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當年深圳國貿大廈封頂場景。（資料照片）
在鱗次櫛比的樓群裡，53層的深圳國貿大廈已經不算“高個”，但依然是深圳接待國內外遊客的重要景點。
它曾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窗口”，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
它是一個傳奇，是一個神話。
改革開放初期，它創造了中國建築史上的“神話”，誕生了震驚中外的“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
當年參與締造“深圳速度”的湖北建設者、時任中建三局副局長兼一公司經理的張恩沛如今已89歲高齡。而參與建設的“四頂紅帽子”，也白髮蒼蒼。
一個建築市場的“外來者”是如何承接深圳國貿大廈工程，創造“深圳速度”的？8月20日下午，記者趕赴深圳，探尋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1、“魚”和“熊掌”，艱難的抉擇
1981年，總部還在湖北荊門的中建三局一公司手頭的項目全部收尾。彼時，國家已不再給建築企業“派活了”。時任中建三局副局長的張恩沛不得不“找米下鍋，自謀生路”。
此時，傳來建設“深圳經濟特區”的消息。來不及等到上級領導的批准，張恩沛擠上了南下的列車。
來到深圳，張恩沛立刻被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所震撼，做出了在深圳發展的決定。尾隨他來的13人先遣隊裡，就有後來擔任國貿工地現場負責人的王毓剛。
已安家湖北的王毓剛接到指令，二話不說，帶上簡單的行李毅然南下。“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戰鬥著奔向前方。”
王毓剛清楚地記得，1982年正月初四，他們在深圳市工人文化宮旁的一間房間住下後，就到處找項目。白天，他們捨不得坐公共汽車，就步行。晚上，交流所思所得。
功夫不負有心人。攬到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六層樓的醫院門診部。臨時搭建的工棚沒有電，晚上黑乎乎的，對岸就是燈火輝煌的香港。“藉著對岸的光，我看到了深圳的希望。”王毓剛回憶。
很快，“希望”就猝不及防地來了。
深圳市人民南路與嘉賓路交匯處的一片沼澤地上，深圳市政府開始籌建國貿大廈——建一座在全國，乃至亞洲都數得上的標誌性建築，向世界昭示中國改革的決心。
此時，中建三局已在建設金城大廈。在金城大廈和國貿大廈之間，張恩沛只能選一個。然而，即使是捨棄了金城項目，少賺幾百萬不說，中建三局未必能中標國貿項目。大多數人提出，應該選金城。金城大廈是外匯工程，地下基礎又搞完了，嘴邊的鴨子，怎麼能讓它飛走呢？業主說：繼續幹金城，每平方米再加30元港幣！
國貿，可能的輝煌；金城，則是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張恩沛決定“賭”一把，轉入國貿大廈的角逐。“國貿大廈當時確實看不到利潤，但這可是改革開放的象徵，產生的社會效益無法估量。”
喜訊傳來了——1983年，中建三局中標深圳國貿主體工程。
2、“如果失敗，我們願意坐牢”
工地上有四個年輕人，36歲施工指揮王毓剛、39歲副指揮厲復興、40歲總工程師俞飛熊、26歲滑模主管羅君東。由於這4人總戴著紅色安全帽，故被親切地稱為締造“深圳速度”“四頂紅帽子”。大家在一起日夜攻關，個個眼含血絲。
當時，採用傳統方式造樓行不通。
香港建了合和中心，66層高，主體施工是三天一層。“別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們難道做不到？”面對業主的“將軍”，中建三局的建設者們只能創新。
採用傳統方式，且不說搭起來的腳手架數千噸，工期很長。借鑑此前造糧倉、煙囪的“滑模工藝”，他們提出上滑模工藝。
所謂滑模，就是先用鋼結構搭建模板，再往裡澆灌水泥，等到水泥大體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這種方式快，但如此大面積的滑模施工國內尚無先例。對於這座高53層，建築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高出地面達150米的建築來說，滑模施工無先例可以借鑑。
第一次試滑、第二次試滑、第三次試滑實驗，均以失敗告終。
大家沒日沒夜地總結失敗教訓，經過一次次技術實驗，終於找到了“病症”：物料質量跟不上。
張恩沛再一次來到現場。在簡陋的會議室，“四頂紅帽子”齊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決心望向這個他們敬愛的領導。
“你們確定要再試一次？”
“四頂紅帽子”齊聲回答：“要！”俞飛熊甚至承諾，“如果再次失敗，我願意去坐牢。”
但是，購買5萬元以上設備要經過漫長審批還可能不被批准，怎麼辦？工期臨近，張恩沛大膽決定，個人名義做擔保，用外匯券從香港貸款購買了十幾臺國外設備。張恩沛的這次冒險，使他在後來受到有關部門的審查。
有了過硬的裝備，大家心裡有了底。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開始，在1600多雙眼睛的注視下，滑模緩緩提升。“成功了！混凝土牆面又平又光！”瞬間現場哭聲、笑聲、歡呼聲交織一片，“四頂紅帽子”相擁而泣。
自此，滑模施工進入快車道。從最初7天一層，提升到6天一層、5天一層、4天一層，最快的記錄是2天半一層。從第31層起，速度穩定保持在3天一層。“深圳速度”由此誕生！
當時，深圳市建委的領導還不相信：這麼快的速度，怎麼可能？當他看到現場有條不紊的操作時，他說，我服了！
3、金不封頂，大樓快封頂”
要速度，更要質量。
一次，王毓剛在巡視工地時，赫然發現一根柱子下面有一個“鼠洞”。王毓剛大吃一驚：負責施工的可是在國外經受過嚴格考驗的團隊，怎麼會出現這麼低級的問題呢？
“這麼小的鼠洞有什麼關係？施工中經常有這種事。”工長滿不在乎。
“在國外嚴格要求自己，在國內就能隨隨便便嗎？”王毓剛既氣憤又痛心，絲毫不念“老交情”，要求連夜敲掉柱子重新澆築。
高質量，就是這麼一錘一錘，逐漸壘起。
時光如梭。
1984年3月15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佈消息：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第一高樓深圳國貿大廈主體建設速度，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新紀錄，這是中國高層建築歷史上的奇蹟，標誌著我國超高層建築工藝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從此，“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享譽中外，成為改革開放的代名詞，載入了特區建設、中國建設的史冊。1985年12月，深圳國貿大廈竣工。
什麼是深圳速度？
王毓剛理解，這不光是指建設速度，更是改革開放日新月異的變化。國貿大廈的建成，向世人證明，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可阻擋。
“獎金不封頂，大樓快封頂，獎金一封頂，大樓封不了頂。”
三天一層樓，突破的不僅是建築施工技術，更是觀念、體制。
滑模的成功，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工地打破“大鍋飯”，開始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原本工人一個月只能拿十幾元，但在國貿建設期間，最高能拿600多元。
更有意義的是，從國貿大廈開始，一支支現代建築隊伍經過了歷練，雛形初現。
木工、油漆工、抹灰工組成的裝修隊，邊幹邊學，將國貿大廈大廳裝扮得洋氣十足。這支“半路出家”的裝修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完成國貿主樓入戶大廳外門廊等裝飾工程後，又完整地完成了深圳京鵬大廈的全部精裝修任務。在驗收時，甲方評價：第一次做精裝修能做成這樣，非常了不起。1985年10月，這支裝飾隊成長為中建三局裝飾公司。
一批骨幹成長起來了。在國貿施工時，大量啟用年輕幹部挑大樑。當時，滑模領導小組平均年齡34歲，最年輕的滑模設計組組長羅君東當時只有26歲。“深圳速度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改革開放膽子要大，看準了就大膽嘗試，大膽的闖。”
從這個時候起，一個市場化的時代不可逆轉地到來了。
36年風雨兼程，從深圳國貿大廈到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從央視新大樓到武漢中心，中建三局一次又一次地在中華大地上書寫著輝煌，將中國建築水平推到國際前沿。如今的中建三局，正在以世界500強企業和城市運營商的身份，續寫著新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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