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火槍剛出現時弱於弓箭,歐洲人堅持使用,而中國人放棄?

語爸爸2011


這個問題其實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火槍剛出現時弱於弓箭,那麼為什麼歐洲人堅持使用?其二是中國人為什麼放棄?

火藥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早在晚唐時期我國就已出現了最早的火藥武器,到了宋代現代火槍、火炮的雛形開始出現,女真、蒙古在同宋朝的戰爭中也逐漸掌握了火藥的生產製造技術,通過蒙古西征和絲綢之路貿易火藥逐漸流傳到中東和歐洲。到了明代終於誕生了中國最早的成建制的火器部隊——神機營:在大明建國十年後出現了“凡軍一百戶,銃十”的明文規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時代更是明確規定明軍的日常訓練科目為:五分習刀劍,三分習弓弩,二分習火器。儘管此時明軍還是以冷兵器作為主要裝備,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軍裝備了火器,這意味著火器在明軍之中已不是零散的臨時性裝備了。朱棣遷都北京後組建了拱衛京師的三大營,其中的神機營就是明軍中專門掌管火器的部隊,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獨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隊。在朱棣五出漠北打擊北元殘餘勢力的戰爭中明軍綜合運用冷熱兵器屢屢得手。

最早傳到歐洲的火槍是火門槍——這是一種使用方法極其繁瑣的火槍:使用者先要把一些黑火藥從槍口處倒入槍管底部,然後再把子彈從槍口塞入槍管,接著還要用一根通條把子彈和火藥搗實。因為要把子彈從槍口處塞入槍管,所以子彈的直徑就必須小於槍管的口徑,這就導致大量的火藥氣體從槍口處流失從而大大的影響了火門槍的射程和殺傷力。也因為要把子彈從槍口處塞入槍管,所以火門槍的子彈大多都是質地柔軟的鉛彈。在把子彈和火藥搗實之後士兵們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少許火藥倒在一個叫火門的小火藥池裡,這也是火門槍名字的來歷。這個叫做火門的小火藥池通過一個小孔與用來發射子彈的發射藥相通。然後士兵們再點燃一根捻子或用一根灼熱的金屬絲或用燒紅的木炭將火門裡的火藥引燃,火門裡的火藥爆炸後所產生的大量高溫氣體迅速引爆發射藥,從而完成一次射擊。事實上在命懸一線的戰場上等完成如此複雜的一套設計流程之後是沒機會開第二槍的。即使是當時最為訓練有素的士兵一分鐘也發射不了一顆子彈,而這顆子彈的射程也只有一百多米!一百多米的距離對高機動性的騎兵而言幾秒鐘就到了,步兵也只需要半分鐘。因為火門槍沒有準星,也沒有膛線,這樣射出的子彈當然不會有什麼準頭。如果碰上颳風下雨導致火藥受潮,那麼火門槍就只能當燒火棍用了。

正因為火門槍在點火與瞄準上存在諸多問題,於是歐洲人又發明了火繩槍。火繩槍就是用一根緩慢燃燒的繩子來代替火門槍手手中的灼熱金屬絲和木炭。火繩槍手在扣動扳機後一根緩慢燃燒的繩子就會迅速下落點燃火門中的火藥,從而完成發射。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技術革新但卻在實戰中取得了很大的優勢,由於扣動扳機與擊發子彈幾乎在同時完成,火繩槍的出現第一次使得精確瞄準成為可能,相應的在槍管上也就出現了用於瞄準的準星。當西班牙殖民者手持火繩槍出現在美洲新大陸時印第安人看到自己的士兵一個個在西班牙士兵的火繩槍下中彈身亡,無不魂飛魄散,以為西班牙人有神相助,一時間鬥志全無。大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派遣到中國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組成的護航艦隊護送下抵達廣州。艦隊為向中方表達敬意而按歐洲禮節鳴放禮炮,卻被當地官府和人民誤以為是開炮滋事。儘管後來經過一番解釋之後誤會消除,但葡萄牙人還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關注——當地官員為此登上葡萄牙艦船視察。根據當時廣州官吏給朝廷的奏報以及他們留下的私人筆記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繩槍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稱其為“鳥銃”——意思是說就連天上飛的鳥兒都打得中!儘管如此一個訓練有素的士兵使用火繩槍每兩分鐘也只能發射三發子彈,比起弓箭的發射頻率低多了,兩者的射程也差不多。那麼為什麼火繩槍沒有被弓箭取代呢?

這是因為如果要讓弓箭達到比較遠的射程就要用很大的力氣拉開弓弦,而且由於歐洲沒有複合弓,只有單體弓,為了達到較遠的射程只能把弓做很長。最著名的英格蘭長弓一般都有1.5米,最長的竟然達到1.8米。這就使古代歐洲對於弓箭手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個子高臂展長而且臂力要大。在古代人們普遍營養不良的條件下選拔合格的弓箭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弓箭手入伍後還要專門針對他們進行臂力的訓練,這一切都使培養弓箭手的成本大大增加。火繩槍的射程和發射頻率雖然都不及弓箭,但培養火繩槍手的成本卻大大低於弓箭手。隨便一個智力正常的農民經過一天的培訓就能上陣殺敵了。相較於弓箭的遠程射擊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刻苦訓練,火繩槍在大量裝備由農民組成的軍隊方面更有成本優勢。當時的歐洲和中國處於完全不同的狀態: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帝國,而歐洲卻長期處於封建采邑制度之下,對封地資源有限的歐洲封建貴族而言:儘管一名神箭手的戰鬥力強於一名火槍手,但培養一名神箭手從而使弓箭的實戰能力得到最大化發揮卻需要付出相對巨大的成本,而火槍手儘管戰鬥力不高,但成本的相對低廉使其完全可以通過人海戰術實現質量不夠數量湊,反正在當時的 貴族階級眼中農民的生命不過是低值易耗品。

儘管火槍相比弓箭成本低廉,但畢竟客觀上存在諸多問題,於是歐洲人在火繩槍的基礎之上發明了燧發槍:燧發槍就是用一塊可以摩擦生火的燧石代替了火繩。使用燧發槍時士兵只需輕輕釦動扳機,一個帶有彈簧的擊錘就會猛擊燧石,燧石摩擦起火點燃火門中的引火藥,從而完成射擊。燧發槍相較之於火繩槍有了很大的進步:不但能夠隨時擊發,而且也不用擔心火繩受潮等問題,這樣一來火槍的作戰效率大大提升。那麼同一時期中國的火槍技術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呢?事實上就火槍本身而言:從未被中國人放棄過,不過相比同時期的歐洲而言:中國的火槍技術長期處於停滯狀態。

16世紀以後歐洲的火器技術後來居上,儘管此時在整體國力上明朝仍強於西歐列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儘管在美洲、非洲可以橫行無阻,卻屢屢敗於明軍之手,然而明朝方面並沒被這一次次的勝利衝昏頭腦——每次戰鬥後明軍都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以圖做到知己知彼,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明軍發現西洋火器的威力已日漸趕超乃至在某些性能方面已然超越明朝火器。對此當時的決策層沒以天朝上國的架子將其斥為“奇技淫巧”,而是認真研究仿製。此後在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以及萬曆抗倭援朝戰爭中明軍綜合運用國產火器和仿製火器大顯神威。崛起於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後金及其繼承者滿清儘管是以弓馬騎射起家,但在同明軍的交戰過程中也逐漸掌握了火器技術。1636年皇太極為解除伐明時的側翼威脅而東征朝鮮。本來朝鮮也是以弓箭作為主戰兵器的,火器裝備相當落後。但在經歷了壬辰抗倭戰爭後朝鮮的火器迎來了大發展時期1619年薩爾滸之戰中明軍就曾徵調朝鮮火槍手助陣,而那時後金八旗軍尚不知火器的確切威力,更不用說仿製了。然而在1636年的戰爭中朝鮮人赫然發現:八旗軍不僅已成功仿製了明軍的火槍,甚至也已擁有最新式的紅衣大炮並能組織起持續幾天幾夜的猛烈炮擊。

從1592年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爆發到1690年康熙御駕親征葛爾丹這近百年的時間裡東亞地區一直在進行著軍備競賽:先是朝鮮戰場上明朝、朝鮮、日本三國的各種新式火器紛紛登場亮相;繼而後金八旗崛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接著荷蘭人入侵澎湖、臺灣並與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爆發混戰;1661年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1683年施琅平定明鄭政權;1685年—1688年清軍對佔領雅克薩等地的俄軍發起自衛反擊;1690年康熙御駕親征葛爾丹。在這百年的戰火歷練中各種新式武器都在這一地區輪番上陣,應該說直到1690年清朝的火器技術仍處於上升發展過程中:在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中準噶爾軍隊“以萬駝縛足臥地”組成“駝城”,“士卒於垛隙發射矢銃”;而清軍則“以火器為前列,遙攻中壘,聲震天地”,至此以後清軍的火器就給準噶爾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陰影。然而清朝的火器發展大致就以1690年為界出現了斷層:這時的清王朝已平定三藩、臺灣,沙俄和準噶爾的威脅也被削弱。在統治者看來天下已然承平——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果說在此前近百年戰爭中明軍、清軍的火器發展是在一次次實戰中歷練出來的,那麼在1690年之後近百年時間裡中國進入了一段相對安寧平靜的歲月,統治者開始滿足於這種天下承平的盛世景象,同時又不失時機推出了閉關鎖國之策。從此清政府對外國火器技術的發展一無所知,甚至當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主動邀請乾隆皇帝的愛將福康安檢閱英國最新式的火器部隊操練時卻被一口拒絕。儘管康熙年間的火器大師戴梓發明了新式的連珠銃,卻被清朝統治者出於防備漢人的目的而未能流傳開來。

清朝火器的發展停滯是不爭的客觀事實,不過就此認定清朝的火器不僅沒發展,甚至倒退回了冷兵器時代就屬誇大了:1758年乾隆帝命宮廷畫師郎世寧描繪了自己在1739年於京郊南苑舉行閱兵式時的情景,這幅作品被稱之為《大閱圖》——圖上清晰反映出清軍的火器陣列已達到17世紀古斯塔夫改革後的水平,交之明末孫承宗的“車陣”無論是火器裝備率,還是技術水平,乃至戰術編制都有相當的進步。1766年又由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安德義四人繪製了《平定伊犁回部戰圖》——從中也能看出:清軍、回部和準噶爾均大量使用火器。在《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中可以看出:清軍在和大小和卓的叛軍對峙過程中雙方均已掌握三段式連續射擊戰術。在《平定伊犁受降圖》中叛軍跪在清軍的馬前,雙手奉上的不再是冷兵器,而是火繩槍。但我們仍需注意到:這時已是18世紀晚期,但從這些作品中反映的戰爭場景來看:清軍的火器水平大致相當於歐洲17世紀的水平,也就是說自1690年康熙御駕親征葛爾丹之後清朝的火器裝備幾乎就沒再經歷什麼大的發展。那麼為什麼歐洲人會一直不斷在火槍技術上進行鑽研,而中國人卻在同一時期止步不前呢?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歐洲火槍技術的進步是歪打正著——在當時的歐洲人和中國人看來:火槍儘管威力巨大,但由於不能連續擊發和射擊精度不佳使其實際作戰效率還不及弓箭,歐洲人之所以執著地發展自己的火槍技術倒也不是看出了這種新式武器未來的巨大潛力,而是因為當時培養火槍手的成本大大低於培養弓箭手的。這對當時封建采邑制度下的各國君主、領主而言其實是一種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無可奈何的選擇。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擁有數量龐大的訓練有素的弓箭手,因此以當時的眼光看來大力發展火槍技術是不合算的,畢竟在當時誰也無法預知這種新式武器未來的發展前景,很有可能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研發卻一無所獲。自1690年康熙御駕親征葛爾丹之後的百年間中國處於安定承平的狀態也使當時的清政府缺乏發展武備的迫切需要,在當時閉關鎖國的狀態下清政府對歐洲的發展根本一無所知,也會因為歐洲火槍技術的進步而感受到威脅;然而同一時期的歐洲卻一直在戰鬥:歐洲各國之間在作戰、各國國內的貴族領主在作戰、歐洲國家同殖民地人民在作戰,甚至在開拓美洲新大陸的荒原時歐洲人還要和野獸作戰,這就迫使歐洲各國必須加強自身的軍事建設。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這個問題是完全錯誤的,中國人也一直在使用火槍!不僅綠營大量裝備火槍,即使八旗也配備了相當數量的火槍。不僅清盛期戰功赫赫,清中後期也以比較科學的方法訓練維持。

具體來講,我們知道清前期在與明作戰期間,在大炮火槍面前吃了不少苦頭。因此在入關以前,就建立了非常強大的火炮、火槍部隊,不僅為征服中原打下了基礎,之後更在平定準噶爾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中,火炮火槍齊射的場景,尤為壯觀:

過去,一些學者認為,平定準噶爾以前,清代的火器水平蒸蒸日上,發展進度和近代歐洲相仿。因為乾隆取得十全武功以後,沒有什麼敵人可以打了,所以才漸漸鬆弛下來,甚至漸漸放棄了大炮火槍(濮培德,《中國西征》)。但其實,零星的史料也比明,即使乾隆後期以後,仍然注重火槍操演。

下圖是伯克利加州大學藏善本,時間大體在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後期,很可能是正紅旗下的一位印房文書的工作手冊。其中有一頁講日常的槍械操練,以及需要準備的各種火藥、火繩。

大體,該旗需要操練的火槍兵有222人,其中抬槍40杆,排槍140杆。每個月必須要操練5次,每次每槍進行20次射擊操演。此外,還要進行3次實彈射擊,就是放上真的鉛丸、烘藥、火藥,進行實彈射擊。每次射擊5發。換而言之,每月實彈射擊15發,另加非實彈演練100次。文書尤其關注火藥、火繩的消耗,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經常進行實彈射擊演練。

從訓練頻度來說,承平時期應該還是不錯的。以實彈射擊與空彈射擊相結合,其實也是現代許多軍隊的操練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則是抬槍與排槍相結合的編隊。抬槍需要2人操作,40杆抬槍需80人;排槍1人1杆,140杆槍就是140人;加上隊長副隊長,正好222人。抬槍的樣子,大體就如下圖所示,射程較遠;清代兵書《治平勝算全書》認為,夜戰時先放臺槍,射出火球,就可以引發火燒,照亮目標。隨後,或者排槍射擊,或者步弓跟進,都可以有的放矢。進入19世紀以後,也可以承擔相當的火力輸出(見下下圖)

(上圖截取自《治平勝算全書》;下圖:Ian Heath,Arimies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

遺憾的是,我們並不知道這222名火槍手和多少騎兵、其他軍種編組。但以當時綠營的情況來看,主要作戰部隊都有相當數量的抬槍和排槍。主要步兵陣法中,火槍佔到步兵的一半。

總之,說清代中國放棄了火槍,選擇刀箭,這完全是錯誤的


在野武將


皇帝不稱朕,專注史評與時評

火器在我國的大規模使用,並且形成固定的軍事建置,是在明代。

《明史·兵志四·火器》用了較大篇幅來記明軍的火器,它指出,明朝普遍使用火器,是從永樂朝開始的

明成祖朱棣平交阯,“得神機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神機炮就是火器,又稱“神器”。以“神”來命名這種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足見明朝對它的重視,為此還在京軍中增設了一支專門的火器兵部隊,稱為神機營

神機營是明朝精銳“三大營”之一。

(現在影視劇裡經常能出現明軍使用火器的鏡頭/皇帝不稱朕)

神機火器很快在明朝北邊要地得到廣泛的佈設,明宣宗對火器十分看重,他敕令說:

“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

為了防止火器技術外洩,明朝不準沿邊立局自造(直到正統十四年方準各邊自造),所有火器都有京師兵仗、軍器二局造好了(由宦官監造),派宦官護送到邊使用,火器手(稱為“神機銃手”)也由宦官操練,這些宦官被稱為“監槍太監”——所監之“槍”,是所謂“神槍”,也就是火器。

明代宦官專管火器,是一大特色(皇帝不稱朕)。

明朝“慎惜火器”的政策,無疑限制了火器的發展。

由於明代中後期,京軍的衰落,明軍武力主要由地方軍隊組成,其戰法及技戰術水平存在很大差異。如遼東的邊軍,就不擅長使用火器,而來自江南抗倭前線的南兵,則配備著各類火箭火炮,這在萬曆二十年開始的抗倭援朝戰爭中得到體現。重挫倭軍的,主要是南兵。我見前面有人盛讚戰國時代的日本大名,大量使用火器,卻沒有注意到,

明軍尤其是直接對倭作戰的江南明軍,也是廣泛使用火器的

(明軍對火器還有一些創新性的研發/皇帝不稱朕)

嘉靖以後,隨著海禁漸寬,開始引進西方較為先進的火器,如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砲(過去的“砲”都是石字旁),謂之“大將軍”。封火炮為將軍,不是明朝軍隊對火器重視的最好證明嗎?萬曆中又仿造西洋巨炮,是為著名的紅夷大炮。

明朝軍隊火器的種類及名色非常多(可參加《明史·兵志四·火器》的記載),如佛朗機炮、紅夷大炮、鳥嘴銃(一種火槍)等,都是有名的利器。

明末崇禎年間,還經大學士徐光啟奏請,用西洋人造炮,發各邊鎮使用,但因為將帥多不得人,雖有利器而不得其用。如明載:

“及流寇犯闕,三大營兵不戰而潰,槍砲皆為賊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發砲擊賊。時中官已多異志,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

所以說,戰爭中真正決定勝負的,是人,而不是兵器。但“人”如果沒問題,擁有先進武器的一方,必然佔上風,甚至決定戰爭的勝負。

清軍在對明戰爭中吃了火器的大虧,所以起初也較為重視火器。但清朝統治者固執地認為,騎射(騎馬射箭)是他們的民族傳統和立國的根本,隨著戰事漸平,對火器的重視程度逐步下降。雖然在皇子教育中也會讓他們試射火器,宮廷也收藏有不少新式鳥銃,但皇室把玩,畢竟不能代表一個國家軍事水平的進化。

(清軍與噶爾丹的戰爭,從現存圖畫中可見,雙方都使用了火器,但戰法還是中世紀的/皇帝不稱朕)

當西方各國在17、18世紀後普遍使用火器的時候,清軍仍然主要裝備冷兵器,火器及火器兵種在軍隊中的佔比反而下降。傳統習慣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清軍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對手,是中亞地區的部族,雙方都以騎射為主,戰爭的方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極為缺乏與外國的交流,不瞭解近代軍事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18世紀末以來)。在所有兵器種類中,火器是最需要技術交流的,進步也最快,而弓箭自發明幾千年來,幾乎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皇帝不稱朕)

但對好東西,中國人不是瞎子,不會看不到。所以當鴉片戰爭後,國人看到洋人的船堅炮利後,馬上開始引進和試製;特別是大規模的內戰,促使了戰爭雙方加快接受更加有效的殺敵武器,太平天國後期,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淮軍等部隊,都列裝了大量新式火器。

至於直到清末,清兵仍以大刀長矛為主(但顯然不是精銳,是多承擔輔助性作用的兵力),這不單是個接受程度的問題,向近代軍隊的全面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為它涉及到體制、國力、時局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須知,打仗時,冷兵器是最廉價的,刀砍壞了,補塊鐵,鐵匠敲打幾下,修好了還可以繼續用;而熱兵器(近代火器)卻是非常花錢的,它使戰爭變得更加昂貴,近代貧弱的中國,哪裡有足夠的錢財使自己的軍隊快速現代化呢?(皇帝不稱朕答題)


皇帝不稱朕


至於歷史上最早的大規模火槍使用,在國內的說法都比較一致,基本是歸於朱元璋。尤其是在朱元璋和元軍的戰鬥中,已經大規模使用了火槍。

老朱家還是比較賊,一旦得了天下後,立馬就再也絕口不提自己,是如何在火器上佔便宜的,而是改為鼓吹朱元璋有天命,所以才對元軍無往不勝。在老朱自己編纂的歷史書中,也就基本不提火器的貢獻。但還是偷偷在用。

比如燕王朱棣在攻打濟南時候,已經把大炮都抬出來了,但是守城將領鐵鉉,居然在濟南的城牆上,掛出他爹朱元璋的牌位。朱棣考慮再三, 沒敢讓大炮繼續開火,就悻悻而歸了。

接著,就到了戚繼光那時候。

戚繼光在南方抗倭的時候,就認為軍隊要大力發展火槍,可惜當時戚繼光人微言輕,說了話也不管用。直到戚繼光北上薊遼的時期,因為得到了首輔張居正的全力支持,這時的戚繼光,終於可以自己當家做主。於是在戚繼光軍中,一些部隊的火槍裝備比例,就已經非常的高,使用火器的士兵人數,甚至超過了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但是好景不長,隨著戚繼光的離開,這種火器裝備的趨勢,很快就發生了鉅變。

直接的原因居然是,從上到下,從文官和士兵們,大家都不滿意火槍。

文官不滿意還好理解些,作為文官嘛,一是在政治上要清算張居正,戚繼光作為張居正的同黨,必須要批判。二是這些文官的軍事觀念實在落後,認為當時的軍人就只該舞刀弄槍,不要整天去搞個破鐵管子來放鞭炮。

那為什麼基層士兵也反對火槍呢?這就必須要提到明代火槍的生產了。戚繼光向上級要求裝備火槍,朝廷也就安排了幾個州縣,召集些鐵匠來做火槍,等生產任務完成了,交火槍給戚將軍就行。至於怎麼用,質量怎麼樣,戚繼光自己看著辦。

基層士兵對這些火槍的質量情況,那是再清楚不過了。槍的質量太差,槍的炸膛比例太高。所以士兵在火槍瞄準訓練時候,因為有軍官在場,還裝模作樣端槍瞄一下。到了要實彈射擊時候,士兵個個都是單手持槍,在把臉撇開後,才敢去樓扳機,免得一下子就要炸掉自己半張臉。這樣的武器,在士兵那裡怎麼會得好評。

再反觀同時的歐洲,火槍也同樣有炸膛問題。可就因為體制不同,再說歐洲地區也實在太落後了,單位還不提供武器,火槍兵要自己掏腰包買火槍。這些火槍兵,就開始要求鐵匠們,務必把自己的火槍槍管,搞得特別的粗,整個火槍看起來就是個鐵疙瘩,還

美其名曰重型火繩槍。也不管它醜不醜了,但是不會炸膛,管用!

也因為做火槍的鐵匠明白,買家都是些個大頭筆,所以無論炸膛的、還是太重的火槍,都不會好賣。這些鄉下土鱉鐵匠,為了一己私利,居然就把火槍越做越結實,越做越輕便,最後遠超中國的水平。

當然了,中國人也是可以做出好火槍滴,例如乾隆皇帝的御用火槍,就做的非常好,只可惜產量太低,還有成本太高。

這樣長時間以後,大家就拉出漸漸出差距了。


圓創觀點


有網友問:為什麼火槍剛出現時弱於弓箭,歐洲人堅持使用,而中國人放棄? 這種說法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明軍雖然火器不算先進,但是,一半以上也都是火器手。

清朝更是50-70%都是火器手,從明朝中期以來,我國古代軍隊就已經是火器手超過了弓箭手的數量。在雍正5年,內陸省份,平均1000名士兵,就有300名鳥槍手,在沿海省份,平均1000名士兵有400名鳥槍手。

到雍正10年,再次將鳥槍手增加到,平均1000名士兵,500杆鳥槍-600杆鳥槍,而弓箭手只有100名。也就是說,鳥槍手的數量是弓箭手的5-6倍。除非以外,還有100名炮兵。

也就是說清軍在雍正時期,平均1000名士兵,包括500-600名鳥槍手,100名炮兵,100名弓箭手,其他200-300名士兵是保護火器手作用的藤牌手和長矛手。其中火器手是弓箭手的5-7倍。因此,根本不存在,為什麼火槍剛出現時弱於弓箭,歐洲人堅持使用,而中國人放棄?

滿清要求弓馬騎射是因為,騎兵使用鳥槍不方面,騎兵使用騎射技藝更加適合戰場需求。你讓騎兵,在奔跑的馬背上通過複雜的動作,裝填和發射鳥槍,肯定是無法實現的。除非下馬作戰,或者只發射一次,就進入白刃戰。

清朝要求弓馬騎射,只針對,八旗馬甲,不針對其他軍兵種。其實就連八旗步兵都是鳥槍手居多了。比如廣州駐防八旗軍,一年打靶訓練,需要6700斤火藥和2500斤鉛彈。

作戰陣法叫威捷選鋒陣,就是1500人一個陣列,其中60%鳥槍手,20%炮兵。陣列為鳥槍兵為6排,炮兵12門大炮在兩翼和中間位置。

道光年間統計,這6100名八旗軍,有鳥槍1700杆,洋槍1200杆,抬槍1100杆,合計4000支槍,弓箭才600副,全部配備給滿州馬甲。


深度軍事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這就是中西方根本性的觀念問題。

中國堅持不使用火器,尤其在民間禁止火器,並不是軍事這麼簡單

早期的火繩槍,相對弓箭可以說毫無優勢,無論射程、射速、威力、可靠性甚至全天候作戰能力,都遠遠不及。

但是,為什麼西方堅持使用,但中國人卻不用呢?

很簡單,中國曆任封建政府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適用於對內。

而火槍,恰恰是人民造反最好的武器。

火槍有千般不好,卻有一樣好,就是非常容易訓練。

一個普通的弓箭手,一般要經過1年不間斷的反覆練習。一個優秀的弓箭手,至少需要3年年左右的訓練時間,無法速成。

所以,無論在中國還是歐洲,弓箭手都被當做重要的軍事物資。

那麼,如果人民起義和政府對抗,弓箭手這一項就是政府的強項,也是殺手鐧。因為政府豢養著大量職業軍人弓箭手,人民則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允許民間火器肆虐,那就不得了了。

火槍最大的特點,就是易於訓練。一個農民隨便訓練一二個月,也能用火槍開槍。

誠然,一二個農民火槍,並不是一二個政府弓箭手的對手。

但是,人民相對政府軍總是有絕對數量優勢,一二十個農民火槍手,打垮一二個政府弓箭手就是輕而易舉的事。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禁止火器,最大的意義在於防止人民的反抗。


薩沙


為什麼火槍剛出現時弱於弓箭,歐洲人堅持使用,而中國人放棄?

雖然都使用弓箭,但不同的弓箭在不同人手裡的威力是截然不同的。中國什麼王朝重視火器?一個是宋朝,一個是明朝。這兩個朝代的中國軍隊是比較孱弱的,最終都敗在北方少數民族手中。蒙古騎兵和八旗騎兵雖然也用火炮,但是相比火銃鳥槍,他們還是更相信手裡的弓箭。清朝皇帝不斷地教育後代:騎射是根本。

央視十套曾經做過一期蒙古弓箭與現代弓箭的對比,蒙古弓箭在射速、威力方面都佔了上風,並且在精準度方面也沒被現代弓箭落下多少。到了清代,清弓已經將中國傳統的反曲複合弓發展到極致,弓箭既輕便,又威力巨大,同時精準度很高。

大家都知道英國長弓,非常笨重,並且其使用都是弓箭手排成陣列以箭雨對敵軍陣列進行殺傷。如果你要單拎出一個英國長弓手讓他射準,他絕對沒戲。中國弓箭就不痛了。有人在媒體上測試過,清弓在威力方面不弱於英國長弓。並且蒙古弓、清弓不僅能夠集群發射實施箭雨殺傷,優秀的射手還能對單個目標實施精準射擊,這是英國長弓達不到的。

當然,歐洲也有神箭手,我曾經親眼看過歐洲神箭手射穿妻子頭頂上的蘋果。但是,蒙古軍隊、八旗軍隊中神箭手的比例是歐洲軍隊遠不能及的。玩弓箭,中國古代軍隊玩得更到位,這最終也成了阻擋槍械取代弓箭的一個原因。


叫我金主編


為什麼火槍剛開始出現時弱與弓箭,歐洲人堅持使用,而中國人放棄?

這個問題實在讓人無語。

此圖是明朝北軍士兵(左)和南軍士兵(右)。


此圖是明代趙士楨發明的迅雷銃。

鳥銃,當時戚繼光的步兵,已有40%裝備了這種槍。

接下來請看清朝的,此圖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用火槍。



此圖可看出康熙征討噶爾丹叛亂時,清軍大量裝備鳥嘴銃和輕便的虎蹲炮。


此圖是清朝《阿玉錫持矛蕩寇圖》。請問阿玉錫背上的是什麼?沒錯,是火槍。

請問圖中清軍手握何種兵器?沒錯,是火槍。

這個問題為什麼讓我無語?因為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歷史水平讓人不敢恭維。


土壤的腳印


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錯誤的,中國古代其實並沒有放棄使用火器。下面我就以清朝的情況為例。

有清一代,朝廷中央頻繁對外用兵,特別在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清朝在西北部一直面臨著準噶爾汗國強有力的挑戰,必須要持續不斷地進行軍事動員以抵禦其入侵。固然,準噶爾汗國是一個由遊牧部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傳統的想象中,遊牧民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騎兵。

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是一個使用火器與清朝作戰的遊牧政權。

例如,康熙二十八年底(1689年),噶爾丹進犯喀爾喀蒙古時,派兵大約3萬的兵力,其中就有數量龐大的火器部隊。等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戰後,根據降人的口供可知,噶爾丹即將兵敗傾頹之時,有“兵五千餘,鳥槍已不足兩千”(cooha sunja minggan funcembihe. miyoocan juwe minggan isirakv bihe)。除此以外,根據《秦邊紀略》記載,噶爾丹還“令甲士持鳥炮短槍,腰弓矢佩刀,橐駝馱大炮”,這所謂的駱駝大炮,就是指從奧斯曼帝國傳來的贊巴拉克炮(dzambarat)。

因此,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清朝自然也要以火器與之展開對決。根據史料記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時,清朝決定:

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八旗漢軍馬兵鳥槍手,每佐領增十八人,共二十人,演習鳥槍。得旨:火器關係武備,甚為緊要。應嚴加操演,以裨實用。

由此可見,清朝對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是有準確估量的,非常清醒地認識到“火器關係武備,甚為緊要”,故而成立火器營,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做準備。

直到乾隆年間,清朝的軍隊跨越天山南北時,也是依靠火器達成這一宏偉戰果。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兆惠將軍討伐大小和卓,兵臨葉爾羌時,有“總兵高天喜帶炮、咱贊巴拉特鳥槍”隨軍行動。

以上情況說明問題有誤。


HuiNanHistory


當初期火槍被髮明出來時,雖然在威力上強於弓箭,但是在效率上卻遠遠遜色於弓箭。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火槍發明之前,已經有了火器,也可以算作火槍的雛形吧,不過操作和火力都不盡人意,十分繁瑣不說,而且威力小、射程短、操作難、並且容易發生事故。

等到了火繩槍的出現,才算出現真正的火槍,火繩槍在射程和威力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依舊非常難以操作。

一杆火繩槍的操作從第一步到射出一顆彈珠,需要數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個最好的槍手一分鐘也只能發射2槍,但是如果是弓箭的話,一個熟練的弓箭手足以發射五支箭,而且還可以在馬背上進行運動射擊,但是火繩槍是很難再馬背上完成發射的。

此外火繩槍的安全係數不高,那條特製的用來點燃火藥的火繩,如果火星掉落很容易引爆士兵攜帶的黑火藥。而且在潮溼、有風的環境下很難發射不說,如果遇到陰雨天氣,這東西跟條木棍子差不多,根本沒法射擊。最關鍵的是它不能適用於夜戰,因為點燃後的火繩會引起敵人的注意,士兵就變成了靶子。

這些問題讓傳統的中國士兵對此很厭惡,因此他們寧可用弓箭也不喜歡使用這玩意,雖然自元代到清朝都有專門的使用火器的部隊,但是依舊是少數。加之生產火槍的費用高昂,很多時候還需要跟荷蘭人等洋鬼子進口,以至於到了晚清時期,仍然很多士兵使用弓箭。但是卻有個東方國家卻對這玩意十分中意,那就是日本,日本戰國時期,各地方大名對火槍這種高端貨非常看好,特別是織田信長,對火槍簡直喜愛的不行,長篠之戰更是利用火槍打敗武田家族。日本的火槍連戚繼光都感覺奇妙,哀嘆本國火器不如日本,更著書誇讚。

雖然東方人除了日本外都對火槍不看好,但是歐洲人卻認為這玩意會超越弓箭,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後,越來越多的歐洲軍團拋棄了傳統的冷兵器,而改用火槍,並且有了各種使用方式和陣型設計。反之遠在東方的大清王朝對此不屑一顧,不但對新事物牴觸,而且還進入了閉關鎖國的狀態。

很快,大清王朝的腐朽就給自己帶來了代價,歐洲人用火槍和火炮狠狠的教訓了一下高傲的大清,因為只有暴力才是他們唯一能聽得懂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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