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瑩宇
難以想象，一套服飾竟能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或由衰變盛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包藏禍心埋下滅亡之禍端！縱觀海內外，豎比上下五千年，這樣的奇異和怪誕，唯獨在中國的歷史上找到鮮活的例證，不得不說，“神州”的奇特，不是“蠻夷”能比肩。
就拿戰國時期赫赫有名“胡服射騎”來說吧。公元前340年，趙武靈王即位，當時，曾經強大的趙國正處於“落水鳳凰”或者“瘦死駱駝”那樣尷尬的境地，東胡、匈奴、林胡、樓煩等遊牧部落把它當成自家“小菜園”，依仗著騎兵“來去如風”的優勢，年年犯境擄掠打秋風；而鄰界的“中山”之流的小國也把趙國當成“病貓”，久不時來一次“張牙舞爪”，擒趙將、佔趙邑，把趙國修理得雞飛狗跳……眼看著國家就要上演一出“大象被蛇吞沒”的悲劇，雄才大略的趙武靈王開始長了心眼：自己的國家怎麼這麼倒黴呢，難道僅僅是國弱民衰、兵將貪生怕死嗎？他心裡明白，國家的盛衰，還是要看軍隊的強弱，胡人之所以“來如飛鳥、去如絕弦”，靠的是迅猛如虎狼的鐵騎；而趙國呢，依然是一成不變的傳統“兵車衝鋒、步兵步射”，一到地勢複雜的地方全變成“軟腳蟹”，哪裡對付得了奔弛迅速、機動靈活的胡騎……慢慢對比著，琢磨著，趙武靈王還真的瞅出門道來：胡人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非常方便；作戰時騎兵馬射，比起趙國兵車、長矛的笨拙，絕對是當世快速反應部隊！他想：如果自己能帶著這樣的鐵騎馳騁疆場，收拾敵軍還不是分分秒秒的事？
《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記載：“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趙武靈王這麼一改，不僅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也改革出了一個強大的趙國來：從胡服騎射的第二年起，趙國國力漸強，之後不但打敗了經常侵擾趙國的中山國，而且奪取林胡、樓煩之地，向北方開闢了上千裡的疆域，成為當時除秦國外國力最強的國家。梁啟超先生對趙武靈王的改革讚歎不已：“趙武靈王是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中的第一偉人，他與秦始皇、漢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劉裕）一樣，是中國歷史上四位取得對北方遊牧民族戰爭勝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後代子孫驕傲的一位。”
一場服飾革命，竟能帶來了一個盛世的輝煌，絕了。
自此，“胡服”成為趙國“國服”！
同樣的胡服改革，與趙武靈王相比，滿清統治者血腥推行的“剃髮易服”則是搬石砸腳的行為，自己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1644年，清軍入關，驕縱而陰險的多爾袞為為摧毀漢族、蒙古族及其他南方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從而來達到滿洲人統治中國的目的，於順治二年（1645年）初，主導清廷頒佈“剃髮令”，宣稱“自今佈告之後，京師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髮。若規避惜發，巧辭予辯，嚴懲不貸”，而且滿洲貴族還叫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同年7月9日，相繼頒佈“易服令”，規定“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強制推行滿服；史上稱之為“剃髮易服”。 所謂“剃髮”，就是強逼治下男人把前顱頭髮全部剃去，只留顱頂後頭發，編結成辮，垂於腦後，人稱 “捎小辮”、“金錢鼠尾”；滿族髮辮當作“真魂棲息之所，視為生命之本”，剃髮留辮是他們的光榮傳統；而漢人則信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成年後一般不輕易剃髮，而是把頭髮發綰成髮髻盤在頭頂上面；清廷強推“剃髮令”，乃是打臉之舉，摧毀別族尊嚴，迫使他們屈服淫威當“順民”，居心陰險至極；“易服”令則是讓他族去掉自己傳統服飾，改穿滿洲人的長袍馬褂，製造天下皆為滿人圈套，混淆視野，其實是為了實現50多萬滿人統治5000多萬他族人民的戰略……不得不承認，“剃髮易服”就是一個陰狠毒辣又行之有效的招數，是一個陽謀，它不僅可以迫使關內各族人民全盤滿化，又可以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為由頭，大量清洗和殺戮潛在的抵抗者，削弱反抗力量，迫使他族無法組織和進行有效的抵抗，進而鞏固其對其他民族的統治。史稱“江陰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便是滿清統治者針對江陰、嘉定兩城抗拒 “剃髮易服” 軍民而實施的屠城暴行，慘絕人寰……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約有10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剃髮易服”， 清政府的這種暴力行為，一時間是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但也為清朝後來的衰敗埋下了禍根。
當時流逝到王朝末期，中 山先生一以“驅逐韃虜，恢復中 華”為口號，呼籲民眾武裝推翻滿清政府時，結果是一呼百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想，那熊熊燃燒革 命激情和深惡痛絕的仇恨目光，肯定與清廷當年實施“剃髮易服”暴政有關，起碼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國恥族辱永遠不能忘懷。
人不能選擇時代，但時代可以締造先行者！
同治五年（1866年)農曆十月初六寅時，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一個破舊房屋裡，突然傳來嬰孩呱呱呱墜地聲，孫家孫達成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一個大胖小子，啼聲異常地響亮。根據生辰八字排盤，小孩“命居於五行兩個長生，還有一旺一祿，木旺極（木太旺反因此而病，木入肝經，先生的確因肝癌逝世），官星貴人同位，大貴之象”，遂取乳名“帝象”，記在族譜上則是大名“德明”；上學後，又取名為“文”，這個小孩就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中 國近代民 族民 主主義革 命的開拓者、中國民 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中 華民 國和中國 國民 黨的締造者、三 民主義的倡導者、中 華民 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國*父”孫 *文孫* 中* 山先生。
我不知道中 *山先生幼年是否遭受“剃髮易服”之苦，因為那時已是清朝末年，國人已從當年的殊死抗拒變成了含垢忍辱的接受了。但是，清廷腐朽的統治讓中 山先生飽嘗生存的艱辛。九歲那年，先生才得以入村塾讀書，接受教育；十三歲便跟隨母親赴檀香山，在長兄資助下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系統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因為目睹滿清政府的賣國、專制和腐敗，遂產生反清和以資產階級政治方案改造中 國的思想。
1894年11月，中 山先生從上海去檀香山，取“振興中 華”之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 國，創立合眾政 府”為口號，募款組織“興 中 會”。
1895年，中 山先生回到香港，與友人在中環士丹頓街13號成立生平第一個革 命組織——香港興中會總會，組織軍事訓練，募集資金，積極準備廣州起義；然而，由於事先洩密，原定當年重陽節為起義之日以失敗告終，多數會員被捕處刑，中 山先生則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11月，中 山先生避往日本，並於此時剪掉辮子，改穿西服。
1905年8月，中 山先生“乃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諸志士，於日本東京創立中 國同盟會，就總 理職。同年發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 義，嗣後即以此三 民主 義為革 命綱領，督率同志，屢興義兵，及遭喪師敗績者，曾不下數十百次，而革 命鬥志，終未稍減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 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中 山先生在美國得知消息後，於12月下旬回國，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一票的方式十六票贊成一票反對的結果選舉為中 華民 國臨時 大 總 統；1912年1月1日，中 山先生在南京宣佈就職，組成中 華民 國臨時政府；2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
歷史彷彿在不斷輪迴，實施267年殘酷統治的滿清王朝被漢族人主導的革命志士徹底推翻了，像喪家之犬一樣，被驅出蒼涼暗淡的紫禁城，惶惶不可終日……想當年多爾滾之輩殺關內時的暴戾恣睢、大肆屠戮暴行，今日的下場，也許就是冥冥之中的報應吧！
中 華民 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就任臨時大 總 統的中 山先生立即頒發《剪辮子令》：“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羶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 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舊染之汙，作新國之民，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尊者，以違法論。”剪辮子令得到社會各界熱烈擁簇，特別是漢族同胞；據許金城在《民 國野史》中記述：“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我相信這樣的記載絕對是真實準確的，你別小看這只是一條辮子的剪與留，它象徵的是一個王朝的崩潰和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中 山先生等多少革 命仁人志士終生的追求，和“驅除韃虜，恢復中 國”夙願最直觀的表達，讓人心潮澎湃、熱淚盈眶！
隨著《剪辮令》的頒發，國人絞斷了滿清強加頭頂的“辯子”，獲得了民 主和自由。但是，身上的長袍馬褂呢，該不該也廢除？想當年，滿清大搞“剃髮易服”，多少黎民百姓慘遭殺害，血流成河；而今風水輪流轉，漢人奪得了天下，改朝換代啦，難道，還要容忍寬襟大袖長袍滿街飄拂，馬褂瓜皮帽肆意晃盪嗎，是不是也該掀起一場“易服”的革命呢？
其實，早在清末，朝廷之中就對傳統“滿服”有不同的意見，特別在軍中，呼籲仿效西洋式的新 軍 軍 官軍服，在全國推行新式陸軍訓練軍制改革之聲不在少數，比如袁 世 凱，就是採用德國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在營軍衣均須窄小，尤須大眾一律”。但是，這一些均止步于軍營之中，朝廷上下和黎民百姓依然需要穿著滿清制定的傳統服裝，用現代人的思維來理解，這的確是一件讓人感到遺憾和不爽的事情。
如今回想，中 山先生當年是否也在為“易服”而揪頭扯發、夙夜難眠呢，這應該是一個謎團。但是，一套由先生主導設計的充滿漢民族傳統特色、富有“簡便、舒適、挺括”特點的“中山裝”服式橫空出世，並且在先生就任中 國 革 命政 府 大 元帥時公開亮相，全國的眼球一時間全被吸引到廣州——
中山裝！
對，就叫做中山裝！
於是，一套新政新時代的服飾標杆就這樣誕生，叫人不得不油然欽佩。
有關史料是這麼記載的：辛 亥革 命以後，中 山先生覺得當時的服裝不足以顯示辛 亥革 命成果，應當有一個代表中 國人民的辛 亥革 命成果的服飾，於是中 山先生便結合西服和一些特殊含義創造了中山裝。
史載所謂“特殊含義”，應該是指中山裝“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形制隱涵著中 山先生設計時賦予服裝深層思想和政 治含義，比如：4個袋代表禮、義、廉、恥；衣袋上的4個紐扣寓意人民擁有選舉、創制、罷免。複決四權；_筆架羞象徵對文化人的倚重；5個門襟扣象徵五權憲 法（一說象徵漢、滿、蒙古、回、藏五族共和）；3個袖釦則代表三民主義：衣領為翻領封閉式，表示嚴謹的治國理念；背部不縫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這個說法流行甚廣，特別是在大陸，已經成為“常識”。但是，在我查閱了不少資料中，發現不少專家學者頗為不以為然，因為在民國時期大量官私文獻中，沒有證據支持孫 中 山或國 民 政府曾賦予中山裝特殊的政 治含義；反而是《北洋畫報》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發表的一篇妙觀的《中山裝之起源》頗有意思，文中談到：“昨晤自南來某要人，為述民 黨制服之起源，始恍然於所謂代表三 民 五權等說，均屬牽強誤會。某之言曰：‘昔先總 理在粵就大 元 帥職後，一日，擬檢閱軍隊，欲服元帥裝，則嫌其過於隆重不適於時，西服亦無當意者，正檢閱行筐中，得舊日在大不列顛時所御獵服，頗覺其適宜，於是服之出，其後百官乃仿而制之，稱之曰中山裝，至今式樣已略有變更，非復先總 理初時所服者矣。’云云。某君隨侍中 山多年，其說當不虛也。”
當然，也不能說關於中山裝的三 民 主 義、國之四維、五權憲法等政 治含義全都是無稽之談。自古以來，國人一向喜歡給服飾賦予社會政 治功能，《周易·繫辭下》就有這麼一段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直接了當地將服飾同“天下治”聯繫起來，可見服飾在古代禮制系統中佔據著多麼重要的位置。而歷代新王朝建立時，也是喜歡“改正朔，易服色”，滿人入關後推行的“剃髮易服”就是強而有力的證據；就是中 山先生也沒能免於俗流。早在1912年，先生就提出制定中 國自己的禮服：“禮服在所必更，常服聽民自便……禮服又實與國體攸關，未便輕率從事。且即以現時西式服裝言之，鄙意以為尚有未盡合者……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同時又須絲業、衣業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國內產品，實有厚望焉。”當然，不可否認，中 山先生原初對自己創制的中山裝的定義是非常樸素的：“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不像西裝那樣，除上衣、襯衣外，還要硬領，這些東西多是進口的（當時這些東西多從外國進口），費事費錢。”但是，中國服飾在傳統中天然佔據的政治地位，註定它必然在歷史的變遷中被不斷地被加入新的功能，承載著新的意願，不管是人為的還是無意識地。
中山裝這樣一種由偉大的革 命先驅者親自設計、以他大號命名，同時又被廣大民眾喜愛和信仰的服裝，它的發展和“進化”，更不是哪個人所能把控了——
1919年，民 國憲法制定時，就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遵奉中 山先生之法。
1928年3月，國 民 黨內政部要求部員一律穿棉布中山裝；次月，南京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著中山裝”。
1929年4月，第二十二次國務會議議決《文官制服禮服條例》： “制服用中山裝。”中山裝經國 民政府明令公佈而成為法定的制服。
1936年2月，蔣 *介 *石下令全體公務員穿統一制服，式樣為中山裝。從此，中山裝真正正式成為全國公務員的統一制服。
……
由此可見，中山裝後來被賦予“三 民主 義、國之四維、五權憲 法”的寓意是在所難免，甚至是“眾望所歸”，當然也可以說是“被綁架、被強姦”；但是，歷史總要變遷，時勢總要發展，當你尚在不知不覺之間，原本可能僅僅作為時代風潮引領者的中山裝，早已變成被國人推上神壇，禮頂膜拜，視若明神……懷著對中 山先生的無比崇尚和狂熱之中，它已經脫胎換骨，變為激勵中 華 民 族砥礪前行的一種力量，一種精神，一種信仰……我想，這是絕對是國人發自內心的美好願望，就算是中 山先生也沒法預料到、無法制止吧。
其實，世間多少繁華紛亂，又有誰能看清人事波瀾呢？就拿先生大名“中山”由來來說吧，先生姓孫名 文，號逸 仙，然而，後世永遠記住的是國 民教育家章士釗誤將“孫 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名）嫁接在一起改造而成的“孫 中 山”這個名字。
那麼，“中 山”之名又由何而來呢？據載，1897年，為逃避潔廷通緝，先生流亡日本，化名中山樵；中 山是日本明治天皇母親的姓氏，先生欽佩明治天皇推動明治維新之舉措，便取其姓中 山，加上自取之名樵，便成中山 樵。1903年，日本友人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記載先生革命事蹟，章士釗先生如獲至寶，立即將這書中有關先生的段落翻譯為中文，書名為《大革 命家 孫逸仙》，之所以不叫《大 革 命家孫 文》，是因為當時清政府把先生視為國賊海盜，在通令緝拿書中特地註明“孫 文即中 山樵先生”；如果書名 “孫 文”是無法出版的；不料章士釗的日文是“自學成才”，未獲真諦，結果一疏忽，竟把“孫 文即中山 樵先生”譯成了“孫 文即孫 中 山先生”；由此，孫 中 山這個新名字便被章士釗先生創造出來。《大革 命家 孫逸仙》一書出版在辛亥革 命八年之前，中國人當時知道孫 文孫 逸仙的甚少，也不知孫 逸仙為何方人物，反覺得這個被髮明出來的“孫 中山”頗具親和力；於是，到《大革 命家孫 逸仙》一書再版時，又更名為《大革 命家孫 中山》，一時間以孫 中 山為名的革 命事蹟立即廣為傳播，名揚大江南北；搞笑的是，就在先生大名變得寰喻戶曉時，先生本人還不知道大 革 命家孫 中山說的就是他自己……但這個美麗的疏忽和譯誤，卻為武昌起 義勝利後17個省有16個推舉先生為中 華民 國臨時大 總 統打下基礎。如果沒有章士釗的譯誤，如沒有《大革命家 孫 中 山》的出版，或許，中國的歷史就會重寫了！
但是，歷史選擇了譯誤，選擇了“中 山”這個名字，可能這就是古人所言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吧？其實，在中華民族千年長河裡，“中 山”一詞也在不斷地若隱若現著，時不時在某個歷史拐點裡拋頭露面：戰國時期，因為有“中 山”小國的以小欺大，促使趙武靈王的“胡服射騎”；章士釗的譯誤，成就了一個名“中 山”的清暴政掘墓人，還給琅琅乾坤一個青天白日；而先生又創造出一套歷經百年依然長盛不止的“中山裝”，又被世人奉為服飾經典、精神指向……這也許就是中 華民族文化歷史的神奇和魅力所在吧！
（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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