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白话小说，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在社会历史和文学历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水浒传》的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汴京的影响，或者说扩散着的汴京影响。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汴京是《水浒传》中最重要的两大地名和场景之一，汴京人是其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
《水浒传》的主题，窃以为可用“官逼、民反、招安”六字概括。
全书贯穿的一个主题思想，是从“聚义厅”到“忠义堂”的嬗变。
义的代表是梁山，忠的指向是汴京，最终“忠义不能两全”，忠取代了义，汴京战胜了梁山。
梁山好汉反叛的汹汹戾气和铮铮铁骨，经不起东京繁华的销蚀。
如果说梁山是舞台，那么汴京就是后台，前台的一切表演都来自后台。两地如经如纬，往复交织不断，才成就了锦绣名著。
因此，书中多有对开封景观的赞美，而且多是以梁山好汉的视角。
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完毕后，首领宋江有了闲心：
“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闻知今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自冬至后，便造起灯，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
他要奔赴一直向往的汴京观赏花灯。
宋代是近代城市形成的重要时期，城乡差别加大，以汴京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们不由得大惊小怪。
对于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心态，山东等地的乡民难得进京，对京城事物处处惊艳，拙态百出，产生诸多“乡巴佬进城”式的笑话，以至于成就了一门艺术表演形式即“杂班”。
宋江等好汉，即多是山东、河北乡民。因此，书中对开封的描绘无不显得一惊一乍。
如第六回：
只说智深自往东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见东京。入得城来，但见：
千门万户，纷纷朱翠交辉；三市六街，济济衣冠聚集。凤阁列九重金玉，龙楼显一派玻璃。鸾笙凤管沸歌台，象板银筝鸣舞榭。
再欣赏其对皇宫的描述。如第五十四回：
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道君皇帝设朝，正是：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总之，汴京市井的繁华、皇家的神圣、建筑的雄伟、生活的奢侈，对那些身处社会底层、来自荒凉、卑微、粗陋的梁山人们来说，像是巨大的磁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他们渴望被招安的内在动力。
这就形象而具体地揭示了他们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富丽堂皇的汴京是他们共同的向往，所反对的是汴京现任的朝臣，争取的是自己做汴京的朝臣。
具体而言，故事的演进以及起承转合离不开汴京。
《水浒传》故事的开篇，就是在汴京拉开的序幕：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辰殿……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
时间、地点极为具体清楚，不仅场景在汴京，所言事件也是汴京事件———瘟疫。
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三十二回有汴京场景，约占百分之二十七，有的回还不止一次，分量可谓不轻。
仅如此，还不足以说明汴京在其中的地位，进一步的统计显示：《水浒传》中，主场梁山（泊）出现六百四十次，无疑是最多的。
汴京由于地位独特，名称多种，不能与一个小小具体地名相提并论。
以京师名目出现一百二十次，东京二百二十九次、开封三十次、汴京二次、京城四十三次、京都二次、祥符一次、汴梁三次、汴州二次，凡四百三十二次。
出现的汴京城内外具体地名也不少，如陈桥驿十三次，相国寺十五次，东华门八次。
作为本书主场之外的地名，东京开封出现的频次仅次于梁山。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水浒传》是北宋的故事，首都汴京当然会出现得频繁。
为了消除这一疑问，使论题更加明确，在此不妨与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做一同类比较，应当是饶有趣味的：
《西游记》
故事发生在唐代初年，首都为长安。
书中出现长安五十六次，京城二次，都城五次，京都一次，京师无，西京无，共六十四次。
《三国演义》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至魏晋，全国统一的首都为洛阳。
书中出现洛阳一百二十三次，长安一百二十一次，京师十四次，京城一次，都城三次，西京二次，京都一次，洛（雒）京无，洛（雒）都无，共二百六十五次。
《红楼梦》
作者故意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做了隐瞒，通常认为是在清前期的北京或南京。
既然如此，与《水浒传》也就不具有可比性了。
实际上也根本无法相比：书中出现京师一次，京都三次，都城一次，京城二次，南京十四次，共二十一次。
所有的数据都很可怜。
以上足见，无论哪个朝代的哪部名著，其首都出现的频次都远远不如北宋汴京。
如果以此得出宋代汴京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都具有独特的认可度，应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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