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古典白話小說，我國四大名著之一，在社會歷史和文學歷史上發揮著巨大作用。
《水滸傳》的社會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汴京的影響，或者說擴散著的汴京影響。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二者的關係極為密切，汴京是《水滸傳》中最重要的兩大地名和場景之一，汴京人是其中最重要的群體之一。
《水滸傳》的主題，竊以為可用“官逼、民反、招安”六字概括。
全書貫穿的一個主題思想，是從“聚義廳”到“忠義堂”的嬗變。
義的代表是梁山，忠的指向是汴京，最終“忠義不能兩全”，忠取代了義，汴京戰勝了梁山。
梁山好漢反叛的洶洶戾氣和錚錚鐵骨，經不起東京繁華的銷蝕。
如果說梁山是舞臺，那麼汴京就是後臺，前臺的一切表演都來自後臺。兩地如經如緯，往復交織不斷，才成就了錦繡名著。
因此，書中多有對開封景觀的讚美，而且多是以梁山好漢的視角。
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完畢後，首領宋江有了閒心：
“我生長在山東，不曾到京師。聞知今上大張燈火，與民同樂，慶賞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燈，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幾個兄弟，私去看燈一遭便回。”
他要奔赴一直嚮往的汴京觀賞花燈。
宋代是近代城市形成的重要時期，城鄉差別加大，以汴京為代表的城市生活豐富多彩，對廣大農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使他們不由得大驚小怪。
對於這種帶有普遍性的心態，山東等地的鄉民難得進京，對京城事物處處驚豔，拙態百出，產生諸多“鄉巴佬進城”式的笑話，以至於成就了一門藝術表演形式即“雜班”。
宋江等好漢，即多是山東、河北鄉民。因此，書中對開封的描繪無不顯得一驚一乍。
如第六回：
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板銀箏鳴舞榭。
再欣賞其對皇宮的描述。如第五十四回：
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道君皇帝設朝，正是：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
總之，汴京市井的繁華、皇家的神聖、建築的雄偉、生活的奢侈，對那些身處社會底層、來自荒涼、卑微、粗陋的梁山人們來說，像是巨大的磁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是他們渴望被招安的內在動力。
這就形象而具體地揭示了他們為什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富麗堂皇的汴京是他們共同的嚮往，所反對的是汴京現任的朝臣，爭取的是自己做汴京的朝臣。
具體而言，故事的演進以及起承轉合離不開汴京。
《水滸傳》故事的開篇，就是在汴京拉開的序幕：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辰殿……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民不聊生……’"
時間、地點極為具體清楚，不僅場景在汴京，所言事件也是汴京事件———瘟疫。
全書一百二十回，其中三十二回有汴京場景，約佔百分之二十七，有的回還不止一次，分量可謂不輕。
僅如此，還不足以說明汴京在其中的地位，進一步的統計顯示：《水滸傳》中，主場梁山（泊）出現六百四十次，無疑是最多的。
汴京由於地位獨特，名稱多種，不能與一個小小具體地名相提並論。
以京師名目出現一百二十次，東京二百二十九次、開封三十次、汴京二次、京城四十三次、京都二次、祥符一次、汴梁三次、汴州二次，凡四百三十二次。
出現的汴京城內外具體地名也不少，如陳橋驛十三次，相國寺十五次，東華門八次。
作為本書主場之外的地名，東京開封出現的頻次僅次於梁山。
或許有人不以為然：《水滸傳》是北宋的故事，首都汴京當然會出現得頻繁。
為了消除這一疑問，使論題更加明確，在此不妨與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做一同類比較，應當是饒有趣味的：
《西遊記》
故事發生在唐代初年，首都為長安。
書中出現長安五十六次，京城二次，都城五次，京都一次，京師無，西京無，共六十四次。
《三國演義》
故事發生在東漢末年至魏晉，全國統一的首都為洛陽。
書中出現洛陽一百二十三次，長安一百二十一次，京師十四次，京城一次，都城三次，西京二次，京都一次，洛（雒）京無，洛（雒）都無，共二百六十五次。
《紅樓夢》
作者故意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做了隱瞞，通常認為是在清前期的北京或南京。
既然如此，與《水滸傳》也就不具有可比性了。
實際上也根本無法相比：書中出現京師一次，京都三次，都城一次，京城二次，南京十四次，共二十一次。
所有的數據都很可憐。
以上足見，無論哪個朝代的哪部名著，其首都出現的頻次都遠遠不如北宋汴京。
如果以此得出宋代汴京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代都具有獨特的認可度，應當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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