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舶來品的電子遊戲被視作洪水猛獸，遭遇多方力量的圍追堵截：家長控訴、媒體曝光、專家批判，以及政府整治。世紀之交，「電子海洛因」的指控橫空出世，在針對遊戲的批判性話語生產中尤為趁手好用——儘管電子遊戲並非真正的威脅，或者說威脅本身本不至於如此恐慌。
重返歷史情境，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公眾恐慌的緣由。遊戲者被默認為「危險空間」的越軌者與「網絡（遊戲）成癮」的受害者。就前者而言，經營性的遊戲場所一度被視作有害青少年成長的街角社會，進場遊戲即被判定為越軌行為；就後者而言，有關「網癮」的一整套完整的、看似嚴謹的病理知識被有策略地生產出來，遊戲者被診斷為亟需干預、矯正的「成癮者」。
與此同時，針對電子遊戲的社會控制也在發生變遷——公權力對遊戲場所的運動式整治，轉變為網戒機構對「網癮者」個體的干預、矯正。在街機及電腦室時代，焦慮的家長通過媒體向政府訴苦、喊話，專家們提供判斷和建議，政府開展對遊戲場所的持續性整治；在網絡遊戲時代，隨著「網癮」這一病理的發明，「沉迷網絡（遊戲）」被視作需要干預、矯正的病症，提供「戒網」服務的專業化機構一度大行其道。
雖然我批評了歷史上關於電子遊戲的主流觀點和表述，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的這些觀念是沒有根基的幻想。我的要點在於指出「電子海洛因」這個問題不能僅僅被孤立看待，也絕不能將其指認為電子遊戲的內在核心特質，而是要將「遊戲汙名」「遊戲恐慌」放置於一個社會歷史的背景之下，去考察針對遊戲的公眾恐慌是如何與經濟、社會、媒體、政府等緊密交織的。
電子遊戲如今被視作一項可以接受的娛樂消遣。汙名的消退並非自然而然，而是經歷了或激烈、或隱秘的自覺抗爭。首先，網絡遊戲經歷流行迭代，電子競技和以休閒遊戲為主的手機遊戲逐漸佔據主流，傳統的盈利模式擴展為如今的全產業鏈運營。其次，以「自主創新」等民族話語為口號，國家在政策上支持本國遊戲產業發展，同時對遊戲方式、遊戲內容均加以引導。再次，社會話語權發生迭代轉移，作為娛樂休閒的遊戲行為被予以承認、接受，加之趣緣社群的興起，遊戲開始成為一種關乎社交、時尚、認同的娛樂方式。
如今，有關電子遊戲的汙名已然不覺新鮮。不過，恐慌的消逝並不意味著恐慌的終結，新一輪的「遊戲恐慌」或許總會捲土重來。2017 年，現象級手遊《王者榮耀》就引起了一陣擔憂與焦慮。針對遊戲的恐慌似乎又再次降臨了。
不過，這一回，公眾、媒體、專家更趨理性，反應也更為從容。對待新式遊戲，人們不再反應過激，世紀之交針對電子遊戲的那場壓倒性的社會恐慌恐怕很難重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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