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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實際就四個字，
做人做事
先學會把人做好了，
做事也就簡單了
做一個孝順的人
古人說“百善孝為先”
一切善行都是從孝開始做起
一個人如果都不知道孝敬父母
就很難想象他會和別人的關係會怎麼樣了
做一個守信的人
古人云：“人而無信，未知其可”
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
什麼事也幹不好
不要盲目承諾，言而有信
做一個寬容的人
常言道：“有容乃大”
人要有一顆寬容之心
要能容天下難容之事
不要強加於人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
世本是世，無須精心去處世
不要取笑別人
損害他人人格
快樂一時，傷害一生
不要自視清高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權力是一時的，金錢是身外的
身體是自己的，做人是長久的
做人：內方外圓
老祖宗的做人智慧就藏在一枚銅錢中。
銅錢圓形，內部是一個方孔。做人應當像銅錢一樣，內方外圓。
清代乾隆年間的紀曉嵐認為，做人要“處世圓滑，內心中正，不同流合汙而為人謙和”，其實這就是對 “內方外圓”的解釋。
“內方”是指做人的稜角，做人有原則；“外圓”是指與人相處的圓潤和機巧，與人相處的靈活性，乃是處世之道。
“外圓”，是為了減少阻力，是方法；“內方”，是立世之本，是實質。
如果一個人過分方方正正、有稜有角，只方不圓，必將碰得頭破血流，處處有礙。
但是如果一個人八面玲瓏，圓滑透頂，只圓不方，總是想讓別人吃虧，自己佔便宜，也必然會使別人心生疑慮，處處提防，最終將眾叛親離。
在《資治通鑑》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問文武百官：“你們說我是明君呢，還是昏君呢？”
大多數的官員都是趨炎附勢之人，紛紛說：“大王當然是一代明君了。”正當魏王飄飄然時，問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卻說：“大王是昏君。”
魏王如被潑了一盆冷水，問：“為什麼這樣說？”任座回答說：“大王您獲得了勝利，攻下了城池，沒有按功勞分給您的弟弟，而是分給了您的兒子，可見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馬上下令，將任座趕出去聽候發落。接著問下一位臣子，這位大臣說：“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問：“為什麼這樣說？”
這位大臣說：“古人經常說，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現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這樣的直臣，可見大王是明君！”魏王聽後，立刻把任座重新請進來赴宴。
大多數官員是“只圓不方”的人，沒有原則，沒有操守，屬於世故小人；任座則是“只方不圓”的人，說話不看場合，讓對方下不來臺，這樣的人難免受到挫折，甚至殺身之禍；那位大臣就是“內方外圓”的人了，既沒有牴觸對方，又幫別人化解了矛盾，讓對方很受用。
做事：隨方就圓
水沒有固定的形態，在方形的容器裡就是方的，在圓形的容器裡就是圓的，這就是“隨方就圓”。
“隨方就圓”作為古人做事的智慧，指的是當方則方，當圓則圓，既勇往直前、堅持原則，又靈活變通、圓融自如。
北宋蘇東坡早年也是渴望做些“達則兼善天下”的事情的，無奈一生多次被貶謫，所做事功有限。
有一次蘇東坡拍著肚子問家人：“你們說，我這肚子裡都是什麼？”小丫鬟說是詩文，小書僮說是學問。蘇東坡都搖頭。這時侍妾朝雲笑道：“我看老爺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蘇東坡確實是不合時宜的人。當王安石做宰相進行改革時，他是反對派，寫詩諷喻改革中的問題，於是被打擊，被貶官。
若干年後，司馬光做宰相，全面否定王安石。蘇東坡卻站出來說王安石的政策並非一無是處，有些是可取的，於是又被打擊，貶到了海南島。
蘇東坡自稱“黑白太明，難以處眾”，他獨立思考、個性強、情緒化、天真、率直、憂國憂民、疾惡如仇、遇不平事則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只能成為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
晚清的曾國藩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在給弟弟的書信中吐露心聲：“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
曾國藩同樣對於很多官場風氣深惡痛絕，但是“勢之所處，求退不能”，面上還是要隨大溜，一個不字也不講。
因為曾國藩能“隨方就圓”，所以做事成功，成為有大事功的人物。
一根筋，認死理，鑽牛角尖，事事計較，處處摩擦，往往只會碰得頭破血流，一敗塗地。只有“隨方就圓”才是智慧與通達的成功之道。
在現實生活中，不能“隨方就圓”，就像是四處稜角、靜止不動的“口”字，缺失了機動靈活，死板遲鈍，難以成事。
善於做事的人，會把那“口”字變成圓圈，留下一個圓滿的結局；不善做事的人，事後只會留下一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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