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罵了好幾天聯想，有可能給大家帶來了一點誤解。
讓很多人覺得這個公司，只是個貼牌組裝廠，技術上一無是處。
其實不是這樣的，你們看到的只是現在的聯想。當年的聯想，是個偉大的公司，他們有一些功績，確實是可以載入史冊的，如果它不變初心，按照當年的路線走下去，那麼現在，他們本來是一家比華為更偉大的公司。
聯想的前身，是1984年中科院計算機所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註冊資本130萬元，是一家全民所有制的國企。有著國家資本和中科院的科研技術支持，本身比外包出身的華為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說到聯想的歷史，總繞不開一個人，這個人很重要，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當初的聯想，然而這個人在中國IT和商業界，幾十年間就像被遺忘了一樣。現在大家都只知道“商業教父”柳傳志，而忘了他的名字。
倪光南是誰？
這個人，如今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爺子了，上個月還出現在央視《中國經濟大講堂》，給大家講解網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他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老先生。
他是聯想的創始人之一，是當年聯想的總工程師，他一生心心念唸的，就是中國的國產芯片、處理器，和國產的操作系統。但在那一個個歷史的關鍵機遇期，都眼睜睜錯過了機會。
當年計算所公司創業團隊排序是：所長兼董事長曾朝茂副研究員，總經理王樹和，總工程師倪光南副研究員，副總經理張祖祥，副總經理柳傳志實習員。
倪光南當年所在的聯想當年有多厲害？我簡單說，他們在1985年，就設計研發出了“聯想式漢卡”和微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並且在1988年開始研發芯片，到1993就研發出五個ASIC芯片，實現了產業化。當年的華為還在做外包活計呢，絕對沒有這個實力。
現在，我們哭著喊著說中國“缺芯”，卻不知道其實在20多年前，我們是有芯的，我們是有機會走通自研芯片這條路的，那時候，我們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並不大，我們有我們的優勢和方法，如果走到現在，前途早就不可限量了。
現在的人們，總覺得高通和英特爾強大不可挑戰，但其實在當年，英特爾是給全世界留出了一線機會的。當年同時代的ARM，起步沒錢沒技術，還不如聯想，然而人家就可以另闢蹊徑，走出了移動處理器芯片的路線，並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徹底壓制了英特爾。
偉大的“聯想式漢卡”
當年的倪光南，也是有這樣的遠見的，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中關村如果只是靠做貿易中心就長久不了，硅谷不是貿易中心，硅谷是新技術的發源地。”
聯想式漢卡的發明，讓他幫助聯想掘到了第一桶金，在前三年漢卡就為公司創造了1200多萬元利潤。在聯想式漢卡的10年壽命期中，總共銷售出16萬套，利稅上億元。
背景資料：早期的計算機使用中，因為計算機的處理能力有限，為了提高計算機的效率，減少在漢字輸入過程中對存儲器的頻繁訪問，研製了漢卡。使用漢卡可以有效的提高計算機的速度，儘可能的減少佔用計算機內存空間。 聯想漢卡，是一種軟硬件結合的技術，用硬件芯片的方式，搭配專用軟件，去解決漢字輸入的問題。聯想漢卡硬件用來存儲漢字字庫並提供高速漢字顯示功能，當使用者用鍵盤輸入漢字的編碼時，漢卡軟件會自動將它們轉換為漢字或詞組，然後進入計算機進行處理，最後，包括漢字信息的處理結果可以在顯示器上顯示或打印出來。而聯想式漢卡和其他漢卡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提供聯想功能，就是利用中國文字的上下文關聯性，方便了用戶的使用。《中國青年報》馬役軍這麼描述到：“我看到操作人員打出一個‘記’字，屏幕會自動閃現出‘記者’、‘記錄’、‘記分牌’等一連串聯想出的詞組。”這樣的功能在現在來看並不算什麼，因為現在有搜狗、有科大訊飛之類，但回到20多年前，這樣的性能為聯想式漢卡贏取了大量的市場。從中科院計算所1968年參與研究漢字顯示器開始，聯想漢卡的設計師倪光南就開始了聯想式漢字輸入方法前期研製工作。而後來在1983年，採用Z80芯片開發出來的“LX-80漢字圖形微型機”就具備了聯想漢卡的基本功能。
“聯想”這個公司名字的由來，就是來自於倪光南院士研發的“聯想式漢卡”。
聯想式漢卡硬件共八個型號，軟件數十個版本，其核心技術是軟件和芯片。1990年推出了採用自行設計的超大規模專用集成電路（就是上圖中的ASIC)芯片的7型卡），性能價格比很高，成為各型號中銷售量最大的一種。
這也讓他成為當時IT界的風雲人物，榮獲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當時的中科院獎勵了他50萬元人民幣。
但是，倪光南院士把這50萬捐了出來，他用這些錢，給中科院研究生院裝電腦、為國家教委裝配電子教室、建立其他獎項、獎勵開發者.....科學家的思維，就是這麼簡單。
柳傳志老前輩在這個階段，也是支持倪光南院士的，支持技術研發路線的，二人合作親密無間，畢竟這個時候，可以靠技術賺錢。
（當年雄心勃勃的倪光南先生）
胎死腹中的芯片設計中心
自1988年以來，聯想自主研發了5個ASIC芯片併成功地應用於漢卡、微機和漢字激光打印機，這原本是個充滿希望的事情。
當年聯想的ASIC芯片，無論是設計理念還是工藝上，都算得上先進。ASIC技術的7型卡，就是DLX9000芯片，集成了約6000個門，採用1.5微米工藝。ASIC的9型卡，採用TLX9200芯片，其上集成了21000個門，採用1微米工藝。ASIC芯片LXCG9000的聯想激光打印卡，使打印漢字的速度提高十倍左右。在那個時候的時候，聯想在自研芯片的產業化和應用上，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那時華為的自研芯片才剛剛開始起步。
然而到了1994年，倪光南在聯想領導層參與下又與復旦大學和長江計算機公司達成合資建立芯片設計中心（“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的意向，準備大力發展集成電路芯片設計能力的時候，柳傳志唱了反調。
他以一紙200字的便條，終結了倪光南的努力，使得芯片設計中心胎死腹中。
此後無論倪光南如何努力，如何分析芯片“產學研”結合的前景，甚至四處奔走，幫助籌措資金，還得到了國家經貿委1100萬元的科研費和數千萬元的貸款支持。但柳傳志依舊不置可否，白白浪費了一次寶貴的機會。順便還否決了倪光南剛剛起步的程控交換機項目。那時候，聯想的程控交換機，其實比華為強多了。
當年，自研芯片、程控交換機、其實都是聯想《1995年發展規劃》中的項目，規劃中曾明確提出“建成專用芯片，ASIC開發設計中心，集團公司內設有國家重點實驗室，開發重點是高性能接口芯片，多媒體用芯片，全定製VLIC專用芯片，使聯想集團在芯片設計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並帶動國內IC產業發展。”
可惜，柳傳志親手把一切，扼殺在萌芽狀態。相比技術，柳傳志更熱衷於掙快錢，所以跟上了90年年代房地產的腳步，他從1992年開始，就在在煙臺、福州買地，1993年柳傳志更用8000萬港元在惠陽買了大塊地，後來成為“聯想惠陽工業園”或“聯想大亞灣科技園”。
如果1994年倪光南籌劃的集成電路芯片設計公司能夠順利組建起來的話，憑藉聯想、復旦等的“產學研相結合”，在國內幾乎沒有競爭對手。有這20多年的寶貴時間，我們說不定可以見證另一個比“麒麟”更強大的芯片品牌。
如果1994年倪光南的程控交換機項目能夠繼續下去的，未來的通信行業，可能就沒有華為什麼事了。倪光南於1992年立項研發聯想程控交換機。1994年7月，聯想與華為同時取得了入網證。聯想程控交換機已經被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所在的中南海電話局採購使用，本來前景巨大。但隨著倪光南在後來的內鬥中被掃地出門，聯想直接取消了程控交換機事業部，也就錯過了ICT融合的戰略時機，而當時起步比聯想晚得多，規模不如聯想程控交換機事業部的華為，現在已將聯想遠遠地甩在身後，成為中國高技術公司的典範，已經做到了全球市場第一。
但歷史沒有如果，幾十年之後，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投芯片的時候，他辯解道：“因為民營企業的底蘊不夠豐富 ”。
然而我想問柳老前輩一句，1994年的聯想，是國企？是民企？還是港企？
負債的香港企業，是怎麼吞掉聯想的？
一般人所知道的“倪柳之爭”，都被描寫成路線之爭，也就是“技工貿”和貿工技“之爭。
大家讀到的故事是這樣的：
1994年，由於在研發路線上產生意見分歧，時任聯想總工程師的倪光南與時任聯想總裁的柳傳志漸生不合。倪光南認為，聯想應該對標英特爾“芯片”技術，希望全力開展“中國芯”工程，走技術路線。而柳傳志則認為，聯想應該發揮製造成本優勢，芯片、操作系統造不如買。最終導致了倪光南被掃地出門。
這是一半事實，還有另外一半事實，大家都諱莫如深，那就是聯想上市的問題。
1993年6月28日，柳傳志揹著北京聯想董事，將3000萬美元專項貸款中的1270萬元借給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將這1270萬美元中的552.58萬元借給導遠，作為港商對香港聯想的增資。1992年的增資擴股使香港聯想股本金增至約11000萬元，上市後原三家股東共持股4.848億股，因此增資時的每股成本價約為0.23港元。1994年2月14日香港聯想掛牌上市，總共發行6.75億股，其中北京聯想得到2.618億股，港商得到2.08億股，技轉公司實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僅得0.15億股。上市後的股份比例中方從67%變為40%左右。上市發行價1.33元，由於超額認購達405倍，北京聯想員工和其他股民買股票的成本價約為2.2元。上市當天股價升至2.2元。在“國退民進”後，呂譚平等變成與北京聯想並起並坐的大股東，香港聯想破天荒地連續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 出現鉅額虧損，合計達二億五千萬港元，1996年公司財務無法週轉，靠國家鉅額貸款渡過難關，港商未出一分錢支持，未承擔任何風險。由於香港聯想的“AST總代理”業務因北京聯想銷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業務因連續二年虧損而大傷元氣，香港聯想已無從恢復嬴利能力，變成“雞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其時，楊元慶領導聯想微機取得了亞洲第一的業績，再加上當時股市大勢有利，北京聯想具有極好的上市前景。但柳傳志不採用北京聯想單獨上市，也不買殼上市，而是在港商負債持股的情況下，決定將北京聯想注入香港聯想，實行“整合”。倪光南聞訊後實名向上級反映，希望立即糾正因“負債持股”造成港商侵佔大量國有股的情況，認為“匆忙地再向香港聯想注入巨資，勢必造成國有資產的繼續流失”。1997年北京聯想注入香港聯想實行整合後，股價不斷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價曾升至70港元。由於港方已退出香港聯想，可自由買賣股票，離開聯想時，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債，化了0.32億股，最後淨剩1.76億股（香港聯想股票一分四後，相當於7.04億股），所以這些股票套現後有可能得近百億元港幣。“倪柳之爭”的真相是， 作為聯想集團企業董事的倪光南發現大筆公款被挪用，按組織程序給董事長反映。
我簡單解釋一下，香港聯想上市的時候，港商股東們沒有錢，是負債持股的，而這時候，柳傳志不但借錢給港商，還將讓個北京聯想直接被香港聯想吃掉，合併上市，最後讓港商們風風光光套現走人，這就是倪光南後來一直說的——聯想最大的貢獻，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億萬富翁。
所以，倪光南在1994年向組織反應：聯想香港上市的做法，有侵吞國有資產的嫌疑。然而他多次反映情況，最後換來了一紙中科院的文件，請他走人。
當年宣讀這份文件的人，是曾茂朝，多年之後，他也頗為坦誠地表示：倪光南的出局並非由於貿工技的路線出了問題。
曾茂朝曾經激動地對一個記者說，“你知道方正嗎？你知道王選嗎？你知道方正的總裁經常換嗎？為什麼經常換？換總裁的動力在哪裡？王選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
還有當事人說了一句更為貼近真相的話——90年代的中國，相比科學家，大家更喜歡企業家。
歷史的車輪在1994年駛入了另外一條道路，在三岔路口，還有著許許多多的迷霧未曾解開，可能再也解不開了。在此之後，聯想徹底成為了一家“造不如買”的公司。
我們只能慨嘆，其實聯想就差一點點，就會成為比華為還偉大的公司了，而不是現在的“
全球最差科技股”。
（注：大部分引用資料和圖片，都來自陶勇先生的文章《貽誤聯想 柳傳志的七大失策》，我做了精減，便於閱讀和理解，大家可以點擊“原文鏈接”，查看更多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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