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滅亡。宋太宗趙光義從其兄長趙匡胤手中以“非正常”方式取得的大宋天下以及除了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之外的所有子孫後代，幾乎被金國一網打盡。1127年四月一日，金國從汴京撤軍，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史稱偽楚。由於張邦昌原為宋臣，後降金，開封軍民對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舊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萬般無奈之下，張邦昌一面迎宋哲宗廢后孟氏入宮，尊為元祐皇后，垂簾聽政，自己退位，仍稱太宰，一面下詔書立趙構為帝。“大楚”傀儡政權僅存三十二日。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從河北南下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權，是為宋高宗，孟後歸政，李綱入相，他為天下人望所歸，宋高宗用他，一是迫於形勢嚴重，二是藉以招徠人望。李綱主戰，他的入相，最為主和的黃潛善、汪伯彥所忌恨。（南宋（1127－1279年）是北宋靖康之恥後宋室在江南建立的政權，與北宋合稱宋朝，共傳五世九帝，享國一百五十三年。）
即位之初，儘管宋高宗趙構對張邦昌說過不追究，但李綱不依不饒，宋高宗趙構內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為，僅過一月，就將其貶官賜死，成為宋朝唯一被殺死的文臣。張邦昌大節固然有虧，為公議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稱說“邦昌之僭，良有脅迫”，還是實事求是的，將其簡單的視為叛臣，似乎過於苛刻。
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國以張邦昌被廢為名，繼續大舉南侵。生性膽小怕事的宋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擄覆轍，七月，下達“巡幸東南”手詔（史稱建炎南渡），目的地為建康（今江蘇南京）。李綱極力反對，迫使他收回成命，招致宋高宗憎惡。
當時，兩河軍民自發建立山水寨以保衛家鄉，抗擊金軍，李綱命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前往聯絡，收復失地。黃、汪要撤銷張所的招撫司和傅亮的經制司，葬送兩河抗金的大好形勢，李綱據理力爭，但宋高宗偏袒黃、汪，御批同意。黃潛善讓自己引薦的御史張浚彈劾李綱，李綱憤而請辭。宋高宗虛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將其罷相。直到李綱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過，他是南渡以後最好的宰相人選，宋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擔心其主戰給給自己帶來“危險”。
李綱任相僅七十五日，他的罷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憤慨。攜棺應召的太學生陳東聽到李綱罷相消息，憤而兩次上書，希望宋高宗儘早罷黜黃、汪，認為“欲復中原，以定大計，非用李綱不可”，另一個布衣士子歐陽澈也上書直接指責高宗“宮禁寵樂”（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陳東與歐陽澈被斬於應天府東市，陳東四十二歲，歐陽澈僅三十一歲。宋太祖誓約有“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一條，誓約的內容上月剛由徽宗以衣帶詔的形勢傳送給高宗。高宗之所以大開殺戒，根本原因有三：
其一，陳東對他繼統合法性的懷疑，歐陽澈對他縱情聲色的揭露，都觸到了最痛處；
其二，唯恐陳東再次激起靖康學潮那樣的民變；
其三，陳東等上書主張複用李綱，堅決抗金，與其逃跑的決策針鋒相對。
因此，高宗必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贈官，又是賜田，官修史書也強調他是誤聽了黃潛善的挑唆，無非旨在減輕公論的譴責。
殺了陳東不久，高宗就下詔“巡幸淮甸”。十月，歲末，宋高宗分別將黃、汪分別遷為左、右相，把朝廷全權交給他們，自己則在行宮尋歡作樂，全然不顧中原軍民正與金軍浴血奮戰。
十二月，金軍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陝西，攻山東的東路軍在渡過黃河後由完顏宗弼分率一部直逼開封，完顏宗翰則親率中路直攻開封與其會師。這時的開封府尹兼東京留守是宗澤，他有效的部署了東京防線，粉碎了金軍夾攻的計劃。其後，他派人聯絡兩河抗金義軍，建立以東京為中心、兩河為屏翼的抗金防線。
其時，兩河山水寨星羅棋佈。河東的紅巾軍以紅巾為標誌，用建炎年號，曾奇襲金軍大營，差點活捉宗翰。五馬山寨義軍推戴自稱徽宗之子的信王趙榛為首領（其真偽莫辨，一般以為是假的），實際領袖是趙邦傑和馬擴，響應者達數十萬。八字軍由王彥領導，他是原河北宣撫司的都統制，招撫司解散後率殘部入太行山，部眾都在臉上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受其號令的有十餘萬人。梁山泊水軍以張榮為首，有戰船數百，士兵萬餘，這支義軍後由水路轉戰至兩淮。
同時宗澤派人與兩河義軍聯繫，讓他們做好接應宋朝大軍渡河收復兩河失地的準備。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書裡提出六月出師渡河的計劃，請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壯舉。但高宗置若罔聞；對宗澤的每次上奏，黃、汪都笑著以為他腦子有病。兩河義軍數十萬都受宗澤節制，稱其為“宗爺爺”。宗澤深知這些自發的義軍，是抗金斗爭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沒有朝廷的支持，遲早會歸於失敗。因而在開封秩序恢復正常以後，他一再上書高宗，呼籲還都，以號令抗金斗爭。宗澤留守東京一年，先後上了二十四次《乞迴鑾疏》。
七月，宗澤見坐失良機，憂憤成疾，與世長辭。死前，他沉痛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呼“過河”。宗澤一死，北方抗金形勢迅速逆轉，義軍被逐個擊破，官軍分崩離析，一年以後開封再次被金軍佔領。宋金戰爭初期，金朝有一個明確的戰略，那就是追擊立足未穩的高宗朝廷，俘獲高宗，以確保不再有一個趙氏政權與其為敵，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權能代表金朝統制中原地區。建炎三年二月，完顏宗翰派兵奔襲揚州，前鋒直抵天水軍（今安徽天長）。三日，高宗正在行宮行歡作樂，乍聞戰報，嚇得從此喪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帶領少數隨從策馬出城，倉皇渡江。傳說中康王泥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於此。
“”建炎南渡”之後，再一個歷史大事件，便是“苗劉兵變”。
當金軍攻入揚州，追至江邊，軍民不及撤退，死傷與落水者不計其數。朝野以為揚州大潰退的罪責都在黃潛善和汪伯彥的身上，宋高宗也不滿他倆不能早為合計，讓自己吃足了苦頭，遂將他倆罷相，任命朱勝非為右相，王淵籤書屬樞密院事，仍兼御營司都統制。王淵在揚州大潰退時擁兵數萬，對來襲的五六千金騎不作任何抵抗，不僅未罰，反而升遷，是因與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藍珪沆瀣一氣。在高宗從鎮江逃往杭州途中與到達杭州以後，這些宦官依然肆無忌憚，作威作福，強買民物，凌忽諸將，激起軍民極大義憤。
三月，御營司武將苗傅、劉正彥既嫉妒王淵驟然升遷，又忌恨宦官胡作非為，對高宗一味南逃也深為不滿，於是在杭州發動兵變。他們誅殺王淵和康履，脅迫高宗將皇位禪讓給年僅三歲的皇子趙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這次政變，史稱“苗劉兵變”。
這時，同籤樞密院事呂頤浩正在建康，禮部侍郎張浚則督軍平江（今江蘇蘇州），他們聞訊後即聯絡武將韓世忠、劉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劉兵變雖有合理的情由，卻也夾雜著個人野心，兩人既無深謀遠慮，又無明確目標，進退失據，見勤王大軍逼近杭州，就棄城而逃，宋高宗復辟。五月，苗、劉被韓世忠軍俘獲，兩個月後處死。
兩宋交替之時的“建炎南渡”和“苗劉兵變”，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面積最小的中原王朝的兩扇歷史大門，也決定了此後南宋朝廷的政治走向。而這兩個事件，和以後南宋的政治體制安排，都鮮明地打上了宋高宗這個長期養於深宮、不食人間煙火的性格烙印。宋高宗本來就懼怕地方武力和將領擁兵坐大，“苗劉兵變”更成了趙構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也加強了他的這個方面的心理，使趙構終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將，且頻繁調度將領，達到“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目的，從而使南宋重文輕武的情形加劇。
甚至因為苗傅拿徽欽二帝仍在北方來質疑宋高宗皇位的正統性，並以此為主要理由要求宋高宗退位，更加深了宋高宗對此事的耿耿於懷，對於他往後排斥北伐、傾向與女真和議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岳飛等主戰派將領“收復河山，迎回二帝”的口號使得趙構對其更加心存芥蒂，加上岳飛本人不合時宜地多次提到立嗣之事，使得君臣之間產生嫌隙，這也是日後岳飛被殺、主戰派失勢的重要原因。綜上所述，正是由於南宋開國之君這樣的性格特徵，使得南宋一朝，成為中原王朝歷史上最孱弱、最無能、最悲愴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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