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欧洲人坚持使用,而中国人放弃?

语爸爸2011


这个问题其实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坚持使用?其二是中国人为什么放弃?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晚唐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最早的火药武器,到了宋代现代火枪、火炮的雏形开始出现,女真、蒙古在同宋朝的战争中也逐渐掌握了火药的生产制造技术,通过蒙古西征和丝绸之路贸易火药逐渐流传到中东和欧洲。到了明代终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在大明建国十年后出现了“凡军一百户,铳十”的明文规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明确规定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朱棣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朱棣五出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冷热兵器屡屡得手。

最早传到欧洲的火枪是火门枪——这是一种使用方法极其繁琐的火枪:使用者先要把一些黑火药从枪口处倒入枪管底部,然后再把子弹从枪口塞入枪管,接着还要用一根通条把子弹和火药捣实。因为要把子弹从枪口处塞入枪管,所以子弹的直径就必须小于枪管的口径,这就导致大量的火药气体从枪口处流失从而大大的影响了火门枪的射程和杀伤力。也因为要把子弹从枪口处塞入枪管,所以火门枪的子弹大多都是质地柔软的铅弹。在把子弹和火药捣实之后士兵们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少许火药倒在一个叫火门的小火药池里,这也是火门枪名字的来历。这个叫做火门的小火药池通过一个小孔与用来发射子弹的发射药相通。然后士兵们再点燃一根捻子或用一根灼热的金属丝或用烧红的木炭将火门里的火药引燃,火门里的火药爆炸后所产生的大量高温气体迅速引爆发射药,从而完成一次射击。事实上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等完成如此复杂的一套设计流程之后是没机会开第二枪的。即使是当时最为训练有素的士兵一分钟也发射不了一颗子弹,而这颗子弹的射程也只有一百多米!一百多米的距离对高机动性的骑兵而言几秒钟就到了,步兵也只需要半分钟。因为火门枪没有准星,也没有膛线,这样射出的子弹当然不会有什么准头。如果碰上刮风下雨导致火药受潮,那么火门枪就只能当烧火棍用了。

正因为火门枪在点火与瞄准上存在诸多问题,于是欧洲人又发明了火绳枪。火绳枪就是用一根缓慢燃烧的绳子来代替火门枪手手中的灼热金属丝和木炭。火绳枪手在扣动扳机后一根缓慢燃烧的绳子就会迅速下落点燃火门中的火药,从而完成发射。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但却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由于扣动扳机与击发子弹几乎在同时完成,火绳枪的出现第一次使得精确瞄准成为可能,相应的在枪管上也就出现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当西班牙殖民者手持火绳枪出现在美洲新大陆时印第安人看到自己的士兵一个个在西班牙士兵的火绳枪下中弹身亡,无不魂飞魄散,以为西班牙人有神相助,一时间斗志全无。大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抵达广州。舰队为向中方表达敬意而按欧洲礼节鸣放礼炮,却被当地官府和人民误以为是开炮滋事。尽管后来经过一番解释之后误会消除,但葡萄牙人还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关注——当地官员为此登上葡萄牙舰船视察。根据当时广州官吏给朝廷的奏报以及他们留下的私人笔记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绳枪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其为“鸟铳”——意思是说就连天上飞的鸟儿都打得中!尽管如此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火绳枪每两分钟也只能发射三发子弹,比起弓箭的发射频率低多了,两者的射程也差不多。那么为什么火绳枪没有被弓箭取代呢?

这是因为如果要让弓箭达到比较远的射程就要用很大的力气拉开弓弦,而且由于欧洲没有复合弓,只有单体弓,为了达到较远的射程只能把弓做很长。最著名的英格兰长弓一般都有1.5米,最长的竟然达到1.8米。这就使古代欧洲对于弓箭手的要求很高,不但要个子高臂展长而且臂力要大。在古代人们普遍营养不良的条件下选拔合格的弓箭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在弓箭手入伍后还要专门针对他们进行臂力的训练,这一切都使培养弓箭手的成本大大增加。火绳枪的射程和发射频率虽然都不及弓箭,但培养火绳枪手的成本却大大低于弓箭手。随便一个智力正常的农民经过一天的培训就能上阵杀敌了。相较于弓箭的远程射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刻苦训练,火绳枪在大量装备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方面更有成本优势。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而欧洲却长期处于封建采邑制度之下,对封地资源有限的欧洲封建贵族而言:尽管一名神箭手的战斗力强于一名火枪手,但培养一名神箭手从而使弓箭的实战能力得到最大化发挥却需要付出相对巨大的成本,而火枪手尽管战斗力不高,但成本的相对低廉使其完全可以通过人海战术实现质量不够数量凑,反正在当时的 贵族阶级眼中农民的生命不过是低值易耗品。

尽管火枪相比弓箭成本低廉,但毕竟客观上存在诸多问题,于是欧洲人在火绳枪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燧发枪:燧发枪就是用一块可以摩擦生火的燧石代替了火绳。使用燧发枪时士兵只需轻轻扣动扳机,一个带有弹簧的击锤就会猛击燧石,燧石摩擦起火点燃火门中的引火药,从而完成射击。燧发枪相较之于火绳枪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但能够随时击发,而且也不用担心火绳受潮等问题,这样一来火枪的作战效率大大提升。那么同一时期中国的火枪技术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事实上就火枪本身而言:从未被中国人放弃过,不过相比同时期的欧洲而言:中国的火枪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6世纪以后欧洲的火器技术后来居上,尽管此时在整体国力上明朝仍强于西欧列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尽管在美洲、非洲可以横行无阻,却屡屡败于明军之手,然而明朝方面并没被这一次次的胜利冲昏头脑——每次战斗后明军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图做到知己知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军发现西洋火器的威力已日渐赶超乃至在某些性能方面已然超越明朝火器。对此当时的决策层没以天朝上国的架子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是认真研究仿制。此后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及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国产火器和仿制火器大显神威。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及其继承者满清尽管是以弓马骑射起家,但在同明军的交战过程中也逐渐掌握了火器技术。1636年皇太极为解除伐明时的侧翼威胁而东征朝鲜。本来朝鲜也是以弓箭作为主战兵器的,火器装备相当落后。但在经历了壬辰抗倭战争后朝鲜的火器迎来了大发展时期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就曾征调朝鲜火枪手助阵,而那时后金八旗军尚不知火器的确切威力,更不用说仿制了。然而在1636年的战争中朝鲜人赫然发现:八旗军不仅已成功仿制了明军的火枪,甚至也已拥有最新式的红衣大炮并能组织起持续几天几夜的猛烈炮击。

从1592年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到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军备竞赛:先是朝鲜战场上明朝、朝鲜、日本三国的各种新式火器纷纷登场亮相;继而后金八旗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接着荷兰人入侵澎湖、台湾并与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爆发混战;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683年施琅平定明郑政权;1685年—1688年清军对占领雅克萨等地的俄军发起自卫反击;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百年的战火历练中各种新式武器都在这一地区轮番上阵,应该说直到1690年清朝的火器技术仍处于上升发展过程中:在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准噶尔军队“以万驼缚足卧地”组成“驼城”,“士卒于垛隙发射矢铳”;而清军则“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垒,声震天地”,至此以后清军的火器就给准噶尔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阴影。然而清朝的火器发展大致就以1690年为界出现了断层:这时的清王朝已平定三藩、台湾,沙俄和准噶尔的威胁也被削弱。在统治者看来天下已然承平——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说在此前近百年战争中明军、清军的火器发展是在一次次实战中历练出来的,那么在1690年之后近百年时间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宁平静的岁月,统治者开始满足于这种天下承平的盛世景象,同时又不失时机推出了闭关锁国之策。从此清政府对外国火器技术的发展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主动邀请乾隆皇帝的爱将福康安检阅英国最新式的火器部队操练时却被一口拒绝。尽管康熙年间的火器大师戴梓发明了新式的连珠铳,却被清朝统治者出于防备汉人的目的而未能流传开来。

清朝火器的发展停滞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过就此认定清朝的火器不仅没发展,甚至倒退回了冷兵器时代就属夸大了:1758年乾隆帝命宫廷画师郎世宁描绘了自己在1739年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这幅作品被称之为《大阅图》——图上清晰反映出清军的火器阵列已达到17世纪古斯塔夫改革后的水平,交之明末孙承宗的“车阵”无论是火器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相当的进步。1766年又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四人绘制了《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从中也能看出:清军、回部和准噶尔均大量使用火器。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中可以看出:清军在和大小和卓的叛军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已掌握三段式连续射击战术。在《平定伊犁受降图》中叛军跪在清军的马前,双手奉上的不再是冷兵器,而是火绳枪。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这时已是18世纪晚期,但从这些作品中反映的战争场景来看:清军的火器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17世纪的水平,也就是说自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之后清朝的火器装备几乎就没再经历什么大的发展。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会一直不断在火枪技术上进行钻研,而中国人却在同一时期止步不前呢?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洲火枪技术的进步是歪打正着——在当时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看来:火枪尽管威力巨大,但由于不能连续击发和射击精度不佳使其实际作战效率还不及弓箭,欧洲人之所以执着地发展自己的火枪技术倒也不是看出了这种新式武器未来的巨大潜力,而是因为当时培养火枪手的成本大大低于培养弓箭手的。这对当时封建采邑制度下的各国君主、领主而言其实是一种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拥有数量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因此以当时的眼光看来大力发展火枪技术是不合算的,毕竟在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种新式武器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有可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发却一无所获。自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葛尔丹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处于安定承平的状态也使当时的清政府缺乏发展武备的迫切需要,在当时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清政府对欧洲的发展根本一无所知,也会因为欧洲火枪技术的进步而感受到威胁;然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却一直在战斗:欧洲各国之间在作战、各国国内的贵族领主在作战、欧洲国家同殖民地人民在作战,甚至在开拓美洲新大陆的荒原时欧洲人还要和野兽作战,这就迫使欧洲各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也一直在使用火枪!不仅绿营大量装备火枪,即使八旗也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火枪。不仅清盛期战功赫赫,清中后期也以比较科学的方法训练维持。

具体来讲,我们知道清前期在与明作战期间,在大炮火枪面前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入关以前,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火炮、火枪部队,不仅为征服中原打下了基础,之后更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中,火炮火枪齐射的场景,尤为壮观:

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平定准噶尔以前,清代的火器水平蒸蒸日上,发展进度和近代欧洲相仿。因为乾隆取得十全武功以后,没有什么敌人可以打了,所以才渐渐松弛下来,甚至渐渐放弃了大炮火枪(濮培德,《中国西征》)。但其实,零星的史料也比明,即使乾隆后期以后,仍然注重火枪操演。

下图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藏善本,时间大体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很可能是正红旗下的一位印房文书的工作手册。其中有一页讲日常的枪械操练,以及需要准备的各种火药、火绳。

大体,该旗需要操练的火枪兵有222人,其中抬枪40杆,排枪140杆。每个月必须要操练5次,每次每枪进行20次射击操演。此外,还要进行3次实弹射击,就是放上真的铅丸、烘药、火药,进行实弹射击。每次射击5发。换而言之,每月实弹射击15发,另加非实弹演练100次。文书尤其关注火药、火绳的消耗,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经常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从训练频度来说,承平时期应该还是不错的。以实弹射击与空弹射击相结合,其实也是现代许多军队的操练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则是抬枪与排枪相结合的编队。抬枪需要2人操作,40杆抬枪需80人;排枪1人1杆,140杆枪就是140人;加上队长副队长,正好222人。抬枪的样子,大体就如下图所示,射程较远;清代兵书《治平胜算全书》认为,夜战时先放台枪,射出火球,就可以引发火烧,照亮目标。随后,或者排枪射击,或者步弓跟进,都可以有的放矢。进入19世纪以后,也可以承担相当的火力输出(见下下图)

(上图截取自《治平胜算全书》;下图:Ian Heath,Arimies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222名火枪手和多少骑兵、其他军种编组。但以当时绿营的情况来看,主要作战部队都有相当数量的抬枪和排枪。主要步兵阵法中,火枪占到步兵的一半。

总之,说清代中国放弃了火枪,选择刀箭,这完全是错误的


在野武將


皇帝不称朕,专注史评与时评

火器在我国的大规模使用,并且形成固定的军事建置,是在明代。

《明史·兵志四·火器》用了较大篇幅来记明军的火器,它指出,明朝普遍使用火器,是从永乐朝开始的

明成祖朱棣平交阯,“得神机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机炮就是火器,又称“神器”。以“神”来命名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足见明朝对它的重视,为此还在京军中增设了一支专门的火器兵部队,称为神机营

神机营是明朝精锐“三大营”之一。

(现在影视剧里经常能出现明军使用火器的镜头/皇帝不称朕)

神机火器很快在明朝北边要地得到广泛的布设,明宣宗对火器十分看重,他敕令说:

“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

为了防止火器技术外泄,明朝不准沿边立局自造(直到正统十四年方准各边自造),所有火器都有京师兵仗、军器二局造好了(由宦官监造),派宦官护送到边使用,火器手(称为“神机铳手”)也由宦官操练,这些宦官被称为“监枪太监”——所监之“枪”,是所谓“神枪”,也就是火器。

明代宦官专管火器,是一大特色(皇帝不称朕)。

明朝“慎惜火器”的政策,无疑限制了火器的发展。

由于明代中后期,京军的衰落,明军武力主要由地方军队组成,其战法及技战术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如辽东的边军,就不擅长使用火器,而来自江南抗倭前线的南兵,则配备着各类火箭火炮,这在万历二十年开始的抗倭援朝战争中得到体现。重挫倭军的,主要是南兵。我见前面有人盛赞战国时代的日本大名,大量使用火器,却没有注意到,

明军尤其是直接对倭作战的江南明军,也是广泛使用火器的

(明军对火器还有一些创新性的研发/皇帝不称朕)

嘉靖以后,随着海禁渐宽,开始引进西方较为先进的火器,如嘉靖八年,造佛郎机砲(过去的“砲”都是石字旁),谓之“大将军”。封火炮为将军,不是明朝军队对火器重视的最好证明吗?万历中又仿造西洋巨炮,是为著名的红夷大炮。

明朝军队火器的种类及名色非常多(可参加《明史·兵志四·火器》的记载),如佛朗机炮、红夷大炮、鸟嘴铳(一种火枪)等,都是有名的利器。

明末崇祯年间,还经大学士徐光启奏请,用西洋人造炮,发各边镇使用,但因为将帅多不得人,虽有利器而不得其用。如明载:

“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砲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所以说,战争中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人,而不是兵器。但“人”如果没问题,拥有先进武器的一方,必然占上风,甚至决定战争的胜负。

清军在对明战争中吃了火器的大亏,所以起初也较为重视火器。但清朝统治者固执地认为,骑射(骑马射箭)是他们的民族传统和立国的根本,随着战事渐平,对火器的重视程度逐步下降。虽然在皇子教育中也会让他们试射火器,宫廷也收藏有不少新式鸟铳,但皇室把玩,毕竟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军事水平的进化。

(清军与噶尔丹的战争,从现存图画中可见,双方都使用了火器,但战法还是中世纪的/皇帝不称朕)

当西方各国在17、18世纪后普遍使用火器的时候,清军仍然主要装备冷兵器,火器及火器兵种在军队中的占比反而下降。传统习惯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清军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手,是中亚地区的部族,双方都以骑射为主,战争的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极为缺乏与外国的交流,不了解近代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18世纪末以来)。在所有兵器种类中,火器是最需要技术交流的,进步也最快,而弓箭自发明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皇帝不称朕)

但对好东西,中国人不是瞎子,不会看不到。所以当鸦片战争后,国人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后,马上开始引进和试制;特别是大规模的内战,促使了战争双方加快接受更加有效的杀敌武器,太平天国后期,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淮军等部队,都列装了大量新式火器。

至于直到清末,清兵仍以大刀长矛为主(但显然不是精锐,是多承担辅助性作用的兵力),这不单是个接受程度的问题,向近代军队的全面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涉及到体制、国力、时局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须知,打仗时,冷兵器是最廉价的,刀砍坏了,补块铁,铁匠敲打几下,修好了还可以继续用;而热兵器(近代火器)却是非常花钱的,它使战争变得更加昂贵,近代贫弱的中国,哪里有足够的钱财使自己的军队快速现代化呢?(皇帝不称朕答题)


皇帝不称朕


至于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火枪使用,在国内的说法都比较一致,基本是归于朱元璋。尤其是在朱元璋和元军的战斗中,已经大规模使用了火枪。

老朱家还是比较贼,一旦得了天下后,立马就再也绝口不提自己,是如何在火器上占便宜的,而是改为鼓吹朱元璋有天命,所以才对元军无往不胜。在老朱自己编纂的历史书中,也就基本不提火器的贡献。但还是偷偷在用。

比如燕王朱棣在攻打济南时候,已经把大炮都抬出来了,但是守城将领铁铉,居然在济南的城墙上,挂出他爹朱元璋的牌位。朱棣考虑再三, 没敢让大炮继续开火,就悻悻而归了。

接着,就到了戚继光那时候。

戚继光在南方抗倭的时候,就认为军队要大力发展火枪,可惜当时戚继光人微言轻,说了话也不管用。直到戚继光北上蓟辽的时期,因为得到了首辅张居正的全力支持,这时的戚继光,终于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于是在戚继光军中,一些部队的火枪装备比例,就已经非常的高,使用火器的士兵人数,甚至超过了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戚继光的离开,这种火器装备的趋势,很快就发生了巨变。

直接的原因居然是,从上到下,从文官和士兵们,大家都不满意火枪。

文官不满意还好理解些,作为文官嘛,一是在政治上要清算张居正,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同党,必须要批判。二是这些文官的军事观念实在落后,认为当时的军人就只该舞刀弄枪,不要整天去搞个破铁管子来放鞭炮。

那为什么基层士兵也反对火枪呢?这就必须要提到明代火枪的生产了。戚继光向上级要求装备火枪,朝廷也就安排了几个州县,召集些铁匠来做火枪,等生产任务完成了,交火枪给戚将军就行。至于怎么用,质量怎么样,戚继光自己看着办。

基层士兵对这些火枪的质量情况,那是再清楚不过了。枪的质量太差,枪的炸膛比例太高。所以士兵在火枪瞄准训练时候,因为有军官在场,还装模作样端枪瞄一下。到了要实弹射击时候,士兵个个都是单手持枪,在把脸撇开后,才敢去楼扳机,免得一下子就要炸掉自己半张脸。这样的武器,在士兵那里怎么会得好评。

再反观同时的欧洲,火枪也同样有炸膛问题。可就因为体制不同,再说欧洲地区也实在太落后了,单位还不提供武器,火枪兵要自己掏腰包买火枪。这些火枪兵,就开始要求铁匠们,务必把自己的火枪枪管,搞得特别的粗,整个火枪看起来就是个铁疙瘩,还

美其名曰重型火绳枪。也不管它丑不丑了,但是不会炸膛,管用!

也因为做火枪的铁匠明白,买家都是些个大头笔,所以无论炸膛的、还是太重的火枪,都不会好卖。这些乡下土鳖铁匠,为了一己私利,居然就把火枪越做越结实,越做越轻便,最后远超中国的水平。

当然了,中国人也是可以做出好火枪滴,例如乾隆皇帝的御用火枪,就做的非常好,只可惜产量太低,还有成本太高。

这样长时间以后,大家就拉出渐渐出差距了。


圆创观点


有网友问:为什么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欧洲人坚持使用,而中国人放弃? 这种说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明军虽然火器不算先进,但是,一半以上也都是火器手。

清朝更是50-70%都是火器手,从明朝中期以来,我国古代军队就已经是火器手超过了弓箭手的数量。在雍正5年,内陆省份,平均1000名士兵,就有300名鸟枪手,在沿海省份,平均1000名士兵有400名鸟枪手。

到雍正10年,再次将鸟枪手增加到,平均1000名士兵,500杆鸟枪-600杆鸟枪,而弓箭手只有100名。也就是说,鸟枪手的数量是弓箭手的5-6倍。除非以外,还有100名炮兵。

也就是说清军在雍正时期,平均1000名士兵,包括500-600名鸟枪手,100名炮兵,100名弓箭手,其他200-300名士兵是保护火器手作用的藤牌手和长矛手。其中火器手是弓箭手的5-7倍。因此,根本不存在,为什么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欧洲人坚持使用,而中国人放弃?

满清要求弓马骑射是因为,骑兵使用鸟枪不方面,骑兵使用骑射技艺更加适合战场需求。你让骑兵,在奔跑的马背上通过复杂的动作,装填和发射鸟枪,肯定是无法实现的。除非下马作战,或者只发射一次,就进入白刃战。

清朝要求弓马骑射,只针对,八旗马甲,不针对其他军兵种。其实就连八旗步兵都是鸟枪手居多了。比如广州驻防八旗军,一年打靶训练,需要6700斤火药和2500斤铅弹。

作战阵法叫威捷选锋阵,就是1500人一个阵列,其中60%鸟枪手,20%炮兵。阵列为鸟枪兵为6排,炮兵12门大炮在两翼和中间位置。

道光年间统计,这6100名八旗军,有鸟枪1700杆,洋枪1200杆,抬枪1100杆,合计4000支枪,弓箭才600副,全部配备给满州马甲。


深度军事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就是中西方根本性的观念问题。

中国坚持不使用火器,尤其在民间禁止火器,并不是军事这么简单

早期的火绳枪,相对弓箭可以说毫无优势,无论射程、射速、威力、可靠性甚至全天候作战能力,都远远不及。

但是,为什么西方坚持使用,但中国人却不用呢?

很简单,中国历任封建政府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适用于对内。

而火枪,恰恰是人民造反最好的武器。

火枪有千般不好,却有一样好,就是非常容易训练。

一个普通的弓箭手,一般要经过1年不间断的反复练习。一个优秀的弓箭手,至少需要3年年左右的训练时间,无法速成。

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弓箭手都被当做重要的军事物资。

那么,如果人民起义和政府对抗,弓箭手这一项就是政府的强项,也是杀手锏。因为政府豢养着大量职业军人弓箭手,人民则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允许民间火器肆虐,那就不得了了。

火枪最大的特点,就是易于训练。一个农民随便训练一二个月,也能用火枪开枪。

诚然,一二个农民火枪,并不是一二个政府弓箭手的对手。

但是,人民相对政府军总是有绝对数量优势,一二十个农民火枪手,打垮一二个政府弓箭手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禁止火器,最大的意义在于防止人民的反抗。


萨沙


为什么火枪刚出现时弱于弓箭,欧洲人坚持使用,而中国人放弃?

虽然都使用弓箭,但不同的弓箭在不同人手里的威力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什么王朝重视火器?一个是宋朝,一个是明朝。这两个朝代的中国军队是比较孱弱的,最终都败在北方少数民族手中。蒙古骑兵和八旗骑兵虽然也用火炮,但是相比火铳鸟枪,他们还是更相信手里的弓箭。清朝皇帝不断地教育后代:骑射是根本。

央视十套曾经做过一期蒙古弓箭与现代弓箭的对比,蒙古弓箭在射速、威力方面都占了上风,并且在精准度方面也没被现代弓箭落下多少。到了清代,清弓已经将中国传统的反曲复合弓发展到极致,弓箭既轻便,又威力巨大,同时精准度很高。

大家都知道英国长弓,非常笨重,并且其使用都是弓箭手排成阵列以箭雨对敌军阵列进行杀伤。如果你要单拎出一个英国长弓手让他射准,他绝对没戏。中国弓箭就不痛了。有人在媒体上测试过,清弓在威力方面不弱于英国长弓。并且蒙古弓、清弓不仅能够集群发射实施箭雨杀伤,优秀的射手还能对单个目标实施精准射击,这是英国长弓达不到的。

当然,欧洲也有神箭手,我曾经亲眼看过欧洲神箭手射穿妻子头顶上的苹果。但是,蒙古军队、八旗军队中神箭手的比例是欧洲军队远不能及的。玩弓箭,中国古代军队玩得更到位,这最终也成了阻挡枪械取代弓箭的一个原因。


叫我金主编


为什么火枪刚开始出现时弱与弓箭,欧洲人坚持使用,而中国人放弃?

这个问题实在让人无语。

此图是明朝北军士兵(左)和南军士兵(右)。


此图是明代赵士桢发明的迅雷铳。

鸟铳,当时戚继光的步兵,已有40%装备了这种枪。

接下来请看清朝的,此图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用火枪。



此图可看出康熙征讨噶尔丹叛乱时,清军大量装备鸟嘴铳和轻便的虎蹲炮。


此图是清朝《阿玉锡持矛荡寇图》。请问阿玉锡背上的是什么?没错,是火枪。

请问图中清军手握何种兵器?没错,是火枪。

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我无语?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历史水平让人不敢恭维。


土壤的脚印


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放弃使用火器。下面我就以清朝的情况为例。

有清一代,朝廷中央频繁对外用兵,特别在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朝在西北部一直面临着准噶尔汗国强有力的挑战,必须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动员以抵御其入侵。固然,准噶尔汗国是一个由游牧部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传统的想象中,游牧民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骑兵。

但事实上,准噶尔汗国是一个使用火器与清朝作战的游牧政权。

例如,康熙二十八年底(1689年),噶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时,派兵大约3万的兵力,其中就有数量庞大的火器部队。等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战后,根据降人的口供可知,噶尔丹即将兵败倾颓之时,有“兵五千余,鸟枪已不足两千”(cooha sunja minggan funcembihe. miyoocan juwe minggan isirakv bihe)。除此以外,根据《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还“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橐驼驮大炮”,这所谓的骆驼大炮,就是指从奥斯曼帝国传来的赞巴拉克炮(dzambarat)。

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清朝自然也要以火器与之展开对决。根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清朝决定:

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八旗汉军马兵鸟枪手,每佐领增十八人,共二十人,演习鸟枪。得旨: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严加操演,以裨实用。

由此可见,清朝对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是有准确估量的,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故而成立火器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的军队跨越天山南北时,也是依靠火器达成这一宏伟战果。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兆惠将军讨伐大小和卓,兵临叶尔羌时,有“总兵高天喜带炮、咱赞巴拉特鸟枪”随军行动。

以上情况说明问题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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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期火枪被发明出来时,虽然在威力上强于弓箭,但是在效率上却远远逊色于弓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火枪发明之前,已经有了火器,也可以算作火枪的雏形吧,不过操作和火力都不尽人意,十分繁琐不说,而且威力小、射程短、操作难、并且容易发生事故。

等到了火绳枪的出现,才算出现真正的火枪,火绳枪在射程和威力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依旧非常难以操作。

一杆火绳枪的操作从第一步到射出一颗弹珠,需要数道工序才能完成,一个最好的枪手一分钟也只能发射2枪,但是如果是弓箭的话,一个熟练的弓箭手足以发射五支箭,而且还可以在马背上进行运动射击,但是火绳枪是很难再马背上完成发射的。

此外火绳枪的安全系数不高,那条特制的用来点燃火药的火绳,如果火星掉落很容易引爆士兵携带的黑火药。而且在潮湿、有风的环境下很难发射不说,如果遇到阴雨天气,这东西跟条木棍子差不多,根本没法射击。最关键的是它不能适用于夜战,因为点燃后的火绳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士兵就变成了靶子。

这些问题让传统的中国士兵对此很厌恶,因此他们宁可用弓箭也不喜欢使用这玩意,虽然自元代到清朝都有专门的使用火器的部队,但是依旧是少数。加之生产火枪的费用高昂,很多时候还需要跟荷兰人等洋鬼子进口,以至于到了晚清时期,仍然很多士兵使用弓箭。但是却有个东方国家却对这玩意十分中意,那就是日本,日本战国时期,各地方大名对火枪这种高端货非常看好,特别是织田信长,对火枪简直喜爱的不行,长篠之战更是利用火枪打败武田家族。日本的火枪连戚继光都感觉奇妙,哀叹本国火器不如日本,更著书夸赞。

虽然东方人除了日本外都对火枪不看好,但是欧洲人却认为这玩意会超越弓箭,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军团抛弃了传统的冷兵器,而改用火枪,并且有了各种使用方式和阵型设计。反之远在东方的大清王朝对此不屑一顾,不但对新事物抵触,而且还进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很快,大清王朝的腐朽就给自己带来了代价,欧洲人用火枪和火炮狠狠的教训了一下高傲的大清,因为只有暴力才是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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