再融資風險。債務期限通常為5年、7年或10年，而PPP租約期限為25至30年。此外，它主要是一個子彈債務（定期支付息票，即在到期日一次性償還本金的債務工具）市場，不可避免地帶來再融資風險。如果市場條件不利，這可能會增加項目風險。因此，在三到四次交易之後，州政府意識到他們需要改進這種結構，並引入了一定程度的風險分擔。例如，如果一個項目需要再融資，那麼50％的負擔落在PPP上，50％的負擔落到政府。這也意味著，如果達到更好的條件，就會分享利益。
2. 施工風險管理：將施工風險轉嫁給第三方現在已經確立。例如布里斯班的公路、醫院等。此外，建築承包商、項目運營商、贊助商和政府在設計和投標階段也有更多的參與。這降低了變化的風險，並確保最終設計的一致性，從而促進從施工到運營階段的平滑過渡。
3.減排風險和報告：毫無疑問，減排是任何PPP的固有特性，因為這些交易受到某些績效和可用性標準的約束，並且可能因不符合此類績效標準而受到懲罰。例如，在標準普爾全球評級對澳大利亞的各項目評估中，不僅減排流程已經過簡化，而且它們也更多地關注運營商、贊助商和政府代表對各相關報告的合理性要求和參與的積極性。除簡化流程外，及時的報告機制、與各政府和部門更好的關係，也促進了改進提高。
可再生能源市場
分析師 阿比希克·丹格拉：可再生能源的高增長機會和經濟可行性，將繼續推動印度可再生能源行業的發展。大型機構投資者，包括機構和主權財富基金，正在向這個市場投入數十億美元。
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價格相當。事實上，太陽能電價也越來越便宜。而且，穩定的價格為長期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由於資金需求增長超出許多小型新興企業的能力，收購也在加速。此外，因各公司經營業績增長速度不同，所帶來的執行風險將進一步延遲大多數印度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去槓桿化。鑑於信貸風險上升，一些投資者稱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為“股權故事”。然而，尋求收益率的其他投資者仍然願意將資金與強大的贊助商組合。
注：只有評級委員會可以確定評級，而本報告不構成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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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標準普爾(S&P)的簡稱，是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由普爾先生(Mr Henry Varnum Poor)於1860年在美國創立。標準普爾的服務涉及各個金融領域，主要包括：對全球數萬億債務進行評級；提供涉及1.5萬億美元投資資產的標準普爾指數；針對股票、固定收入、外匯及共同基金等市場提供客觀的信息、分析報告。標準普爾的以上服務在全球均保持領先的位置。標準普爾在全球擁有18個辦事處及7個分支機構，來提供世界領先的信用評級服務。世界上許多權威經濟學家作為標準普爾的分析師，它們通過仔細制定統一的標準確保所有評論及分析的方法都是一致和可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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