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如火如荼，2018年造声势、2019年攻案件、2020年建机制，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结账之年。历史的脉络总是在一些偶然而又必然的瞬间浮现。仅从我国社会治安的演变和治理历程中，截取一段岁月，从1983年前后说起、、、
1983年，第一次严打开始，背后是上海控江路事件、呼伦贝尔农场事件、东北二王所代表的社会治安问题，这一次，全国近86万人被审判。
1980年10月1日中央决定知识青年可以回到城市，20几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1800万之间。此时的城市，颇有些喧嚣，一边是“十年”间滋生的一批“流氓分子”破坏社会秩序意犹未尽，一边是部分知青返城后“流落社会”的无奈躁动。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起来，1981年中央政法委召集五大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综合治理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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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后，84年、85年发案率明显降低，但86年以后，又有抬头之势，这一年中国第一个110报警平台在广州诞生。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国破获犯罪团伙91000个，成员总计34万余人。
显然，光靠打击治标而不治本，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作出同名决定，确定了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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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杀害事件，成为了1996年第二次严打的导火索，当年全国共破获犯罪集团1.3万个，成员近50万人，而这一年也是香港系列黑帮片《古惑仔》第一部的诞生之年。
治安问题，有组织犯罪问题一定是有它的社会背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加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起来，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流动人口剧增，同时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也多了起来，另一方面，境外的帮派文化影响也随着改革开放“西风东渐”，导致一些年青人误入歧途。
2001年，石家庄3.16爆炸案的一声巨响，对当时社会治安问题而言，可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因此，全国开展了第三次严打，这一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年。
而1997年——2002年间，国企职工人数减少了4000万人，部分下岗职工脱离了组织管理，增加了社会人口管理的复杂性。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一般人的观感而言，随着监控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运用，警务机制的改革，社会综合治理的完善，整体社会治安与过去已经是天壤之别了，特别是恶性事件大量减少，但仍然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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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恍如昨日，有组织犯罪形成的原因，一是社会急剧转型，道德约束体系被冲垮，金钱至上，思想滑坡，二是旧的社会控制体系失效，而新的治理体系的形成需要时间，主要表现在基层组织控制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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