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第二展室中，立著一通高279釐米、寬99釐米的巨大石碑，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通碑可以說是碑林中在國際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無以計數的中外遊客慕名前來參觀。碑上刻有1780個漢字和數十個敘利亞文字，它記載著唐代前中期來自敘利亞的聶斯托利教派（亦稱景教）傳教士在華傳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實，與目前收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埃及羅塞塔碑、巴黎盧浮宮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國家博物館的阿茲特克授時碑並稱“世界四大名碑”。
公元1907年，正值清朝末年，那時的中國成了西方冒險家和搶掠者的樂園，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如敦煌文書、殷墟甲骨、各種石雕，還有不計其數的青銅器、玉器、繪畫書法。無獨有偶，這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自然成了外國搶掠者獵取的目標。那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究竟是一塊什麼樣的碑刻？為何會成為西方掠奪者爭相掠奪的目標？千百年來，它經歷了怎樣的風雨滄桑？在它的身上有著哪些令人唏噓不已的傳奇故事？
名碑往事越千年
佇立在高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石前，聆聽著講解員的生動描述，來西安碑林博物館參觀的遊客們的思緒彷彿穿透那厚重的石刻，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初年……
歷經劫波的景教碑被安置進西安碑林，成為一件重要的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國寶級文物。
唐貞觀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的一天，長安城西郊，大唐宰相房玄齡正率領著一個儀仗隊在等待著什麼。儀仗隊員各個高大威武，身穿禮服，手執各種彩旗，盡顯皇家威嚴。不多時，就見遠處官道上緩緩走過來一行人，為首的是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他衣著樸素，風塵僕僕，一看便是遠道而來。看見來人，房玄齡親自迎身上前，只見他一揮手，身邊的儀仗隊馬上吹奏起歡快的迎賓樂曲，一時間鼓樂齊鳴，熱鬧之中又透著幾分莊嚴。
聽聞唐太宗派人親自出城迎接，外國來客受寵若驚，趕忙示意身邊的翻譯向房玄齡表達深深的謝意。那麼，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是誰？竟能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親自率儀仗隊出城迎接呢？
原來，這是一隊來自西亞的傳教士，為首的是主教阿羅本。此次他們到中國正是為傳教佈道而來。當時唐朝把他們稱之為“大秦景教”，所謂“大秦”是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的稱謂，而景教則是早期基督教的一個派別——聶斯托利派傳入中國後的稱謂。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公元431年，這個派別被羅馬教廷斥為異端，受到排擠，轉而向東方發展。當他們長途跋涉來到東方古國，受到了唐太宗的禮遇。唐太宗將其請到皇宮，向其討教教義，並準其在皇室書房翻譯《聖經》。三年後，太宗皇帝准許阿羅本在長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對禮拜堂的稱呼），公開傳教。由此，基督教傳入了中國。經過若干年的發展，一時出現“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傳入中國150年以後，由波斯傳教士伊斯出資，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詳細記述了景教在中國的流傳經歷。
埋入地下七個世紀
碑刻完成後，景教徒們歡欣鼓舞，日夜焚香祈禱。然而，天不遂人願，公元845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席捲了當時唐朝所有大小的佛教寺廟。
這一年，唐武宗李炎為了增加朝廷的賦稅和勞役，降旨滅佛，景教也受到了殃及。當時，景教的寺廟都被拆除，大量景教僧侶被迫還俗或被驅逐出境，“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命運危在旦夕……為了保存景教舊物掩人耳目，以圖東山再起，景教徒們遂將景教碑埋入地下。景教徒這一埋就過去了700餘年的時間，之後景教碑幾乎徹底被人們遺忘了。遭此打擊之後，景教一蹶不振，並漸漸銷聲匿跡。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從西安忽然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一個正在施工的民工從地下挖出了一塊石碑。
石碑用黑色大理石製成，高約10英尺，寬不到4英尺，厚約1英尺，重達2000公斤，碑頭飛雲和蓮臺烘托著一個十字架，包圍著十字架的是一種無角之龍，就是中國古代器物上常見的裝飾，名為“螭”，左右配上了盛開的百合花，碑名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是用漢文和敘利亞文刻寫的，敘述了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教旨、儀式，以及唐太宗時從“大秦”傳人中國，並在長安建寺和宣傳教義的情況。碑文還明確記載了此碑建成於公元781年。這個消息一傳開，立刻引起了全國的震驚。
（1907年9月3日拍攝的西安金勝寺，殘存的山門體型巨大，不難想象這座西安府第一大寺曾經有過的輝煌。
當時，不少人認為此乃神石。第一個見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陽的一個舉人，名張賡虞。他看到碑上漢字，字跡秀美，是唐代文士呂秀巖的手跡。作者僧人景淨，雖然不到兩千字，但文意古奧，不易理解。張賡虞隱隱覺得此碑與一般佛道有異。碑上教義似曾相識，彷彿聽過。他想起18年前的往事。那時他在北京為官，結識了一個洋人，名利瑪竇，長鬚抵胸，不婚不宦，博識廣聞，通曉天文地理，來自西洋，故人稱西泰子。張賡虞細讀碑文，發現碑文所載彷彿利瑪竇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測，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裡，因為李之藻在利瑪竇影響下皈依了天主教。
（立於金勝寺中的《景教碑》）
李之藻一讀之下，喜出望外，發現自己所信之教並非新近的舶來品，而是已在中國流行近千年。
第一個看到景教碑的外國人是法籍教士、後來享有盛名的漢學家金尼閣。他在利瑪竇死後數年來華，用拉丁文編輯利氏日記，於1615年出版，轟動一時。金尼閣於1625年10月就匆匆趕到西安金勝寺，去研究碑上的記錄。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來到西安，對景教碑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和考證，又把碑文譯成葡萄牙文在歐洲發表。通過他的譯介，整個歐洲掀起了一陣轟動。短短十數年間，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學術界掀起了一股旋風。
保護經費遭官吏貪汙
景教碑被確認為唐代基督教文物後，西安教區的天主教傳教士便將之視為屬於他們的東西，甚至有過將之作為禮物送給梵蒂岡教廷的想法。由於景教碑如此珍貴，人們便把石碑移入西安西郊的金聖寺內，由寺僧看管。
金勝寺作為明清西安城西郊規模最大、建築最為宏偉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羅漢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為景教碑的棲身之地也頗為相宜。有資料顯示，明清之際景教碑還一度被鑲嵌在磚龕中加以保護。1859年前後還曾建有碑亭。但至
清代同治年間，由於社會動盪，金勝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隨之暴露在田野之中，與城郊的大量散見碑刻一樣無人顧及，任其經風沐雨。
（金勝寺內的石碑，左四疑似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當時西方世界渴望獲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歐美基督教界、博物館界和地理學界等機構為代表，主張通過各種手段將原始景教碑運往歐美國家的博物館中陳列展出，對獲取景教碑表現出強烈願望。”著名文博專家路遠稱，與此遙相呼應的是，各國駐北京公使館和在華傳教士也紛紛呼籲、敦促清政府儘快切實可行地對景教碑加以保護。設於上海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也作出了保護景教碑的決議，並於1890年2月，由該會會長休斯和駐京外國公使團主席德國公使巴蘭德等人敦促總理衙門和各軍機大臣切實保護景教碑。這一建議很快得到回應。
（這就是用5兩銀子建的簡陋碑亭）
1891年，清廷撥款100兩白銀命陝西官府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於在層層撥付交接的過程中，官吏吸榨盤剝，以至於這筆經費送至西安時，僅餘5兩。用5兩白銀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製濫造的低劣建築，沒用多久就塌毀無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風吹雨淋的窘狀。
一場“劫掠”的預謀
由丹麥著名探險家、新聞記者何樂模(Frits Holm)根據自己的經歷， 撰寫的《我為景教碑在中國的歷險》被譯成中文後正式出版發行。該書詳細記述了1907年1月至1908年6月，何樂模前往西安獲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複製碑，並運往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終輾轉保存於意大利羅馬教皇博物館的經歷。
“幾年前，我就知道西安府這塊隨意棄置的基督教碑。去年一月份，我在倫敦就和多個機構討論過獲取景教碑的辦法。”何樂模在自述中稱，自己的提議和計劃在倫敦和紐約都得到了鼓勵。
何樂模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麥駐外總領事；作為丹麥皇室的親戚，何樂模在幼年時期還曾得到過丹麥國王弗雷德裡克八世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何樂模”這一中文名字的來歷。在眾多中文史志、論著中，往往將 Holm 音譯為赫爾姆、霍爾默、何爾謨、荷爾謨、好爾姆、呼倫等多個名字，容易令人混淆。而事實上，何樂模於從倫敦經哥本哈根、紐約、溫哥華等地來華後，北京的清廷外務部頒發給他的護照與其個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標有中文姓名“何樂模”。根據他的文章記述，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務部官員將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後所取，意指“何等悠樂之楷模”，令他大為滿意。
（何樂模第一次見到景教碑）
1901年何樂模來到遠東地區，在上海任職於英美菸草公司，同時擔任英國《倫敦論壇報》和丹麥報刊的特約駐華通訊記者。在華期間，他不僅在長江流域進行過廣泛遊歷，而且當時就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產生了濃厚興趣。1905-1906年何樂模在英國擔任記者期間，就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潛心研讀大量有關中國和景教碑的文獻，為獲取景教碑做著積極的前期準備。1907年1月12日晚，何樂模在倫敦女王大廳與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威爾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一起聽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魯茲公爵發表的題為《尼羅河之源》的演講，這次演講也觸動他儘快起程前往中國西北內陸的西安，進行所謂的“景教碑歷險”活動。
“……我離開倫敦，途經紐約，於5月2日到達天津。隨後，又旅行了900英里，到達清國的古都西安府，找到了景教碑發現之地。”1907年1月31日，何樂模離開倫敦，開始了不遠萬里前往西安的行程。雖然才年僅26歲，但這已是他的第二次環球航行。
秘密踩點藏寶處
“到達西安後，有十來天時間，我出入住地，儘量裝得像一位普通遊客，不敢貿然暴露自己的真實意圖。我不露聲色地到處打聽景教碑下落，離目標越來越近。”1907年6月的一天，抵達西安的何樂模獨自一人騎著馬穿過西門，向西郊行進。在經過了郊外的一些軍營後，沒費什麼力氣就找到了那個破舊的寺院，景教碑就立於寺中。
何樂模所看到的，與其說是個寺廟，不如說它更像一座農場。在已經毀壞的圍牆所標誌的寺廟舊址的廣闊範圍內，都被種上了小麥。何樂模在圍繞著景教碑來回踏勘、拍照、繪圖、留影之際，金勝寺的僧人和周邊農民們依然在地裡忙著收割小麥，並沒有在他做這些事情時加以干涉，但何樂模也很清楚，這並不意味著景教碑就是一通無主之物，可以任由搬運。
“這塊碑形體巨大，至少有兩噸重。運輸它的困難在於，由於道路問題，首先需要用一輛特製的馬車，把碑拉運超過350英里，才能到達京漢鐵路的火車站。”面對巨大的碑石，何樂模一時間竟茫然無措。
“終於，憑藉精心挑選的禮物，我和這座寺廟的心地善良的住持於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為了找到獲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徑，何樂模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與金聖寺住持、76歲的於壽和尚建立了聯繫，先後向於壽贈送絲綢、放大鏡等小禮物。
這位被何樂模稱作“yu shou” （不知是法號還是俗名，也不知應該是哪兩個漢字，就以“於壽”稱呼吧）的僧人，在寺中已經50多年，他還有一個因為吸食鴉片而瘦骨嶙峋的養子，是寺裡的二當家。按照他的說法，這些石碑，包括碑座及牌坊，都屬於寺廟所有，也就是屬於他的。何樂模要實施“盜碑”計劃，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這位自稱是碑石“擁有者”的於壽。
何樂模和於壽進行了密談，連於壽的養子也被他趕走。但關於他們密談的內容，他卻閃爍其詞，沒有透露細節。從何樂模本人的記述中看，他雖然提出過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於壽堅持認為景教碑屬於金聖寺和他個人，從來沒有與何樂模簽訂坊間傳言甚廣的所謂“秘密契約”出賣景教碑。
石匠高手複製品精確到毫米
其實，於壽與何樂模簽訂的唯一“契約”是出租寺廟中兩間房屋的約定，其中一間用於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間供僱傭的翻譯方賢昌居住，以便就近監督工匠的工作。兩間屋子四個月的租金為50兩銀子（約35美元）。
對於何樂模這樣一個“中國通”來說，他不會不知道住持和尚實際上並非阻止他獲取景教碑的最大障礙，即使用3000兩銀子買通了住持，要想從位於西安前往咸陽、戶縣的兩條東西大道旁邊的金勝寺運走2噸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眾發現，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自從何樂模抵達西安，他自認為行蹤秘密，實際上由於當時往來西安城的西方人較少，他的一舉一動都已經處於陝西洋務局官員的視線之內。何樂模灰心喪氣地稱，要想從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為人知地運走，就好像從大英博物館運走羅塞塔石碑，或者從盧浮宮運走摩押碑一樣，比登天還難。
由於於壽和尚拒絕出賣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團體也不贊同何樂模運走景教碑的計劃，更加之官府對其行蹤密切關注，這些因素都使得何樂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從倫敦出發之前設想的第二種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樣的景教碑運往西方。
“我們用三週時間去富平採集複製石碑所需的石材，製作石碑的石材是一種灰黑色的石灰岩。”為了得到與《景教碑》一模一樣的石材，何樂模親自去了富平的採石場，並挑選了幾位石匠高手。石料運抵後，就由方翻譯監督工匠開始仿刻景教碑。這一切安排好之後，為了掩人耳目，何樂模暫時離開了西安。
在離開西安的這段時間，何樂模遊覽了武昌、開封、洛陽等地，當他再次回到西安，已經是兩個多月後的9月16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騎馬來到金聖寺，查驗石碑複製情況。
（何樂模贈送給耶魯大學的用石膏製作的模造景教碑。）
“……我坐下來把它與原碑作嚴格比較，憑良心說，儘管我用放大鏡和照片工作了幾個小時，也沒有發現一處錯誤。接下來我用英寸刻度測量，發現尺寸幾乎精確到毫米。”何樂模對複製碑的質量非常滿意。
“盜運”事件讓景教碑蜚聲海外
在偷偷複製石碑期間，雖然何樂模一再叮囑翻譯方賢昌注意保密，切勿頻繁出入西安城，但恰恰是這位方翻譯，在何樂模離開西安期間，屢屢從租住的金勝寺前往城中活動，很有可能當時就已經向官府報告了何樂模的各種計劃，而有著確鑿史料記載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藥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藥雨）透露了何樂模仿刻景教碑、覬覦景教碑的消息。方藥雨感覺事關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學部任職的好友、金石學家羅振玉。羅振玉當即向學部彙報此事，請求儘快通報陝西巡撫、提學使等採取預防措施。
後來陝西巡撫曹鴻勳下令將原碑移置碑林。責令何樂模離開西安，其刊刻的石碑可自行帶走。
在陝西洋務局官員協調下，何樂模請車伕特製了一輛載重大車，談妥運輸價格之後，即於10月3日由車伕先行將仿刻碑從西安運出。“這段旅程真是不堪回首。石碑一次次遭到嚴密的盤查和質問，整整一個多月被浪費在路上……”1907年10月6日，何樂模也離開西安，出潼關，經鄭州前往漢口。1908年2月29日，何樂模押運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輪“肯尼貝克號”離開上海，開始了第二次環球航行的後半段。至此，從1907年4月10日抵達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離開上海，何樂模在中國已駐留了長達11個月的時間。
（1908年，仿刻的景教碑在上海被吊裝到美孚石油公司汽輪上運往國外）
“肯尼貝克號”從上海起程後，途經馬尼拉、新加坡，經印度洋，過蘇伊士運河，於5月23日抵達波士頓，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學研究生、報刊記者在內的不少民眾歡迎。6月3日抵達紐約。
何樂模仿刻景教碑不僅是晚清中國西北內陸發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當時的歐美、東亞等地均引起重大反響，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世界範圍內的知名度。
為了更好地保護 移入碑林30年後再次“搬家”
何樂模“盜運”景教碑事件發生後，陝西巡撫曹鴻勳下令將景教碑移入碑林。1907年10月2日，48名苦力抬著景教碑運往碑林保存，何樂模在西關城附近遇到了運碑的隊伍，拍攝了景教碑移走之後原址的照片，而當時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和宇野哲人也記錄了景教碑搬移的事件。
（攝於1923年的西安碑林外景。1907年，《景教碑》就是從這裡運進去的。感謝這張難得一見的照片，如
（這張照片是1914年2月，法國人、詩人謝閣蘭到中國考察時，遊覽西安碑林所拍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1907年的10月《景教碑》運至碑林後，曾置放於碑林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修碑亭碑記》所說的‘孟子碑亭十三楹’入口處東側。其具體位置，大致在碑林的第二室左近。”在上海大學中國藝術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羅宏才教授編著的《探尋碑林名碑》一書中記載，
1937年4月整修碑林後，《景教碑》被移入第二室，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大大方便了人們參觀。
（1937年，碑林碑石陳列調整，《景教碑》從第二展室東側搬移到進門西側第一排（圖左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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