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倪方六老師的《中國盜墓史》一書
在民國期間，最活躍的外來文物盜賊是日本人。而在他們活躍的幕後，也有著眾多的中國文物販子作為幫兇。
日本是長期覬覦中國優秀文化資源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對中國進行文化掠奪的國家之一。早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便根據顧問九鬼隆一的《戰時清國寶物收集辦法》，頒佈了《敵產管理法》，要求對被佔領國圖書文物的“蒐集”。
九鬼隆一
民國期間，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其侵華的動機之一，就是掠奪中國財富，大量的中國文物被搶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國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國，其國內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無不藏有中國寶物，如果沒有幾件像樣的中國古玩“鎮館”，那就不是博物館。
由於有了這項“侵略國策”，日本軍人在中國境內是無惡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國文物當戰利品送給日本皇室。旅順口東面黃金山下的唐代崔訴鑿井題名碑刻，這是原存於東北地區的惟一唐碑。在20世紀初，侵佔旅順的日本海軍司令富岡定恭便將之盜走了，並作為佔領旅順口的紀念禮物掠運回日本，獻給了天皇。此物現存放於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皇宮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內，碑亭正面的石桁上還刻著“唐碑亭”三字楷體亭名。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各部專門配備了“文物蒐集員”，他們受過專門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每佔領一地，“文物蒐集員”便對當地文物古籍進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大肆盜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瘋狂進行的。
為此，日本派遣各種“考察團”，分赴各地區對文物、書刊等進行搜索和甄別。除了軍方以外，日本還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國圖書文物的專門機構，如“滿鐵調查部”、“中國中部佔領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以及設在日本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等等。還有一些所謂的學術團體，如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日本東亞文化協會等等，專門在華從事文物掠奪和破壞的所謂“研究”。
從清末開始，日本人就有計劃在中國境內進行盜掘活動，成批有雙徵身份的日本考古專家、歷史學者進入中國，在學術研究的旗號下，對中國境內，特別是東北境內的古墓古遺址進行盜掘。其中有兩個時間節點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後中國東北地區成了日本盜墓賊的樂園；後者暴發了“盧溝橋事件”、國都南京淪陷，此後，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所有被佔領區都能見到日籍盜墓賊的身影，中國成是日本盜墓賊的天堂。
圖為大谷探險隊帶著中國文物離開西域
他們在行盜時，手段和名義很多：或以“探險”為名，如大谷中國探險隊；或以“學術考察”為名，如鳥居龍藏在中國境內的活動；或以中日“聯合考察”為名，1927年濱田耕作等人在中國旅大地區的盜掘活動；或以“旅行”為名，如由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帶隊分別帶領的三個日本“學術旅行隊”，在江浙地區的盜掘活動……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義，在中國境內進行公開盜掘活動。如1935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調查”遼慶陵；1938年，“奉天國立中央博物館”館長三宅悅宗、齋藤武一帶領“考古隊”，盜掘撫順遼金時代土城遺址；由帝國東京大學等高等學術機構，以東亞考古學會名義派出的各種“考古隊”在中國境內的盜掘。
1930年10月鳥居龍藏在遼慶陵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拿中國活人作毒菌試驗、進行活體解剖一樣，日本人也把中國的古墓古蹟當作他們的考古實驗對象和教學實習基地。他們在中國的盜掘活動，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專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關野貞、竹島卓一、池內宏、田村實造、小林行雄、鳥山喜一、三上次男、駒進和愛、黑田源次、鳥村孝三郎、齋藤武一、田中堯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國境內盜掘的經歷。
鳥居龍藏
日本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盜，想怎麼挖就怎麼挖；能盜多少就盜多少，連墓中隨葬的果子、點心都要盜走，是國際大丑聞。有日本學者後來公開辨稱，他們在華行為是科學的考古活動。試想，如果中國學者到日本，你們能允許他們這麼“隨便挖”麼。
1972年，新疆考古專家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編號為72TAM225的墓葬發現了一幅絹繪伏羲女媧精美畫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上半部哪去了？後來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內呢。原來，當年日本人在西域盜掘時，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頭像的上半部。
這樣的例子很多。位於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國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1988年被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榮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盜過，後來共和國的考古工作者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仍發現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當年是科學考古，是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事情的。
參照《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等公開資料
對1900－1945年間日本人在中國境內的
主要盜取或涉嫌盜取的活動統計如下
1902年，大谷中亞考察隊開始在新疆活動，這次主要調查克孜爾石窟和庫木吐喇石窟，盜取了一部分壁畫。
1905年，鳥居龍藏在旅大地區作過初步考古調查的基礎上，深入整個遼東半島以及東北的大部分地區活動，進行盜掘。盜掘活動一直延續到1911年。
1906年，大谷中亞考察隊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國西北地區活動，開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魯番“調查”，盜取中國文物。
1906－1908年，東京帝國大學關野貞在河南鞏縣和洛陽地區活動，調查龍門石窟，陝西漢唐陵墓，以及山東的漢畫像石，通過文物販子購買畫像石。
1908年這個時候，雖然山東已經設立“憲政調查局”來調查古物，當地縣令也曾下令不準關野貞把這些文物帶回國，但晚清政府並沒有力量阻止關野貞把這些資料從膠州灣裝船運走。
1920年關野貞跟伊東忠太再次來到山東，曾在濟南的圖書館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畫像石，旁有一段說明：“光緒三十四年，先後為日本人所購，運過濟南，餘以此石為吾國古物出[此處原文有闕]貳購留之，而薄懲出售之人云雲”，他覺得頗為汗顏，並且表示應當深思。見伊東忠太《山東見學旅行記》[收入《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第五卷《見學紀行》，龍吟社，1936年]，366頁
1909年，橘瑞超在樓蘭遺址附近發現的一個城址上，竊取“李柏文書”。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濱田耕作在旅順刁家屯等地盜掘漢墓。
1918年關野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活動,“調查”當地古代建築、陵墓和佛教藝術，通過文物販子獲取中國文物。
1922年，常盤大定在河北邯鄲一帶活動，“調查”附近始鑿於北齊年間的響堂寺南北石窟。這兩個人之後均出版過多本畫冊，裡面展示了天龍山石窟、龍門石窟、響堂山石窟等精美的石刻。也間接成為這些石窟遭遇後來的不斷盜竊的發端。很多國外買家與中國文物販子大肆勾結，盜取文物。使我們現在再去看這些地方時，已經是千瘡百孔滿目瘡痍。
1927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由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約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馬衡、沈兼士等，在東京聯合組成東方考古學會。以聯合考察名義，盜掘旅大地區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後中國學者陸續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原田淑人主持盜掘了旅大地區牧羊城遺址，同時“調查”了牧羊城周邊的古墓。1931年原田淑人與參加這一“調查”的學生駒井和愛，還合撰了《牧羊城》一書。同年5月，在臨淄縣，盜得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
1931－1934年，由原田淑人帶隊，池內宏、鳥山喜一、駒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負責，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寺廟殿堂址1處、門址2處、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處亭榭址、1處殿址及外城牆垣。還對渤海國大型石室墓“三陵墓”進行了簡單的清理和盜掘，盜走了一批中國文物。後原田淑人後與學生駒井和愛合撰《東京城》一書，於1939年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五冊出版。
1933年，日本人盜掘了顧鄉屯地點，並“調查”了遼代帝陵，為日後盜掘作準備。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紅山一帶盜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銅器，包括一些掠奪來的文物，先後贈給日本帝國大學的上治寅次郎、東亞考古學會。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為首的“滿蒙調查團”進入赤峰，在紅山周圍挖掘了幾座石棺墓，將所有的文物標本悉數盜走，運回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老闆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盜取中國文物。
1934年，關野貞、竹島卓一等盜掘遼上京遺址、遼中京遺址、慶州府遺址、永慶陵，盜獲了包括永慶陵壁畫在內的一批中國文物。
關野貞
1935年，三上次男在內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盜獲了一批中國古陶瓷標本。
同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再次“調查”遼慶陵，後寫出了《林東古蹟踏查記》一書。
同年夏初，濱田耕作率領東亞考古隊對內蒙古赤峰紅山後遺址，進行了長達21天的發掘。其中被掘居住遺址2處，墓葬31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紅山後》一書。
1935－1936年，濱田耕作、池內宏在中國東北集安盜掘通溝高句麗壁畫墓，盜走一批中國文物。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到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和龍門石窟一帶活動，盜取中國文物。
濱田耕作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金上京遺址(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盜走出土中國文物。鳥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遺址盜掘過。
同年，園田一龜對黑龍江阿城縣金上京會寧府遺址進行大規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對內蒙古中部和東部的歷史文化遺蹟進行了“考察”，盜走了大量中國文物偷送回日本，併合作出版了《內蒙古高原橫斷記》一書。
1937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從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軍侵佔的山西大同，對雲岡石窟進行“調查”和實測，盜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岡上的北魏佛寺遺址和陽高漢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帶學生駒進和愛，先在平壤樂浪土城“調查”；7月到達元上都遺址，進行盜掘活動，盜走一批中國文物。兩人合編有《元上都》。
同年11月，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帶活動。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多次進行挖盜。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盜走大批中國遼瓷標本。
1938年，原田淑人到北魏平城遺址一帶活動。
同年，“奉天國立中央博物館”館長三宅悅宗、齋藤武一帶領“考古隊”，盜掘了撫順遼金時代土城遺址，持續到1939年。
同年5月，三個日本“學術旅行隊”分別由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帶隊，從東京出發，到江浙一帶活動，開始盜搶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西湖博物館，盜掘南京六朝墓地、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盜獲的中國文物共計129件。
1939年，東亞考古學會組成由田村實造、小林行雄為領隊，釣田正哉、齋藤菊太郎為助理的“遼慶陵考古隊”，全面盜掘了遼代帝王陵，時間長達3個月；從遼太祖阿保機陵內盜走阿保機夫婦玉冊殘簡等一批珍貴中國文物。
同年，齋藤武一、田中堯雄等在撫順大官屯窯址、遼陽土城、塔灣及八面城等遺址盜掘，掘獲大批中國文物。
同年夏，鳥村孝三郎在山西大同方山進行“考古調查”，盜獲了一批中國古陶瓷標本。
1940年，日本人對佔領區的中國文物開始全面盜劫。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東亞文化協議會，在中國華北地區頻頻活動，由原田淑人主持，盜掘邯鄲趙王城和北魏平城遺址。
同年，時任吉林高等師道學校助教山本守等人，在喀喇沁旗和寧城縣對當地遼墓進行“調查”和盜掘，蒐集了一批遼三彩。
1941年，和田清、島田好等“調查”吉林烏拉街、輝發、哈達各地有關清太祖的遺蹟。原田淑人領導的“考古發掘隊”，在遼陽先後共盜掘磚室和石室墓l8座(未含零星盜掘數)，其中有南林子和北園村的壁畫大墓2座，壁畫被徹底破壞。
同年，受聘於滿蒙“古蹟保存協會”的三宅俊成，在赤峰林東一帶“調查”遼代遺蹟，蒐集了一批遼代文物，事後出版《林東遼代古蹟調查記》一書。
同年，關野雄盜掘臨淄齊國故城和滕薛二國故城遺址等。
同年，日本人又在周口店和殷墟等在活動，進行盜掘。
同年，“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突然失蹤，至今下落不明，這事兒與日本人有直接關係。
1942年，原田淑人盜掘曲阜漢魯靈光殿遺址，持續到1943年。
同年春，日本駐軍盜掘吉林琿春八連城遺址；
同年7月，東京大學教授鳥山喜一、駒井和愛等人大規模盜掘今吉林省琿春市境內八連城遺址、兒玉重雄盜掘了赤峰境內的英金河南岸的蜘蛛山遺址，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瓦當。
同年八月下旬，長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復來平組織“周口店調查所”，繼續盜掘“北京人頭蓋骨”遺址，並強迫裴文中參加。
同年11月，在南京城南盜掘出土了玄奘靈骨。
1943年，鳥山喜一在吉林和龍縣西古城一帶活動，進行盜掘。
同年，兒玉重雄、用中共雄等人在猴頭溝缸瓦窯“考察”，並蒐集了一批遼瓷標本。
同年，原田淑人在赤峰林東“考察”遼祖州城，5月份，日本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島田正郎，率領“祖州考察團”在遼祖州盜掘了41天，所有發掘品悉數偷運回了日本國，並於1955年出版《祖州城》一書。
1944年，日本古陶瓷學者小山富士夫等人，先後盜掘了赤峰缸瓦窯、林東日音高勒窯、遼上京內瓷窯，將全部發掘品偷運回日本。
…………
以上統計並不全面，事實上比這更多。但從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日本人在中國的盜墓活動到了瘋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國列強造成的破壞要嚴重很多，活動次數亦最多，像孫殿英這樣的中國本土盜墓大賊也不敢明目張膽盜墓，而日本盜賊肆無忌憚，近乎瘋狂。
有日本學者辨稱，上述日本人在中國的“考古”活動，對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特別是東北亞的學術研究是有貢獻的，有的研究成果還是惟一的，中國人也沒有研究出來。這觀點荒唐至極。關野貞早就拍過佛光寺東大殿，但是也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什麼年代的，竟然得出“中國無唐代木構”的錯誤結論，最終還是我國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冒著戰火威脅前往調研得出結論。
近來有中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人民國時期在中國境內瘋狂盜掘文物資源，特別是熱衷於遼文化、高句麗文化的研究，其是另有目的和野心，企圖通過考古發現，分裂中國，證明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在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就不只有一個不隸屬於中原王朝的政權的存在，為他們出兵霸佔東北和滿蒙獨立論，尋找歷史依據——日本人進行文物盜竊背後的用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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