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志，1917年生於山東。1936年，獨立製作了一批“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石膏模型。1939年，模型在丹麥哥本哈根世界人類學大會上展示，受到科學家的廣泛讚譽並被多國博物館收藏。1949年以後開始向古生物學研究轉型。1957年，在貴州發現一種脊椎骨骼化石，經鑑定，這是一種比陸生的恐龍更為古老的水生爬行動物，在中國乃至亞洲屬首次發現。楊鍾健以發現者胡承志和發現地貴州命名為“胡氏貴州龍”。此後，大量的海生爬行類化石在西南地區陸續被發現，構成了一個年代長且門類齊全的海生脊椎動物群——貴州龍動物群。

1965年，胡承志根據他人採集的兩顆猿人牙齒化石，查閱大量中外文獻，縝密對比，鑑定並命名為“元謀人”。1973年，在《地質學報》發表《雲南元謀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論文。胡承志的標本鑑定與研究為中國大地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提供了佐證。“元謀人”被編入中國歷史教科書。1964年至1968年，地質部門先後4次發掘，採出化石30噸。經過胡承志等人4年細緻的化石清理和修補復原，修整出一具長約15米，高近8米的恐龍骨架。胡承志將它定名為“巨型山東龍”，是世界上已知鴨嘴龍類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鳥臀類恐龍。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龍化石”為題的巨型山東龍研究項目獲1978年科學大會自然科學獎。2001年胡承志作為第一著者的《巨型山東龍》一書出版。

學 徒

1936年，一位年輕人制作的一批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模型，漂洋過海，以其精湛的技術贏得了西方古人類學家的稱讚。抗戰期間，“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丟失，模型成為絕版。如今，80多年過去了，當年那位年輕人已百歲高齡，因為他的健在，我國近現代地質學界的那些往事，沿承清晰有序。老人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今的一根絲，人們接觸他，就能感知一個時代微細綿長的脈搏。

他就是胡承志先生。從製作模型的學徒到成就斐然的古生物學家，胡承志漫長的科學生涯可謂起伏跌宕，歷經抗日戰爭以前的平穩發展，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的倉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地質機構的調整重組以及改革開放以後的蓬勃發展。他是中國地質事業和自然科學博物館事業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我國第一個近代科學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在北京市西城區兵馬司衚衕9號（現15號）。20世紀30年代行走於此的人，胡承志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胡先生生於1917年，13歲時父親去世，因家貧而輟學。1931年3月，經鄰居介紹，14歲的他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實驗室，給加拿大學者、解剖科主任步達生（Davidson Black）當雜工。那時，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合作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主要開掘周口店猿人化石，做新生代地質、古人類和史前考古研究。

胡承志到協和醫學院之時，正值裴文中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後不久。“北京人”的出現為達爾文從猿到人理論提供了直接證據，確立了直立人階段在人類發展中的地位。因此，新生代研究室乃至地質調查所的工作正處於興盛階段。胡承志很快被調到這個室，即現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地點在協和醫學院婁公樓。

最初，胡承志只是一個書童，為學者們去兵馬司9號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借書。步達生不會講漢語，胡承志苦學英語，數月後即可會話。觀察到胡承志手腦兼敏，靈巧聰慧，步達生挑選他學習修理“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胡承志由此成為一名小學徒。

1934年，步達生去世，德國學者魏敦瑞（Frnaz Weidenreich）從美國來北平，接替步達生主持研究，聘請蔣漢澄到新生代研究室製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隨學習。據胡承志回憶，“每天工作恆在十五、六個小時左右”。由此，他與一批地質名家、與“北京人”化石結下不解之緣。

距裴文中發現第一個“北京人”頭骨化石七年之後的1936年，賈蘭坡在11天裡陸續發現三個“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據黃汲清先生回憶，那時“‘新生代’研究熱潮乃達於頂點。自此以後猿人頭骨續有發現，併發見猿人石器和與猿人同時的各種哺乳動物群。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詞乃傳遍世界各學術雜誌和報紙”。

1936年，19歲的胡承志獨立製作了一批“北京人”頭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賈二人所發現的化石。他在模型的內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來色澤，除重量不同外，與原標本幾無二致。如今，這批模型貯存於南京地質博物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中國地質博物館。

1936年發掘現場。

胡承志的這批模型同樣被西方博物館珍藏。他在自傳中寫道：“

國外的一些博物館，如巴黎人類學博物館保存的胡承志製作的“北京人”頭蓋骨模型，極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帶往歐洲的。這位獲得極高讚譽的製作者，當年只有22歲。

北京人頭蓋骨復原圖。

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保護公產，兵馬司9號換上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插上了美國國旗。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裴文中等人上午在西城兵馬司9號上班；下午到東城協和醫學院上班，兩頭支應。

1941年，時局緊張，美國組織撤離華北僑民。同年4月8日，魏敦瑞在回美之前，為他的助手胡承志出具了一紙證明——

“此信的持有者胡承志先生自1933年11月就業於新生代研究室，從實習技師到技師。

後幾年，胡先生是我個人的技術助理。他製作了周口店北京人的所有模型，從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優秀的技術，也反映了他聰明的理解力和對所處理問題的重視。”

70多年過後，我們看到這件魏敦瑞親筆簽名的函件，仍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位外國專家對胡承志的讚賞和麵臨戰爭的無奈。

據胡承志回憶，魏敦瑞臨行前交代他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標本留存淪陷區不安全。待他和時任經濟部部長翁文灝商定以後，“北京人”標本將運出淪陷區。

魏敦瑞囑咐胡承志，“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要裝箱待運。1941年10月初，胡承志精心把化石裝進兩個木箱，並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胡承志把裝箱單交給了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而經他裝箱的“北京人”化石從此以後竟蹤跡全無，成為科學界的一樁懸案。胡承志是最後一位見過那些珍貴化石的中國人。

1942年初，協和醫學院及兵馬司9號等房產均被日本人佔據。胡承志回憶：“我們全體在佔領七個星期後失業。”

1946年，人們從協和醫院的庫房裡清理出“北京人”遺址和其他地點出土的標本石膏模型及範模。1996年，劉東生院士在紀念地質調查所80週年時寫到這件事，他說，化石雖然丟失了，“但幸運的是，每一件標本，我們都有十分準確的模型保存下來，使後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風采，並且可以進行比較研究。從這種意義上來講，這和原標本是一樣的。是誰作了這些模型工作呢？它的作者就是胡承志先生。”

學 歷

胡承志與賈蘭坡二位先生均來自於20世紀30年代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點也都緊繫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儘管兩人的學術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有相似的經歷和品格：家貧，輟學，就職於科學機構；聰穎，能吃苦、善鑽研。50多年後，二人分別成為研究員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46年，胡承志在南京珠江路修理中國發現的第一架完整的恐龍骨架——雲南許氏祿豐龍，這讓劉東生驚歎不已：“當我看到胡承志先生把一個大石頭塊似的頭骨，完好地拆成玲瓏的頭顱，下顎裡面連微細血管的孔都顯露出來了時，不禁歎為觀止了。

然而，在當時的科研機構，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從事輔助性、技能型工作。地質調查所實行國民政府頒佈的公務員銓敘制度，級別和薪金基本由學歷決定。這項制度讓胡承志、賈蘭坡這些優秀人才十分惱火。

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曾為特殊人員的定級問題到國民政府銓敘部交涉多次，但“他們食古不化，多與阻撓”。1946年9月，賈蘭坡重歸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他後來回憶：“

賈蘭坡雖然鬱悶，他還有高中學歷，被定為技佐。而胡承志的學歷更低，反應也更為激烈。

賈蘭坡

1947年春，楊鍾健和胡承志回到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室裡讓胡承志教大學生楊鶴汀做石膏模型。楊鶴汀很快被定為北平分所技佐，而胡承志卻被銓敘擋在門外。當年10月，胡承志提出辭職。北平分所高平所長對胡承志的決定惋惜又同情，卻無可奈何。

當時，豐盛衚衕3號地質陳列館要製作展出祿豐龍模型，經協商，胡承志在離所之後，用一年時間兼職做完模型。高平在給李春昱的信中嘆道：“看到最近離開地調所的幾位老同事精神上的苦悶，我好有一比，一隻養在籠中的鴿，望著天空，不時想飛出去，但一旦放了出去，這隻鴿子已飛不動，徘徊在籠周圍不肯遠去，又不肯再飛進籠中，籠門常關著。就是這個慘景。”高平的這段話未必是因胡承志而起，但他本人肯定對地質標本模型的製作猶有不捨，這畢竟是他傾注青春和心血的專長。

離開新生代研究室的日子，胡承志到美國駐北平的一個新聞機構當英文打字員。聰穎好學的他把這份工作當成英文學習。跟隨外國專家多年的胡承志開始了從熟練的口語向嚴謹的英文書面語的進軍，這為他日後向國際學術會議提交研究論文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竟成了一段塞翁失馬的人生際遇。

學 者

胡承志在20世紀50年代初歸隊地質系統，進入地質部地質陳列館。這個館即原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成立於1916年，1986年建館70週年時更名為中國地質博物館。在這裡，胡承志完成了從技能型到學術型的人才轉換，獲得了豐碩成果——

1.胡氏貴州龍

1957年，胡承志去西南野外調查途經貴州興義時，在老鄉家中見到一種當地非常多見而他卻從未見過的脊椎動物骨骼化石。回京後，他把採集的化石送交老領導、時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的楊鍾健先生。經楊先生鑑定，這是一種比陸生的恐龍更為古老的水生爬行動物，在中國乃至亞洲屬首次發現。楊鍾健以發現者胡承志和發現地貴州命名為“胡氏貴州龍”。

這種化石何以多年來未被人看中，一直要等到胡承志的到來才拂去遠古風塵而顯現其科學價值呢？細究起來，胡承志至少佔有三項優勢：一是多年跟隨著名科學家耳濡目染，二是在地質博物館這一寶庫的見識薰陶，三是他精細過人，處處留心。此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量的海生爬行類化石在西南地區陸續被發現，它們構成了一個年代長且門類齊全的海生脊椎動物群——貴州龍動物群。

2.元謀人

1965年，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錢方、浦慶餘等人到雲南元謀採集古生物化石，在一處山坡上挖出兩顆牙齒化石。帶回北京後，副院長黃汲清主張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請裴文中鑑定。所裡的意見是先由地質部內部解決，再論其他。浦慶餘將兩顆牙齒化石交給了地質博物館的胡承志。他查閱大量中外文獻，縝密對比，經研究鑑定，兩顆牙齒化石的主人被命名為“元謀人”。

然而，這一學術成果的面世卻頗費周折。1971年，我國在聯合國恢復了合法席位，準備出席次年在加拿大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質大會，胡承志也以“元謀人”的研究成果提交論文。但由於臺灣問題，我國方面拒絕參加大會，以示抗議。1973年，中國地質學會編輯委員會的工作走上正軌，復刊後的《地質學報》這才刊登了胡承志《雲南元謀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論文。1976年，根據古地磁學方法測定，元謀人的生活年代約為170萬年前，是中國乃至亞洲發現的最早人類化石之一。元謀人的發現對進一步研究古人類和中國西南地區第四紀地質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中國地質博物館館藏浩瀚，珍貴標本林林總總，各不相同，其中就包括那兩顆牙齒化石。胡承志的研究表明，它們屬於上中門齒。元謀人已經能夠用捶擊法打製和修理石器，所處的時代屬於舊石器時代。標本的鑑定與研究為中國大地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提供了佐證。“元謀人”被編入中國歷史教科書。1982年2月，國務院公佈元謀人遺址為第二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巨型山東龍

1996年中國地質博物館建館80週年之際，時年79歲的胡承志撰文介紹了巨型山東龍的發現、研究經過和重大科學反響。

1964年8月，地質部石油局綜合研究隊在山東諸城發現了一個大型鴨嘴龍脛骨。地質博物館與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訊而來，在同年10月至1968年6月先後4次發掘，採出化石30噸。經過4年細緻的化石清理和修補復原，1972年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具長約15米，高近8米的恐龍骨架。胡承志說，這是世界上已知鴨嘴龍類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鳥臀類恐龍。經研究鑑定，他將其定名為“巨型山東龍”。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際，作為展示中國科學界的一項重大成果，新華社刊發了以《山東發現巨大恐龍化石》為題的新聞報道。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龍化石》為題的巨型山東龍研究項目，獲1978年科學大會自然科學獎。這套化石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鎮館之寶。1988年，“巨型山東龍”化石骨架赴日本岐阜縣展出，聲名遠揚。兩年後，該地矗立起與原物等大的青銅藝術雕塑，以作為永久性紀念。從20世紀70年代起，胡承志發表關於此項研究的多篇論文，直至2001年，他和其他學者合著的《巨型山東龍》一書出版。

1980年，第26屆國際地質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同時紀念國際地質大會成立100週年。胡承志提交的論文被會議錄取，跟隨黃汲清等地質學家參加大會。像他這樣的出身能在國際地質學界最高級科學會議上亮相，堪稱鳳毛麟角。

一個保護歷史的心願

我見胡先生的次數不多，印象較深的是在2004年北京“兵馬司9號保護研討會”上。那時，他已87歲高齡，高個子，背微駝，一雙大手。老人頭腦、口齒清晰，回顧往事徐徐道來，讓人敬佩。

會間，踏訪舊址。胡先生指著1928年建成的辦公樓，說起他聽王恆升院士講的一段舊事。

那時，王恆升剛剛大學畢業，所長翁文灝帶著他為籌建樓款去礦廠“化緣”。礦主正陪別的客人，王恆升拿著化緣簿子，筆管條直地站在一旁，翁文灝惜時如金，急得滿地“走綹兒”。好不容易礦主忙完了，方問來者為何。礦主在簿子上籤了二百元的錢數，王恆升趕緊去櫃上支取銀票。蓋這座辦公樓用款近三萬元，而部裡僅撥款五百元。蓋樓就是靠這麼一筆一筆錢湊出來的。

中國地質調查所大門（攝於1931年）

胡先生嘆道：這些樓蓋起來不容易，留到今天也算萬幸。再不保護也完了。如今，兵馬司9號舊址已成為中國近代科學開端的標誌性建築。儘管2011年列入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但居民雜居的破壞性使用仍未改變，前景堪憂。

胡先生對地質博物館館藏瞭如指掌。儘管他退休多年，“有問題，找胡老”仍是館裡約定俗成的做法。前些年，偶爾在電視上看到老先生，講起話來，還是那樣寵辱不驚，條清縷晰。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中國地質博物館建館100週年。胡先生作為館裡的最年長者，定然欣喜。2017年8月，中國地質博物館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聯合舉辦“恭賀胡承志先生百歲華誕座談會暨古生物學術研討會”，同時開辦小型古生物成果展。

百年來，中國地質博物館僅為兩位學人舉辦過壽誕活動，一位是學部委員、老館長高振西，再一位就是胡老。儘管老人因體弱未能出席，可以想見，胡先生獲此殊榮，該是多麼欣慰。老先生不僅因年老，還因他堅忍與從容的人生態度贏得了業界的尊重，可謂盛福。

張爾平，中國地質圖書館高級工程師，1972年從事地質繪圖，1998年開始中國地質學機構史和人物史研究，發表數十篇論文和文章。先後任《中國地質圖書館史》《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百年（1913—2013）》等書的執行主編，《中國地質博物館志（1916—2016）》《西安地質調查中心史》民國部分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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