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二展室中，立着一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公元1907年，正值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成了西方冒险家和抢掠者的乐园，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如敦煌文书、殷墟甲骨、各种石雕，还有不计其数的青铜器、玉器、绘画书法。无独有偶，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自然成了外国抢掠者猎取的目标。那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碑刻？为何会成为西方掠夺者争相掠夺的目标？千百年来，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沧桑？在它的身上有着哪些令人唏嘘不已的传奇故事？
名碑往事越千年
伫立在高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前，聆听着讲解员的生动描述，来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们的思绪仿佛穿透那厚重的石刻，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初年……
历经劫波的景教碑被安置进西安碑林，成为一件重要的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唐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的一天，长安城西郊，大唐宰相房玄龄正率领着一个仪仗队在等待着什么。仪仗队员各个高大威武，身穿礼服，手执各种彩旗，尽显皇家威严。不多时，就见远处官道上缓缓走过来一行人，为首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衣着朴素，风尘仆仆，一看便是远道而来。看见来人，房玄龄亲自迎身上前，只见他一挥手，身边的仪仗队马上吹奏起欢快的迎宾乐曲，一时间鼓乐齐鸣，热闹之中又透着几分庄严。
听闻唐太宗派人亲自出城迎接，外国来客受宠若惊，赶忙示意身边的翻译向房玄龄表达深深的谢意。那么，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谁？竟能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亲自率仪仗队出城迎接呢？
原来，这是一队来自西亚的传教士，为首的是主教阿罗本。此次他们到中国正是为传教布道而来。当时唐朝把他们称之为“大秦景教”，所谓“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而景教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的称谓。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公元431年，这个派别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受到排挤，转而向东方发展。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古国，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将其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传入中国150年以后，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经历。
埋入地下七个世纪
碑刻完成后，景教徒们欢欣鼓舞，日夜焚香祈祷。然而，天不遂人愿，公元84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当时唐朝所有大小的佛教寺庙。
这一年，唐武宗李炎为了增加朝廷的赋税和劳役，降旨灭佛，景教也受到了殃及。当时，景教的寺庙都被拆除，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命运危在旦夕……为了保存景教旧物掩人耳目，以图东山再起，景教徒们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景教徒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从西安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正在施工的民工从地下挖出了一块石碑。
石碑用黑色大理石制成，高约10英尺，宽不到4英尺，厚约1英尺，重达2000公斤，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是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刻写的，叙述了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教旨、仪式，以及唐太宗时从“大秦”传人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和宣传教义的情况。碑文还明确记载了此碑建成于公元781年。这个消息一传开，立刻引起了全国的震惊。
（1907年9月3日拍摄的西安金胜寺，残存的山门体型巨大，不难想象这座西安府第一大寺曾经有过的辉煌。
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乃神石。第一个见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阳的一个举人，名张赓虞。他看到碑上汉字，字迹秀美，是唐代文士吕秀岩的手迹。作者僧人景净，虽然不到两千字，但文意古奥，不易理解。张赓虞隐隐觉得此碑与一般佛道有异。碑上教义似曾相识，仿佛听过。他想起18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在北京为官，结识了一个洋人，名利玛窦，长须抵胸，不婚不宦，博识广闻，通晓天文地理，来自西洋，故人称西泰子。张赓虞细读碑文，发现碑文所载仿佛利玛窦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测，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里，因为李之藻在利玛窦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立于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李之藻一读之下，喜出望外，发现自己所信之教并非新近的舶来品，而是已在中国流行近千年。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就匆匆赶到西安金胜寺，去研究碑上的记录。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十数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保护经费遭官吏贪污
景教碑被确认为唐代基督教文物后，西安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便将之视为属于他们的东西，甚至有过将之作为礼物送给梵蒂冈教廷的想法。由于景教碑如此珍贵，人们便把石碑移入西安西郊的金圣寺内，由寺僧看管。
金胜寺作为明清西安城西郊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宏伟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颇为相宜。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
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金胜寺内的石碑，左四疑似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当时西方世界渴望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欧美基督教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等机构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始景教碑运往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列展出，对获取景教碑表现出强烈愿望。”著名文博专家路远称，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作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并于1890年2月，由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和各军机大臣切实保护景教碑。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回应。
（这就是用5两银子建的简陋碑亭）
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一场“劫掠”的预谋
由丹麦著名探险家、新闻记者何乐模(Frits Holm)根据自己的经历， 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被译成中文后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详细记述了1907年1月至1908年6月，何乐模前往西安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复制碑，并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辗转保存于意大利罗马教皇博物馆的经历。
“几年前，我就知道西安府这块随意弃置的基督教碑。去年一月份，我在伦敦就和多个机构讨论过获取景教碑的办法。”何乐模在自述中称，自己的提议和计划在伦敦和纽约都得到了鼓励。
何乐模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作为丹麦皇室的亲戚，何乐模在幼年时期还曾得到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何乐模”这一中文名字的来历。在众多中文史志、论著中，往往将 Holm 音译为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好尔姆、呼伦等多个名字，容易令人混淆。而事实上，何乐模于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何乐模第一次见到景教碑）
1901年何乐模来到远东地区，在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同时担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1905-1906年何乐模在英国担任记者期间，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1907年1月12日晚，何乐模在伦敦女王大厅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起听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触动他尽快起程前往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进行所谓的“景教碑历险”活动。
“……我离开伦敦，途经纽约，于5月2日到达天津。随后，又旅行了900英里，到达清国的古都西安府，找到了景教碑发现之地。”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不远万里前往西安的行程。虽然才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
秘密踩点藏宝处
“到达西安后，有十来天时间，我出入住地，尽量装得像一位普通游客，不敢贸然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不露声色地到处打听景教碑下落，离目标越来越近。”1907年6月的一天，抵达西安的何乐模独自一人骑着马穿过西门，向西郊行进。在经过了郊外的一些军营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个破旧的寺院，景教碑就立于寺中。
何乐模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个寺庙，不如说它更像一座农场。在已经毁坏的围墙所标志的寺庙旧址的广阔范围内，都被种上了小麦。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但何乐模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景教碑就是一通无主之物，可以任由搬运。
“这块碑形体巨大，至少有两吨重。运输它的困难在于，由于道路问题，首先需要用一辆特制的马车，把碑拉运超过350英里，才能到达京汉铁路的火车站。”面对巨大的碑石，何乐模一时间竟茫然无措。
“终于，凭借精心挑选的礼物，我和这座寺庙的心地善良的住持于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找到获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径，何乐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圣寺住持、76岁的于寿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于寿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
这位被何乐模称作“yu shou” （不知是法号还是俗名，也不知应该是哪两个汉字，就以“于寿”称呼吧）的僧人，在寺中已经50多年，他还有一个因为吸食鸦片而瘦骨嶙峋的养子，是寺里的二当家。按照他的说法，这些石碑，包括碑座及牌坊，都属于寺庙所有，也就是属于他的。何乐模要实施“盗碑”计划，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位自称是碑石“拥有者”的于寿。
何乐模和于寿进行了密谈，连于寿的养子也被他赶走。但关于他们密谈的内容，他却闪烁其词，没有透露细节。从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看，他虽然提出过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于寿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圣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出卖景教碑。
石匠高手复制品精确到毫米
其实，于寿与何乐模签订的唯一“契约”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雇佣的翻译方贤昌居住，以便就近监督工匠的工作。两间屋子四个月的租金为50两银子（约35美元）。
对于何乐模这样一个“中国通”来说，他不会不知道住持和尚实际上并非阻止他获取景教碑的最大障碍，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众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自从何乐模抵达西安，他自认为行踪秘密，实际上由于当时往来西安城的西方人较少，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处于陕西洋务局官员的视线之内。何乐模灰心丧气地称，要想从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为人知地运走，就好像从大英博物馆运走罗塞塔石碑，或者从卢浮宫运走摩押碑一样，比登天还难。
由于于寿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从伦敦出发之前设想的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
“我们用三周时间去富平采集复制石碑所需的石材，制作石碑的石材是一种灰黑色的石灰岩。”为了得到与《景教碑》一模一样的石材，何乐模亲自去了富平的采石场，并挑选了几位石匠高手。石料运抵后，就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仿刻景教碑。这一切安排好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何乐模暂时离开了西安。
在离开西安的这段时间，何乐模游览了武昌、开封、洛阳等地，当他再次回到西安，已经是两个多月后的9月16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骑马来到金圣寺，查验石碑复制情况。
（何乐模赠送给耶鲁大学的用石膏制作的模造景教碑。）
“……我坐下来把它与原碑作严格比较，凭良心说，尽管我用放大镜和照片工作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发现一处错误。接下来我用英寸刻度测量，发现尺寸几乎精确到毫米。”何乐模对复制碑的质量非常满意。
“盗运”事件让景教碑蜚声海外
在偷偷复制石碑期间，虽然何乐模一再叮嘱翻译方贤昌注意保密，切勿频繁出入西安城，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在何乐模离开西安期间，屡屡从租住的金胜寺前往城中活动，很有可能当时就已经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消息。方药雨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
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责令何乐模离开西安，其刊刻的石碑可自行带走。
在陕西洋务局官员协调下，何乐模请车夫特制了一辆载重大车，谈妥运输价格之后，即于10月3日由车夫先行将仿刻碑从西安运出。“这段旅程真是不堪回首。石碑一次次遭到严密的盘查和质问，整整一个多月被浪费在路上……”1907年10月6日，何乐模也离开西安，出潼关，经郑州前往汉口。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后半段。至此，从1907年4月10日抵达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离开上海，何乐模在中国已驻留了长达11个月的时间。
（1908年，仿刻的景教碑在上海被吊装到美孚石油公司汽轮上运往国外）
“肯尼贝克号”从上海起程后，途经马尼拉、新加坡，经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为了更好地保护 移入碑林30年后再次“搬家”
何乐模“盗运”景教碑事件发生后，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移入碑林。1907年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城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拍摄了景教碑移走之后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也记录了景教碑搬移的事件。
（摄于1923年的西安碑林外景。1907年，《景教碑》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感谢这张难得一见的照片，如
（这张照片是1914年2月，法国人、诗人谢阁兰到中国考察时，游览西安碑林所拍摄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907年的10月《景教碑》运至碑林后，曾置放于碑林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修碑亭碑记》所说的‘孟子碑亭十三楹’入口处东侧。其具体位置，大致在碑林的第二室左近。”在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罗宏才教授编著的《探寻碑林名碑》一书中记载，
1937年4月整修碑林后，《景教碑》被移入第二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大大方便了人们参观。
（1937年，碑林碑石陈列调整，《景教碑》从第二展室东侧搬移到进门西侧第一排（图左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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