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電影《無問西東》爆紅於社交網絡。
許多人說自己看完電影都是哭著走出影院——感動於那一群年輕人在人生迷茫時執著地追求內心真善，感動於少年氣概在硝煙中逆境下的從容綻放，感動於青春和愛情經歷患難之後依然有最深情的眷戀……
但是，整部電影最打動人心的一條線，卻是背後的一所大學—西南聯和大學。
西南聯大，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陳寅恪、馮友蘭、陳岱孫、聞一多、華羅庚、費孝通、吳宓、陳省身、曾昭掄、楊振寧、李政道等曾在這裡從教和學習。
2018年，正值西南聯大八十週年誕辰。謹以此文獻禮西南聯大，致敬西南聯大。
中國所有大學都是抗日基地
2014年7月7日，宛平城彈坑遺址 / 視覺中國
夏日的清華園，秀美靜謐。
雖已放暑假，但兩百多名剛畢業的清華學生，有的在規劃職業生涯，有的在為考研究所或出國留學緊張忙碌著。學校一、二、三年級的學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營房軍訓。
深夜，西邊隱隱傳來槍炮聲，打破了校園的平靜。
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中國軍隊奮起抗戰，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日寇佔領北平後，大學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清華園成了日軍飼養軍馬的地方，圖書、儀器、標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學紅樓，成了日軍北平憲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於天津的南開大學遭到日軍轟炸，校園被焚燬。日軍指揮官在記者會上宣佈：“我們要摧毀南開大學，這是一個反日基地。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是反日基地。”
南開的創辦者、校長張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後，靜默地坐了一會兒，大義凜然地說：“敵人只能摧毀我南開的物質，毀滅不了我南開的精神。”
這三校中，北大是中國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也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創辦的清華學堂，在校長梅貽琦領導下，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機構。而南開大學則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當時最優秀的私立大學。
隨著清華、北大被佔領，南開化為殘垣，中國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國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決定將北大、清華和南開合併，在長沙成立一所臨時大學。
北大、清華和南開的南遷，並非當時特有現象。隨著日寇侵略的腳步逐漸延至華北、華東，一所又一所大學南遷，至1941年初，戰前114所大專院校中，有77所南遷。
湘江之濱的臨時大學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
1937年8月28日，國民黨當局指定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三人，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勘定校址，確定院系設置及組織機構、經費分配等事宜。
此時，從北平、天津撤退出來的三校師生，通過各種途徑，輾轉集中到長沙復課。這些師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長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討，許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帶著從學校偷運出的部分儀器、資料，闖過日軍的層層封鎖線。
最終到校的三校學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華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超過總人數一半以上，另外還有戰時特殊情況下的218名借讀學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市韭菜園聖經學院正式復課。這一天，學校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是這一天，日軍的飛機第一次光臨長沙上空，似乎在向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學示威。
經過幾個月顛沛流離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國學子，終於在湘江之濱、嶽麓山下，找到了一塊能暫時放下書桌的地方，琅琅書聲又重新響起。此時，擁擠的教室，搖晃的危樓，已經沒有人再計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學的文化背景、師生都各有特質，如何在戰火中將三校“整合”在一起，成為臨時校務委員會的一大難題。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蔣夢麟回憶說：“在困難時期，執掌一所大學是件令人頭疼的事。而在戰亂中的年代，與兩所不同校風的大學及性情各異的教授合作，無異難上加難。”
由於種種原因，長沙臨時大學的實際領導工作落在了梅貽琦身上——一位低調而高效的管理者。他主持秘書、教務和總務工作，負責校舍建設，還領導各種專門機構。三所大學的教學單位組成文學院、法商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四個學院共十七個系。同時，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標記和顧問制度、畢業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組織。
長沙臨時大學的主體並不在長沙。聖經學院只能供學校辦公和法商學院教學。理學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醫學院的校舍，文學院則前往南嶽衡山的衡山書院。工學院因沒有實驗器材，正常的教學無法進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學校只得將機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轉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機械學院寄讀；化學工程系轉送重慶大學寄讀；電機工程系與湖南大學共同開課。
臨大的辦學經費十分緊張，大約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資只有戰前的70%左右，勉力能維持生計。尤其對於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長沙的學生來說，他們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持，幾乎一貧如洗。臨大象徵性地收取每人10元錢的學費，並給280名特別貧困的學生髮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補助金。
由於缺乏教室，有些課程必須安排到傍晚。圖書館裡也只有幾排書架，幾張桌椅和一些長凳，館藏中英文書籍總共只有6000來冊。學生缺少課本，只能依賴上課聽講，而老師也缺乏資料，不得不憑藉記憶開展教學。
即使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許多教授依然筆耕不輟，這一時期，湯用彤完成了《中國佛教史》第一卷，金嶽霖《論道》問世，馮友蘭的《新理學》也已經殺青。
校園裡的茅草房
西南聯大剪影
1938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春城昆明正式開課。
初到昆明，聯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校點分散。校舍和經費的問題，始終困擾著這所大學。
在昆明城北，當地政府給聯大低價劃撥了124畝地建校舍。當時的聯大處處都需要錢：全部校舍需要從荒地上重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在戰火中十有七損，要恢復正常的教學，至少要在短期內添置到原先規模一半以上；還有教師工資、學生的伙食補助……而此時此刻，學校經費奇缺，政府的撥款只有原先三校總經費的四成，即使這樣，還經常難以劃撥到位。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當時，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到了昆明，梅貽琦邀請他們為聯大設計校舍。不到一個月，兩個人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所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然而，設計稿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正是缺乏經費。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青瓦屋頂變成了鐵皮、茅草屋頂……
當設計稿改到第五遍時，梁思成忍無可忍，他憤怒地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著：“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們現在使用的木料，連蓋一棟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梅貽琦懇切地說，“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清華是他深愛的母校，梅貽琦是他尊敬的老師。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軟了。
半年後，一幢幢低矮簡陋的茅草房填補了西南聯大的校園，但根本無法想象，這些茅草房，出自兩位蜚聲世界的建築學家的設計。
然而，正是從低矮的茅草房裡，走出了一群穿著草鞋的孩子，他們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引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製造出了中國第一臺億次銀河計算機……
如今的雲南師大校園，仍保留著一間鐵皮屋頂教室。這是西南聯大僅存的土坯牆教室，馬口鐵做的屋頂。下雨時，雨點打在屋頂上叮噹作響，有時聲音大得讓人聽不清講課。當年曾有一位教授無奈地在黑板上寫下6個字：“現在停課賞雨。”
“學術自由”的聯大學風
西南聯大由清華、北大和南開聯合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歷史、傳統和風格。
“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而將三校學風熔為一爐的聯大，則兼具“清華和南開的嚴謹教學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傳統”。
在聯大教授、經濟學家戴世光看來，聯大的學風可以概括為“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著重實幹”。
不可諱言，三所學校同處一園並非完全和諧，但共同的戰爭經歷，促成了集體意識——三校師生都來自華北校園，而今寄居昆明，度過艱難困苦的日子。
教授會是聯大的最高學術機構。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不定期開會，處理學校的大政方針。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這是學校的最高行政機構。校務委員會還包括三校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校委會討論學校的各種重大問題，並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包括審議學校預算、決定院系設立廢止、增添設備等。
普通教師也可參與各種學校事務。應學生要求，教師為業餘社團出謀劃策。此外，聯大還有各種專門委員會，一度達到六七十個之多，專門委員會的職責包括指導防空、接待新生、頒發獎學金、指導大一學生課業，等等。
但另一方面，三校繼續自行聘請教員，各自授予學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舉行校慶活動，甚至保留了各自的管理機構。比如，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是陳序經，但清華法學院院長是陳岱孫。
為了便於區別，每個學生都有一個以字母打頭的學號：P代表北大，T代表清華，N代表南開，A代表聯大。
馮友蘭回憶說，聯大“好像是一箇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成好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經營的事業”。
幸運的是，西南聯大在寬厚容忍、和衷共濟的精神下堅持了8年之久。這8年間，雖教學條件極其艱苦，物質生活極其困難，然而聯大全體師生艱苦辦學，以驚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先後培養各類人才8000餘人，畢業的本專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培養最好的本科生
西南聯大，正在上課的學生
昆明一家茶館內，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我看了，你覺得怎麼樣？”問者把手一擺，很不屑地搖了搖頭：“毫無originality(創新)，沒什麼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在當時周圍的人聽來，也沒有覺得特別刺耳。這兩位年輕人，一位是後來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是楊振寧和黃昆。
逆著時光回溯，他們還青春年少，還都是西南聯大的普通大學生。
作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聯大擁有約3000名學生，文學、法商、理學、工學和師範5個學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和一個先修班。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實施通才教育，使學生接觸儘可能廣闊的知識世界。如梅貽琦所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這一理念，要求學生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然後結合自己的愛好和特長學習。
相應地，聯大實行學分制，學生修滿132個學分，其中約五分之三為選修。平均下來，一個學生每年要修七八門課，每天有三四個小時在教室度過。
在課程設計上，聯大有意放寬口徑，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學校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
由於每門課都有兩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時授講，學生可以自己挑選老師。有一年，聞一多、遊國恩和羅庸三位教授各自講授《楚辭》，而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臺”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聽講。在校方看來，這樣的安排，既可以促進教師的良性競爭，也可以激勵學生獨立思考。
聯大課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師可以根據新的研究成果或基於國際學術新動向而開課。而且，由於三校雄厚的師資，即使是隻有幾個學生選修的極為冷僻的專業課，也能堅持下去。
學生校外地質考察
對於教員和學生，聯大提供最大的空間，使他們最大限度地保持獨立。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學生也可以享受這種自由。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也可以拿高分。如經濟系陳岱孫教授開《財政學》，這是一門既有理論又要聯繫實際的課程，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假若我當財政部長”。
當然，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聯大的大考小考不斷，要求極其嚴格。涉及基礎理論的課月考一次，工學院、理學院月考兩次。以理學院為例，計量時發生誤差意味著會丟掉50%的分數，方法錯誤就等於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組數據似乎可以說明聯大對學生嚴格要求的一面：聯大辦學8年，近8000名學生通過了入學考試，但僅有3800人畢業。
名師雲集，學術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聲譽，聯大吸引了大量品學兼優的學子前來報考。根據戰時不同的情形，聯大或獨自舉行招生考試，或與國統區其他高校聯合招生。無論採用哪種方式，聯大都嚴格按照成績錄取新生，被錄取者往往擁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恰如陳岱孫所指出的，不是學生的天賦，而更主要是聯大的學風使他們發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說，聯大的學生都是尖子，是進步的，是天才。這不見得，他們還是一般的學生。一般的人在某種條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來，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楊振寧當年准考證
楊振寧在聯大物理系讀了本科，後來又跟隨王竹溪教授攻讀碩士學位。1945年，楊振寧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師從著名學者費米和泰勒。他回憶說，自己驚奇地發現，“在芝加哥課堂上的收穫並不比我在中國所學到的多”，因為中國的老師“在教學上(比美國)更認真，準備更充分，內容也更深”。在後來的科研中，他仍經常查閱在聯大課堂上所做的筆記，發現很有幫助。楊振寧總結：“我在中國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
嚴謹治學的聯大教授
1944年聯大文學院部分教授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這張照片上的5人，人人氣宇軒昂，臉上寫滿了明亮、自信、剛毅與智慧，充滿著一種對抗厄運、堅信未來的精神。
照片拍攝於1944年，5人左起分別是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他們都是西南聯大文學院教授，也正是聯大教授中的代表。
梅貽琦曾說過：“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教授是大學的中堅，西南聯大的教授隊伍更是由當時國內最頂尖的學者構成。他們有的思想深邃、識見卓絕，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聯大精神化身於此。
歷史學家陳寅恪
聯大教授中的“頭牌”，是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他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
陳寅恪早年遊學歐洲，雖沒有取得任何學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臘等多國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經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領域蜚聲世界。他的學問，被歷史學家傅斯年成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36歲就被聘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
清華園淪陷後，身體病弱的陳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輾轉來到聯大。在隋唐史課上，陳寅恪在第一堂課就告訴學生，自己有“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日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課，旁徵博引，指點中西，內容常常涉及歷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面，能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朱自清等教授旁聽。
陳寅恪雖然名望極高，但他的課卻並不以引人入勝見長，由於身體虛弱，他總是閉著眼睛授課，說話也慢條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徵了學術的至高境界。
馮友蘭教授
與陳寅恪不同，哲學系教授、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課格外吸引人。他授課不帶任何講稿，但引用斯賓諾莎、黑格爾和杜威時，隨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樣。他給大一學生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課，課堂上座無虛席，學生多得把窗戶都擠壞了。還好，他的聲音洪亮，足以傳到窗外。
在校園裡，馮友蘭常常一襲長袍，蓄著長髯，一副儒家聖賢的形象。留著長長鬍子的聯大教授還有聞一多，他被學生視為“完人”——富有創造力的學者、精力充沛的老師、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
作為古代文學專家，聞一多的《楚辭》課是聯大的“精品課程”。這是一個學期40多節的大課，整整一個學期，聞一多隻講了屈原的一首詩《天問》，平均每節課只講幾句詩。然而這門課卻一直門庭若市，深受學生歡迎。因為聞一多旁徵博引、思維嚴謹、見解獨到，可以啟發學生的學術思維。
與“土土的”文學院的諸位教授不一樣，法商學院教授張奚若總是穿著一身平整的西裝，隨身攜帶著柺杖，看起來像是一位商業大亨。
張奚若才思敏捷，談吐詼諧，講課引人入勝。但考試打分特別嚴格，嚇跑了許多學生。他最欣賞獨立思考的學生，即使觀點與他對立也無妨。考試成績公佈，幾乎沒有學生能得到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個學生選修張奚若的課，他們焚膏繼晷，但結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卻有一名學生得了100分。這件事在學校轟動一時，連校長都好奇哪個學生“有幸”得了高分。
相比文科，理工科更容易遭受戰爭的破壞，以精密的儀器為基礎的實驗科學尤其如此，但聯大的教授們卻在簡陋的教室和寒酸的實驗室裡，留下了一批達到國際水準的成果。
理學院最出名的教授是數學家華羅庚。這位小店員出身的教授，其貌不揚，加上跛足，剛到學校時很多學生都看不起他，但他很快就以勤奮和才華贏得了學生的尊敬。
由於生活困難，華羅庚用最便宜的價錢，租了一間牛圈上用來堆草的樓棚。牛住下頭，數學大師住上頭。在這個蝨蚊滿天飛舞的牛圈，華羅庚每晚工作到深夜。從1938年到1945年短短7年間，他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攻克了十多個世界數學史上的難題，完成了《堆壘素數論》及十幾篇論文。
如果說數學專業的教授尚可憑紙筆做出一流成果的話，那麼物理、化學等系的老師可就沒那麼容易。
為了繼續自己在美國留學時就開始的分子光譜研究，物理系教授吳大猷自己設計實驗設備。他利用搶救出來的分光儀的光學部分，加上一具低壓汞弧燈，在木架上拼湊成一個簡陋的分光儀，繼續開展科研。後來，他的學生楊振寧證實，自己後來的工作，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關於相對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吳大猷指導下寫的學士論文。
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出身顯赫，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後人，卻不修邊幅、邋里邋遢。他極少洗襪子，一直到穿爛掉為止，有時只在破布鞋裡穿一隻襪子。
曾昭掄的化學課，特別注重應用，如教學生如何製作防毒面具，甚至教學生如何淨化飲用水、建廁所。他特別關心時事，並獨具慧眼。諾曼底登陸的時間和他的推斷僅相差48小時，而地點完全一樣。即便這樣，他在聯大期間也發表了6篇高水平的化學論文。
今天，當人們回眸西南聯大時，最津津樂道的是“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聯大教授。儘管物質生活極端困苦，儘管思想觀念千差萬別，儘管授課方式各不相同，但無論是長衫學究還是拄杖紳士，嚴謹治學、賡續國粹、學術報國是他們共同的信念。
聯大哲學系教授金嶽霖在寫《論道》時，有人問他為什麼用這麼陳舊的書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國味”。他覺得，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
尾聲：不屈的聯大精神
在中國現代史上最困難的時期，伴隨著西南聯大短暫的歷史的，始終是戰亂、轟炸和飢餓。
雖然它的名字似乎佈滿了歷史的塵埃，但在近代乃至整個中國教育史上，聯大以艱苦的教學條件創造出卓越的教育成績，依然熠熠生輝。
師生中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學部委員)，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等4人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今天，人們形容西南聯大，最常用的兩個詞是“大師雲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們談論大學精神，仍常常以西南聯大作為例證。
它不僅僅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聯合，更是戰時中國知識分子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的聯合，學術成果與民族復興責任的聯合。“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絕徼移栽楨幹質”，“盡笳吹弦誦在山城”。這是聯大師生書寫的教育奇蹟。
總有一首詩詞讓你淚流滿面——《滿江紅·國立西南聯大校歌》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校圖書館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全體師生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碑。當天，學校宣佈正式覆校。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校歌的旋律，在聯大校園上空久久飄蕩……
轉自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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