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一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裡有世界上最瑰麗的藝術文化，這片土地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可是這裡也同樣誕生了農奴、暴政、貧窮與通貨膨脹。俄羅斯人是最驍勇善戰的“戰鬥民族”，可俄羅斯人的懶惰也是世界聞名。這裡有浪漫與藝術、有遼闊與強大，這裡同樣也有脆弱與渺小，無知與暴躁。
1993年，蘇聯解體還沒多久，冷戰的硝煙尚未完全散去，作家夫婦陳保平、陳丹燕來到了這片神奇的土地。他們遊歷了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在警察局遇見一個善良的美國人，在莫斯科的地鐵遇見街頭藝人，他們用日記記下了這裡的美麗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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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20日 多雲 一個善良的美國人
陳保平
今天，我們在移民局登記處認識了一位叫傑米的美國人，他是一個善良、軟弱、內向的知識分子。
我們是看到了電視臺發佈的新規定：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國人都必須到附近警察局去登記，然後再重新補入境簽證，伊琳娜聽到消息後用車把我們帶到這個破舊的簽證處。那裡已等著許多不同膚色的人，臉上都愁雲密佈，傑米就排在我們旁邊，他怯怯地問：“為什麼要這樣？會出什麼事嗎？”他是俄亥俄州大學的農業教授，三十五歲，頭髮有點卷，棕色的臉上戴一副眼鏡，人稍稍發胖。他是應獨聯體國家的邀請來幫助種地的，因從沒來過莫斯科，特地轉道來這裡，想玩幾天直接回家。飛機一抵機場，旅行社的車子不由分說就把他接到一個叫宇宙hotel的地方，說美國人都住這裡，每晚155美元，除了睡一覺，沒一點enjoy。傑米說：“今天一早通知我要去移民局辦證，我怕得要死，不知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安慰他，這是戒嚴期間的特殊情況，沒有關係的。他瞪著眼睛搖搖頭，顯得痛苦、無奈。
中午十一點，簽證處休息，說要下午三點才辦公，我們只得上街吃午飯。伊琳娜要傑米一起去，傑米死死站著，說他一點不餓，要等開門。伊琳娜說他太傻，硬拖著他去。
我們去附近一家類似於中國的小飲食店用餐，一人一份：俄國餡餅，土豆牛肉湯，一個小麵包。湯是半冷不熱的，牛肉寥寥無幾，盤子很舊，鋁製的小匙有的已變了形。我們替傑米買了茶和麵包，他喝了半杯，吃了一口麵包，就又哭喪著臉發呆。他說他現在最想的就是快回到妻子和三個孩子身邊，他說這個國家太可怕，美國從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他又說，本來是想這個時候（指十月事件）來看看才有意思，所以延長了五天簽證，現在真後悔。當他聽說我從中國坐了六天七夜火車來莫斯科時，搖著頭說：“我不行，你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他這樣說，我不無自豪，但我心裡在說，如果我住得起155美元的飯店，我也許不會受這份苦，至少不會第二次。
吃完飯，時間還早，我們說到街上走走。傑米說，不，他一定要到簽證處去等著，否則，Can't do anything （ 做不了任何事情）。
等我們逛了一圈回來，只見傑米耷拉著腦袋靠在牆上，一動不動。他說護照已被收進去，工作人員讓他等到五點。
“我不知我做錯了什麼事，他們要這樣對我。”傑米反覆咕噥著的就是這幾句。
陳丹燕笑嘻嘻地對他說：“沒事的，你別怕，人人都這樣，因為我們都是外國人！”其實我想，只有我們這樣的外國人才能適應這樣的處境。傑米看上去就像等著判刑似的不安和痛苦，這兩個小時，對他簡直是折磨。旁邊還有一位瑞典姑娘在哭，她想從莫斯科去聖彼得堡看一個朋友，但沒有邀請，裡面不給簽證。所有西方的遊客都顯得特別焦慮、怨憤。我們雖然也有點煩排隊，但顯然內心比他們堅強。它使我想到人的手，一雙經過磨鍊的有老繭的手是不怕粗糙甚至火燙的，我們的心都已經結了繭。
俄國人也一樣，伊琳娜在這點上絲毫沒有感到在外國人面前有什麼不好意思。她拿著自己新出版的書，以著名作家的身份進去與簽證官員說情，希望讓我們早點辦手續。我和陳丹燕對她說，只要能順利辦妥，送她點禮物也行。伊琳娜點點頭，於是我們在護照裡夾了一條真絲圍巾，但那位“堅持原則”的簽證官婉言謝絕了。她態度和藹地說：“你們電視都看了嗎？這是最新的規定，今天來不及了，你們可以明天再來辦。”我們十分尷尬。
這時，傑米笑著走過來，他揚著手裡的護照說：“全辦妥了。”他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話說得很快，像孩子一樣，他說他很想請我們吃晚飯。伊琳娜卻拉傑米一起到她家去喝酒，說要慶祝一下。
伊琳娜駕車駛過一家食品店時，她停下要傑米與她一起去買東西。她讓美國人買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自己買了些餅乾、小罐頭和包裝極差的糖果。回來她煮了一大鍋自己做的果子酒，然後讓遊小燕做中國麵餅。前幾天早餐時，她嘗過小燕做的餅，很喜歡，但因節食，不敢多吃。這會兒，她又把我們拖進她的工作室，看一部介紹她外祖母的錄像片。這位當年紅極一時的白俄歌唱家長得很美，拍過電影。她保存了外祖母一百年前灌的唱片，外面有羊皮套子套著，還有一個老梳妝箱。當錄像放到這些實物時，伊琳娜就把它們拿出來給我們看。傑米有點不耐煩，他用英語問我們：“為什麼她要讓我們看這些？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們說，這不是挺有意思嗎？他聳聳肩站了起來，跑到外面去看小燕做餅。“你翻餅的樣子挺好看。”他對小燕說。他似乎與小燕很談得來，說中國的餅比俄國的麵包好吃，還讓小燕去美國時到他家去，他們剛剛蓋了新房子，很大，“你可以與我妻子、女兒一起住，她們一定會喜歡你”。我們與小燕開玩笑說，傑米是不是看上你了，小燕不動聲色地說：“他大概想讓我到他家裡去做餅吧。”
伊琳娜換好衣服，要大家到客廳吃飯，她已把桌子佈置得像宴會一樣，雖然沒有什麼菜，但有那份架勢。她再一次高舉酒杯說祝酒詞，歡迎遠道而來的美國朋友等等。她要傑米喝那紅紅的果子酒，傑米一喝就皺眉頭，伊琳娜還要他喝，說這酒喝了對胃好，傑米無論如何不肯喝了。伊琳娜今晚沒有節食，她喝得很多，吃了一大張中國餅，然後說讓傑米今晚也住在她家，只要十美元就行了。傑米一下又緊張起來，趕快把碗裡的湯喝了，說他一定要回旅館。伊琳娜說可以用車送他回去，但要傑米拿美金買汽油，因為有美金可以不排隊。傑米拿出五美元往桌上一擱，說:“夠了吧?”伊琳娜站起來就穿大衣。傑米約我們明天一起去玩，但他又表示，最好不要與這個俄國女人在一起。
傑米毫無選擇地被拉進宇宙hotel，現在又不得不拿出錢讓人送回宇宙hotel，儘管他是個美國人。
鐵路邊的俄羅斯人
1993年10月22日 陰 莫斯科地鐵見聞
陳保平
今天，我們在紅場的地鐵站裡又遇到那個年輕人的演奏小組，他們是八個自由組合的大中學生，穿紅毛衣的女孩拉小提琴，兩個穿牛仔服的男孩彈吉他，另一個金髮披肩的女孩搖沙鼓。最奇特的是一位吹木笛的姑娘，她身穿一件米色的棉風衣，人面壁靠牆角，等輪到她吹奏時，才轉過身來。她臉色蒼白，像患了結核病，一頭棕色的頭髮，與那支木笛顏色相似。鼻子細尖，兩眼茫然無神。她的所有神韻都集中在兩隻握笛的手上，那十根細長的纖指像精靈一樣按著笛眼舞蹈。木笛的聲音悠長、悲傷，像是一個孤獨者在傾聽自己靈魂的嘆息。每次當木笛吹響時，其他樂手都停下來，他們深情地望著她。而等其他樂器重新奏響時，她又無望地背過身去，好像對著牆抽泣。她看上去有點像猶太人。
有個長絡腮鬍子的男人揹著大提琴過來，向他們微微一點頭，就在一旁幫他們伴奏。後來，我們採訪了他。他說他從學校畢業後在一個幼兒園教音樂。不久，他在地鐵站認識了這個吹木笛的姑娘，那時只有她一個人演奏。以後，又結識了彈吉他的小夥子，隊伍漸漸壯大。現在，他們每週來兩次，通常是下午兩點到四點，他們從莫斯科各個角落彙集到這裡。每一次演奏完，數一數提琴盒裡的零錢，平均一個人只能得五六百盧布（合人民幣四五元錢）。我們在採訪時，有一位穿黑制服的青年小提琴手走來，他向演奏的年輕人打個招呼，給了兩百盧布轉身就走了。吉他手告訴我們，他是莫斯科一位著名音樂家，明天晚上十一點在一家咖啡館有個獨奏音樂會，假如有興趣可以去聽。
莫斯科地鐵
莫斯科的地鐵裡有許多這樣的樂隊，你走著走著，音樂驟起。年輕人的稍稍帶點瘋狂，抒發著青春的歡樂與憂傷。也有老人的，大都是退伍軍人，或過去的職業音樂人，他們通常演奏的是一些老歌，聽起來有點懷舊和落寞。我在去阿爾巴特街的地鐵站裡，還看到一位五十出頭的男高音歌手在用美聲唱法唱歌，他有一頭銀色的頭髮，穿一件舊夾克，兩手斜插在褲袋裡，他腳前放一隻破口袋，裡面有一些零錢。每當他引吭高歌時，眼裡總噙著淚花，我不知他是為自己的歌動了感情，還是對自己境遇的感慨，我很難過，給了他二百盧布。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樣的舞臺上看一位男高音演唱，第一次看到那麼多觀眾不屑一顧地從表演者身旁走過，這也是我第一次以這麼便宜的票價看一個外國演員演出，可能還獲得了某種音樂以外的滿足。我想，如果把他請到我們這兒來“包裝”一下，“策劃”一下，說不定還真能有轟動效應呢。
在莫斯科地鐵裡，還可以看到許多隨手塗的標語，比如“美元，我愛你”，“給我麵包，給我自由，給我權利”，“葉利欽，好樣的”，“葉利欽，你該走了”，這是今天俄羅斯政治經濟的真實寫照。人們似乎更容易在地下袒露自己的心聲，在地下展現自己的真實面目。歷史留下了榮耀，也甩下了重重的包袱，但生活仍在地鐵裡天天進行。1993年歲末，我在莫斯科幾十個地鐵站裡看到的是這樣的圖景：老太太一排排拿著三四根黃瓜、一小攤西紅柿、幾隻麵包在賣，她們期待的目光裡透出生活的焦慮；小攤上擺滿了裸體報刊和西方的色情畫片；乞丐們用不同的方式乞討著；吉卜賽人會“嗖”地在你面前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使你無法拒絕；一位年輕的母親跟前放著一隻可口可樂罐，懷裡抱著不滿週歲的嬰孩，孩子拼命吸吮著母親乾癟的奶頭，母親眼簾低垂，走過的人都扔下幾百盧布，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一個人蹲在牆角，拉不成曲的小手風琴；一個拄著柺杖的殘疾人走過去，與對面坐在輪椅上的另一個殘疾人緊緊地握手，他們沒說一句話，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乞丐》：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位乞丐，掏錢時才發現錢包忘了帶，於是，他只得伸出手握了握乞丐枯瘦的手，說：“對不起，非常對不起！”乞丐握住他的手搖了搖說：“兄弟，夠了，有這點就夠了。”
莫斯科人在地鐵裡來去匆匆，很少說話，他們看書，讀報，瞌睡。上下班時人們在擁擠的自動電梯口排成長長的隊伍，但你仍可看到有人拿著色澤鮮豔的玫瑰、雛菊，熱戀中的青年男女則擁著接吻，說悄悄話。自有地鐵以來，俄羅斯人經歷了許多心靈的磨難，但這樣的鏡頭大概從未間斷過，如果你在深夜乘上了末班地鐵，你會發現，每一節車廂裡走出的最後一名乘客必定是踉踉蹌蹌的酒鬼，半個世紀以來，酒鬼與最後一班地鐵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3年11月3日 幻想回到沙皇時代
陳丹燕
今天伊琳娜開車領著我們去高爾基故居，那裡離紅場很近，是棟精緻的大房子，每扇窗戶都不同。高爾基從國外被斯大林勸說回國以後，就住在這棟斯大林親自為他安排的房子裡面。
“可是那是贖買！可怕的贖買。看上去他供給你最好的東西，其實他封死了你的嘴巴。”伊琳娜揚著下巴說，我想起來她的五間一套的大工作室，溫暖的公寓，伏爾加汽車。
伊琳娜緊握著方向盤，她的油表上幾乎到了零，所以她關掉了車裡的暖氣。
她說：“俄羅斯再也不能回到從前去了，絕不能，所以總統要攻打白宮，他打得好，對白宮的人只能這樣。”她的眼睛裡露出了真實的恐懼。
所以，伊琳娜會毫無禮貌地和我們討論關於歡樂的問題吧。
我想起來她伸手問傑米要美元的情形；想起來她貪婪地吃著我們帶回去的丹麥酸奶的情形；想起來她滿屋子垛到天花板上賣不出去的新作；想起來她到了五十多歲，突然本來一盧布可以付一個月的房租到現在兩百盧布只能打三分鐘市內電話的現實。
人如果沒有面包，怎麼去思考呢？
我思故我在，還是我在故我思？
瑞納在酒館裡對我大喊：“我不停地反抗，我累了，我也想要平靜的生活了，一棟房子，一個太太，一群孩子，我正在變老，我也許喜歡乏味的生活了。”
在家裡，伊琳娜小心地裝飾著從德國廉價超級市場買回來的一些東西，在她比較正式地請人在她的客廳的古老餐桌上吃飯的時候，她鄭重地鋪上兩馬克一塊的塑料餐墊。
我對陳保平說：“我煩死了，你就不要和她爭了，讓她去說我們庸俗好了。”
高爾基故居
伊琳娜把我們領到莫斯科的作傢俱樂部，她說她要在那裡請我們吃晚餐，說那是個有特權的人方能去的地方，是一磚一石都從英國運來組裝的英式房子。那個餐廳從前是個貴族的大客廳，沙皇在這裡追過姑娘，《戰爭與和平》故事裡的那個貴族之家，就是以這裡為原型。她定了一個著名的桌子，靠著鋼琴和壁爐的，那是里根訪蘇的時候吃飯坐過的桌子。
我們用到了銀的餐具和銀的燭臺。
看到了牆上伊琳娜和許多著名的俄蘇作家的照片。
我環視俱樂部裡喝酒的、談話的和獨自坐著的許多作家和詩人以及記者。那酒吧裡有種剛散會的氣氛：事情已經結束，可還沒來得及離開的氣氛。我聽不懂俄文，可我總覺得那屋子裡的悄悄低語，是一些意猶未盡但已無關緊要的話題，屋子裡好像有點菸霧瀰漫的意思。
到餐廳門口時，伊琳娜吩咐我們脫下大衣和圍巾並修整一下，不然進入大廳是不禮貌的。然後，伊琳娜像第一個出臺的演員一樣，最後抿了抿嘴唇，一端肩膀，走進了吊著繁重的水晶大吊燈的大廳。
我們吃到了真正的俄國大菜。
伊琳娜說到了俄羅斯的將來，將來的目的，是要回到沙皇時代。她說：“這是我們民族的理想。”
從普希金開始到寫《三套車》的十二月黨人，貴族知識分子的精華，有誰不是在與黑暗的、非人道的、專制的沙皇制度抗爭的呢！？我和陳保平目瞪口呆。
伊琳娜說，普希金他們太挑剔和任性，其實當時沙皇對待他們，真是不壞，夠寬容的了。
我們隔著古老的銀製的餐具和燭臺，望著伊琳娜說不出話來。從普希金開始，到萊蒙托夫，到托爾斯泰，到果戈理，到契訶夫，到屠格涅夫，到柴可夫斯基，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到列賓，到高爾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個時代的最優秀的俄蘇知識分子，都竭力反對專橫，反對沙皇的殘暴，他們使得俄羅斯在政治黑暗時藝術燦爛輝煌。那些輝煌的著作，最出色地描繪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和掙扎，那著名的“多餘人”的形象，從奧涅金到羅亭到當代英雄。然後是又一代蘇聯知識分子，從《日瓦戈醫生》到《安魂曲》到《癌病房》到《古拉格群島》到《你到底要什麼》，那一顆俄羅斯知識分子生生不息的自由的心一直在跳躍著，至死都不能改變。
然後，在作家協會豪華的竭力復舊的餐廳裡，那被沙皇時代的水晶吊燈照耀，被沙皇時代的褐色護壁板圍住的地方，伊琳娜宣佈，回到沙皇時代，是她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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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地，再去北地》，陳保平、陳丹燕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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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徐鵬遠（QQ：148780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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