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黑除惡如火如荼，2018年造聲勢、2019年攻案件、2020年建機制，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結賬之年。歷史的脈絡總是在一些偶然而又必然的瞬間浮現。僅從我國社會治安的演變和治理歷程中，截取一段歲月，從1983年前後說起、、、
1983年，第一次嚴打開始，背後是上海控江路事件、呼倫貝爾農場事件、東北二王所代表的社會治安問題，這一次，全國近86萬人被審判。
1980年10月1日中央決定知識青年可以回到城市，20幾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總數，估計在約1200萬——1800萬之間。此時的城市，頗有些喧囂，一邊是“十年”間滋生的一批“流氓分子”破壞社會秩序意猶未盡，一邊是部分知青返城後“流落社會”的無奈躁動。社會治安問題突出起來，1981年中央政法委召集五大城市社會治安座談會，第一次提出了社會綜合治理的方針。
圖自網絡
1983年嚴打後，84年、85年發案率明顯降低，但86年以後，又有抬頭之勢，這一年中國第一個110報警平臺在廣州誕生。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全國破獲犯罪團伙91000個，成員總計34萬餘人。
顯然，光靠打擊治標而不治本，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作出同名決定，確定了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六個方面的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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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被殺害事件，成為了1996年第二次嚴打的導火索，當年全國共破獲犯罪集團1.3萬個，成員近50萬人，而這一年也是香港系列黑幫片《古惑仔》第一部的誕生之年。
治安問題，有組織犯罪問題一定是有它的社會背景。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加工出口、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起來，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城市流動人口劇增，同時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也多了起來，另一方面，境外的幫派文化影響也隨著改革開放“西風東漸”，導致一些年青人誤入歧途。
2001年，石家莊3.16爆炸案的一聲巨響，對當時社會治安問題而言，可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因此，全國開展了第三次嚴打，這一年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年。
而1997年——2002年間，國企職工人數減少了4000萬人，部分下崗職工脫離了組織管理，增加了社會人口管理的複雜性。這麼多年過去了，從一般人的觀感而言，隨著監控網絡等信息技術的運用，警務機制的改革，社會綜合治理的完善，整體社會治安與過去已經是天壤之別了，特別是惡性事件大量減少，但仍然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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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恍如昨日，有組織犯罪形成的原因，一是社會急劇轉型，道德約束體系被沖垮，金錢至上，思想滑坡，二是舊的社會控制體系失效，而新的治理體系的形成需要時間，主要表現在基層組織控制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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