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一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瑰丽的艺术文化，这片土地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可是这里也同样诞生了农奴、暴政、贫穷与通货膨胀。俄罗斯人是最骁勇善战的“战斗民族”，可俄罗斯人的懒惰也是世界闻名。这里有浪漫与艺术、有辽阔与强大，这里同样也有脆弱与渺小，无知与暴躁。
1993年，苏联解体还没多久，冷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作家夫妇陈保平、陈丹燕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游历了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在警察局遇见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在莫斯科的地铁遇见街头艺人，他们用日记记下了这里的美丽与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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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20日 多云 一个善良的美国人
陈保平
今天，我们在移民局登记处认识了一位叫杰米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善良、软弱、内向的知识分子。
我们是看到了电视台发布的新规定：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必须到附近警察局去登记，然后再重新补入境签证，伊琳娜听到消息后用车把我们带到这个破旧的签证处。那里已等着许多不同肤色的人，脸上都愁云密布，杰米就排在我们旁边，他怯怯地问：“为什么要这样？会出什么事吗？”他是俄亥俄州大学的农业教授，三十五岁，头发有点卷，棕色的脸上戴一副眼镜，人稍稍发胖。他是应独联体国家的邀请来帮助种地的，因从没来过莫斯科，特地转道来这里，想玩几天直接回家。飞机一抵机场，旅行社的车子不由分说就把他接到一个叫宇宙hotel的地方，说美国人都住这里，每晚155美元，除了睡一觉，没一点enjoy。杰米说：“今天一早通知我要去移民局办证，我怕得要死，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安慰他，这是戒严期间的特殊情况，没有关系的。他瞪着眼睛摇摇头，显得痛苦、无奈。
中午十一点，签证处休息，说要下午三点才办公，我们只得上街吃午饭。伊琳娜要杰米一起去，杰米死死站着，说他一点不饿，要等开门。伊琳娜说他太傻，硬拖着他去。
我们去附近一家类似于中国的小饮食店用餐，一人一份：俄国馅饼，土豆牛肉汤，一个小面包。汤是半冷不热的，牛肉寥寥无几，盘子很旧，铝制的小匙有的已变了形。我们替杰米买了茶和面包，他喝了半杯，吃了一口面包，就又哭丧着脸发呆。他说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快回到妻子和三个孩子身边，他说这个国家太可怕，美国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又说，本来是想这个时候（指十月事件）来看看才有意思，所以延长了五天签证，现在真后悔。当他听说我从中国坐了六天七夜火车来莫斯科时，摇着头说：“我不行，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这样说，我不无自豪，但我心里在说，如果我住得起155美元的饭店，我也许不会受这份苦，至少不会第二次。
吃完饭，时间还早，我们说到街上走走。杰米说，不，他一定要到签证处去等着，否则，Can't do anything （ 做不了任何事情）。
等我们逛了一圈回来，只见杰米耷拉着脑袋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他说护照已被收进去，工作人员让他等到五点。
“我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要这样对我。”杰米反复咕哝着的就是这几句。
陈丹燕笑嘻嘻地对他说：“没事的，你别怕，人人都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其实我想，只有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才能适应这样的处境。杰米看上去就像等着判刑似的不安和痛苦，这两个小时，对他简直是折磨。旁边还有一位瑞典姑娘在哭，她想从莫斯科去圣彼得堡看一个朋友，但没有邀请，里面不给签证。所有西方的游客都显得特别焦虑、怨愤。我们虽然也有点烦排队，但显然内心比他们坚强。它使我想到人的手，一双经过磨炼的有老茧的手是不怕粗糙甚至火烫的，我们的心都已经结了茧。
俄国人也一样，伊琳娜在这点上丝毫没有感到在外国人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她拿着自己新出版的书，以著名作家的身份进去与签证官员说情，希望让我们早点办手续。我和陈丹燕对她说，只要能顺利办妥，送她点礼物也行。伊琳娜点点头，于是我们在护照里夹了一条真丝围巾，但那位“坚持原则”的签证官婉言谢绝了。她态度和蔼地说：“你们电视都看了吗？这是最新的规定，今天来不及了，你们可以明天再来办。”我们十分尴尬。
这时，杰米笑着走过来，他扬着手里的护照说：“全办妥了。”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话说得很快，像孩子一样，他说他很想请我们吃晚饭。伊琳娜却拉杰米一起到她家去喝酒，说要庆祝一下。
伊琳娜驾车驶过一家食品店时，她停下要杰米与她一起去买东西。她让美国人买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自己买了些饼干、小罐头和包装极差的糖果。回来她煮了一大锅自己做的果子酒，然后让游小燕做中国面饼。前几天早餐时，她尝过小燕做的饼，很喜欢，但因节食，不敢多吃。这会儿，她又把我们拖进她的工作室，看一部介绍她外祖母的录像片。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白俄歌唱家长得很美，拍过电影。她保存了外祖母一百年前灌的唱片，外面有羊皮套子套着，还有一个老梳妆箱。当录像放到这些实物时，伊琳娜就把它们拿出来给我们看。杰米有点不耐烦，他用英语问我们：“为什么她要让我们看这些？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说，这不是挺有意思吗？他耸耸肩站了起来，跑到外面去看小燕做饼。“你翻饼的样子挺好看。”他对小燕说。他似乎与小燕很谈得来，说中国的饼比俄国的面包好吃，还让小燕去美国时到他家去，他们刚刚盖了新房子，很大，“你可以与我妻子、女儿一起住，她们一定会喜欢你”。我们与小燕开玩笑说，杰米是不是看上你了，小燕不动声色地说：“他大概想让我到他家里去做饼吧。”
伊琳娜换好衣服，要大家到客厅吃饭，她已把桌子布置得像宴会一样，虽然没有什么菜，但有那份架势。她再一次高举酒杯说祝酒词，欢迎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等等。她要杰米喝那红红的果子酒，杰米一喝就皱眉头，伊琳娜还要他喝，说这酒喝了对胃好，杰米无论如何不肯喝了。伊琳娜今晚没有节食，她喝得很多，吃了一大张中国饼，然后说让杰米今晚也住在她家，只要十美元就行了。杰米一下又紧张起来，赶快把碗里的汤喝了，说他一定要回旅馆。伊琳娜说可以用车送他回去，但要杰米拿美金买汽油，因为有美金可以不排队。杰米拿出五美元往桌上一搁，说:“够了吧?”伊琳娜站起来就穿大衣。杰米约我们明天一起去玩，但他又表示，最好不要与这个俄国女人在一起。
杰米毫无选择地被拉进宇宙hotel，现在又不得不拿出钱让人送回宇宙hotel，尽管他是个美国人。
铁路边的俄罗斯人
1993年10月22日 阴 莫斯科地铁见闻
陈保平
今天，我们在红场的地铁站里又遇到那个年轻人的演奏小组，他们是八个自由组合的大中学生，穿红毛衣的女孩拉小提琴，两个穿牛仔服的男孩弹吉他，另一个金发披肩的女孩摇沙鼓。最奇特的是一位吹木笛的姑娘，她身穿一件米色的棉风衣，人面壁靠墙角，等轮到她吹奏时，才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像患了结核病，一头棕色的头发，与那支木笛颜色相似。鼻子细尖，两眼茫然无神。她的所有神韵都集中在两只握笛的手上，那十根细长的纤指像精灵一样按着笛眼舞蹈。木笛的声音悠长、悲伤，像是一个孤独者在倾听自己灵魂的叹息。每次当木笛吹响时，其他乐手都停下来，他们深情地望着她。而等其他乐器重新奏响时，她又无望地背过身去，好像对着墙抽泣。她看上去有点像犹太人。
有个长络腮胡子的男人背着大提琴过来，向他们微微一点头，就在一旁帮他们伴奏。后来，我们采访了他。他说他从学校毕业后在一个幼儿园教音乐。不久，他在地铁站认识了这个吹木笛的姑娘，那时只有她一个人演奏。以后，又结识了弹吉他的小伙子，队伍渐渐壮大。现在，他们每周来两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他们从莫斯科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每一次演奏完，数一数提琴盒里的零钱，平均一个人只能得五六百卢布（合人民币四五元钱）。我们在采访时，有一位穿黑制服的青年小提琴手走来，他向演奏的年轻人打个招呼，给了两百卢布转身就走了。吉他手告诉我们，他是莫斯科一位著名音乐家，明天晚上十一点在一家咖啡馆有个独奏音乐会，假如有兴趣可以去听。
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的地铁里有许多这样的乐队，你走着走着，音乐骤起。年轻人的稍稍带点疯狂，抒发着青春的欢乐与忧伤。也有老人的，大都是退伍军人，或过去的职业音乐人，他们通常演奏的是一些老歌，听起来有点怀旧和落寞。我在去阿尔巴特街的地铁站里，还看到一位五十出头的男高音歌手在用美声唱法唱歌，他有一头银色的头发，穿一件旧夹克，两手斜插在裤袋里，他脚前放一只破口袋，里面有一些零钱。每当他引吭高歌时，眼里总噙着泪花，我不知他是为自己的歌动了感情，还是对自己境遇的感慨，我很难过，给了他二百卢布。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看一位男高音演唱，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观众不屑一顾地从表演者身旁走过，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么便宜的票价看一个外国演员演出，可能还获得了某种音乐以外的满足。我想，如果把他请到我们这儿来“包装”一下，“策划”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有轰动效应呢。
在莫斯科地铁里，还可以看到许多随手涂的标语，比如“美元，我爱你”，“给我面包，给我自由，给我权利”，“叶利钦，好样的”，“叶利钦，你该走了”，这是今天俄罗斯政治经济的真实写照。人们似乎更容易在地下袒露自己的心声，在地下展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历史留下了荣耀，也甩下了重重的包袱，但生活仍在地铁里天天进行。1993年岁末，我在莫斯科几十个地铁站里看到的是这样的图景：老太太一排排拿着三四根黄瓜、一小摊西红柿、几只面包在卖，她们期待的目光里透出生活的焦虑；小摊上摆满了裸体报刊和西方的色情画片；乞丐们用不同的方式乞讨着；吉卜赛人会“嗖”地在你面前伸出一只肮脏的手，使你无法拒绝；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前放着一只可口可乐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孩，孩子拼命吸吮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母亲眼帘低垂，走过的人都扔下几百卢布，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人蹲在墙角，拉不成曲的小手风琴；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走过去，与对面坐在轮椅上的另一个残疾人紧紧地握手，他们没说一句话，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乞丐》：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位乞丐，掏钱时才发现钱包忘了带，于是，他只得伸出手握了握乞丐枯瘦的手，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乞丐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兄弟，够了，有这点就够了。”
莫斯科人在地铁里来去匆匆，很少说话，他们看书，读报，瞌睡。上下班时人们在拥挤的自动电梯口排成长长的队伍，但你仍可看到有人拿着色泽鲜艳的玫瑰、雏菊，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则拥着接吻，说悄悄话。自有地铁以来，俄罗斯人经历了许多心灵的磨难，但这样的镜头大概从未间断过，如果你在深夜乘上了末班地铁，你会发现，每一节车厢里走出的最后一名乘客必定是踉踉跄跄的酒鬼，半个世纪以来，酒鬼与最后一班地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11月3日 幻想回到沙皇时代
陈丹燕
今天伊琳娜开车领着我们去高尔基故居，那里离红场很近，是栋精致的大房子，每扇窗户都不同。高尔基从国外被斯大林劝说回国以后，就住在这栋斯大林亲自为他安排的房子里面。
“可是那是赎买！可怕的赎买。看上去他供给你最好的东西，其实他封死了你的嘴巴。”伊琳娜扬着下巴说，我想起来她的五间一套的大工作室，温暖的公寓，伏尔加汽车。
伊琳娜紧握着方向盘，她的油表上几乎到了零，所以她关掉了车里的暖气。
她说：“俄罗斯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去了，绝不能，所以总统要攻打白宫，他打得好，对白宫的人只能这样。”她的眼睛里露出了真实的恐惧。
所以，伊琳娜会毫无礼貌地和我们讨论关于欢乐的问题吧。
我想起来她伸手问杰米要美元的情形；想起来她贪婪地吃着我们带回去的丹麦酸奶的情形；想起来她满屋子垛到天花板上卖不出去的新作；想起来她到了五十多岁，突然本来一卢布可以付一个月的房租到现在两百卢布只能打三分钟市内电话的现实。
人如果没有面包，怎么去思考呢？
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
瑞纳在酒馆里对我大喊：“我不停地反抗，我累了，我也想要平静的生活了，一栋房子，一个太太，一群孩子，我正在变老，我也许喜欢乏味的生活了。”
在家里，伊琳娜小心地装饰着从德国廉价超级市场买回来的一些东西，在她比较正式地请人在她的客厅的古老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她郑重地铺上两马克一块的塑料餐垫。
我对陈保平说：“我烦死了，你就不要和她争了，让她去说我们庸俗好了。”
高尔基故居
伊琳娜把我们领到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她说她要在那里请我们吃晚餐，说那是个有特权的人方能去的地方，是一砖一石都从英国运来组装的英式房子。那个餐厅从前是个贵族的大客厅，沙皇在这里追过姑娘，《战争与和平》故事里的那个贵族之家，就是以这里为原型。她定了一个著名的桌子，靠着钢琴和壁炉的，那是里根访苏的时候吃饭坐过的桌子。
我们用到了银的餐具和银的烛台。
看到了墙上伊琳娜和许多著名的俄苏作家的照片。
我环视俱乐部里喝酒的、谈话的和独自坐着的许多作家和诗人以及记者。那酒吧里有种刚散会的气氛：事情已经结束，可还没来得及离开的气氛。我听不懂俄文，可我总觉得那屋子里的悄悄低语，是一些意犹未尽但已无关紧要的话题，屋子里好像有点烟雾弥漫的意思。
到餐厅门口时，伊琳娜吩咐我们脱下大衣和围巾并修整一下，不然进入大厅是不礼貌的。然后，伊琳娜像第一个出台的演员一样，最后抿了抿嘴唇，一端肩膀，走进了吊着繁重的水晶大吊灯的大厅。
我们吃到了真正的俄国大菜。
伊琳娜说到了俄罗斯的将来，将来的目的，是要回到沙皇时代。她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理想。”
从普希金开始到写《三套车》的十二月党人，贵族知识分子的精华，有谁不是在与黑暗的、非人道的、专制的沙皇制度抗争的呢！？我和陈保平目瞪口呆。
伊琳娜说，普希金他们太挑剔和任性，其实当时沙皇对待他们，真是不坏，够宽容的了。
我们隔着古老的银制的餐具和烛台，望着伊琳娜说不出话来。从普希金开始，到莱蒙托夫，到托尔斯泰，到果戈理，到契诃夫，到屠格涅夫，到柴可夫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宾，到高尔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俄苏知识分子，都竭力反对专横，反对沙皇的残暴，他们使得俄罗斯在政治黑暗时艺术灿烂辉煌。那些辉煌的著作，最出色地描绘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挣扎，那著名的“多余人”的形象，从奥涅金到罗亭到当代英雄。然后是又一代苏联知识分子，从《日瓦戈医生》到《安魂曲》到《癌病房》到《古拉格群岛》到《你到底要什么》，那一颗俄罗斯知识分子生生不息的自由的心一直在跳跃着，至死都不能改变。
然后，在作家协会豪华的竭力复旧的餐厅里，那被沙皇时代的水晶吊灯照耀，被沙皇时代的褐色护壁板围住的地方，伊琳娜宣布，回到沙皇时代，是她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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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徐鹏远（QQ：148780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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