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中國歷史上很有趣的一個人物，包括他的為人、為政，甚至連篡位方式也是獨一無二的。
首先他不是軍閥，沒有在戰場上建立過啥驚天動地的豐功偉績或者拉起一支忠心不二的隊伍足以讓手下的將領幫他黃袍加身；其次他也不是純粹的權臣，王家作為外戚雖然已經經營了數代，但王莽本人只是王家的邊緣人物，真正進入權力核心也沒幾年。他唯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設，而且是一個從儒家標準看近乎完美的聖人級人設：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禮賢下士、廉潔樸素、嚴於律己、平易近人、全心全意地為漢朝人民服務。如今已經很難搞清王莽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畢竟由於後世的壞名聲有關王莽的史料多多少少被“汙染”過了，但起碼在當時來看，他的或真或假的“表演”確實征服了人心，最後在朝野上下萬眾擁戴人心所向中登上了帝位。正如白居易的詩中所說：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然而王莽的非暴力篡位，當然不是僅靠賣人設就足夠的，其背後的原因與西漢後期制度的僵化以及儒學宗教化後的政治迷信大肆傳播息息相關。這一切要從漢元帝說起，當年漢宣帝對自己的兒子曾有一個評價：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宣帝）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朝最早尊奉的是黃老哲學，從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以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個性，當然不可能完全依循儒家之道，直到昭宣時期，也依然是“霸王道雜之”，但自漢元帝開始，儒家在官家在民間在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且還不是原始儒家，而是董仲舒經過神學化改造的今文學說公羊家那一套。無論是帝王的詔誥還是大臣的奏疏，莫不引經據典，無一不有出處；而各級官員都把春秋決獄三百篇當作了紅寶書，所謂：
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
而且今文學說特別迷信讖緯之術，根據董仲舒的 “受命”理論，真命天子在位應該有各種“祥瑞”或“符瑞”出現，如黃龍、麒麟、鳳凰、甘露、朱草、靈芝等：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室，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
而當天子出現過失時，“上天”則會用種種“災異”來提出“警誡”和“譴告”：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政，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但自然災害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漢宣帝時祥瑞出現得很多，但到了元成哀平四朝，災異卻頻繁出現，於是在上上下下的迷信中，全天下都充斥著“漢朝藥丸”的氛圍。漢元帝開始，西漢社會確實開始走下坡路，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進入了經濟的新常態。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大肆掠奪，社會上升通道阻塞、社會矛盾叢生，以至於名臣鮑宣有著名的《民有七亡七死疏》，但客觀地說，雖然貧富差距巨大，但這個時期離昭宣中興不過幾十年時間，人民財富得到空前積累，人口達到驚人的6000萬人的規模，漢朝國力並沒有很大衰退，很多矛盾也並不是根本性的，若是拿中國兩千年帝制的循環規律來衡量，那離農民起義還遠的很。然而那些被公羊學洗腦的儒生們卻不這麼看，他們根據自己的一套“天人感應”的神學理論，堅持認為已經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帝位必須禪讓給其他的有德者。包括各種真真假假的讖緯、五行、星象源源不斷地出現。甚至在漢昭帝時，就有一個儒家書呆子眭弘上書要求昭帝退位：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承順天命。
可悲的是，連該學說的主要受害者漢朝皇帝們對此也是深信不疑，如漢哀帝就搞了一場“再受命”的鬧劇，他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陳為舜後，劉為堯後。以舜代堯，一應天命”，並恢復前代一切已廢的神祠凡七百餘所，一年祭神三萬七千次。結果並無個卵用，他自己也在25歲的壯齡去世，將皇位留給了自己才7歲的堂弟。這時王莽再度粉墨登場，所謂天下望治，待聖人出，而王莽看來就是這個公羊學家們所期盼的大聖人，當時甚至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請授予王莽“九錫”，也就是支持他取代漢帝登基，無論天時與地利如何，起碼在人和上，在理論界與輿論界，王莽佔據了制高點，為自己贏得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治理環境。然而可惜的是，短短几年的功夫，王莽就把一手好牌打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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