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表示，貧富問題是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他說，“最近有一位前輩有過一個引起爭議的名言叫做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句話當然引起很多討論，我理解前輩這句話，其實意思是說現在的富人面臨的是他可能很多權利受到侵害，而窮人主要面臨是社會保障的問題，因此需要別人為他們多辦一點事。”但秦暉認為，實際上無論窮人富人都有一個正當權利的問題。
他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一方面我們不能允許紅頂商人驕橫跋扈不可一世；另外一方面不能允許無權無勢富人成為刀俎的與魚肉，權利和金錢樹立一個屏障，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群己權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開，公共領域講民主原則。如果群己權界得到遵守，民主和自由各得其所，就不會產生衝突。
秦暉表示，當國家的財富真正被國民所有，不是為政府所有。權利就既不能帶來財富，也不能剝奪財富，那麼到時候公平致富的人們就可以在依法履行對社會義務的條件下享有充分的財產保障和經營自由，但是他們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權。他們的進取精神得到社會尊重，他們超義務的奉獻，得到社會讚賞。
秦暉認為，“所謂超義務奉獻就是慈善，這是不能要求的。能夠要求的是稅收，那麼納稅以後他們還可以搞慈善，這個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但是他們做了，這個社會就要感謝他們。國家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謝的，因為國家就是為老百姓辦事的一個機構，如果你為自己辦事，這是國家嗎？如果你為自己辦事，老實說這就是強盜。用強制權利來為自己辦事，這是強盜，不是政府，政府就是為老百姓辦事。”他說，“政府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謝。如果是富有的平民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應該感謝。這些人如果超義務奉獻社會應當讚賞。”
秦暉指出，“義務的輕重實際上也就是稅收高度，這體現著群己權界的彈性區間，群大一點還是己大一點這是可以討論，也是持續爭議的公共話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群己權界怎麼劃，無論群大一點還是己大一點，都比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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