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媽媽和兩個學童在日本
文 | 羅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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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正午做記者，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生活像列車，沿著約定俗成的軌道奔跑。前方應該是目標，可是我心存疑問。某一天，我決定中途跳下來，向另一個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習慣遠慮，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離開現在。
今年3月，我申請去京都大學訪學四個月，想了解日本的家庭和女性。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為我提供支持，項目官員說，“建議你最好不要帶孩子，一個媽媽在國外帶著兩個小孩，而且還要工作，會很困難”可是，怎麼捨得呢？女兒剛6歲，兒子才1歲半。有人問我，“你行嗎？”我回答，“見招拆招吧。當初抱著兩個孩子從北京跑到廣州躲霧霾，也是這樣子冒險。”
失眠了很多天以後，我還是像袋鼠媽媽一樣出發了，懷裡塞著一個，手裡牽著一個。隨行的，還有一直給我極大幫助的小姨。
3月23日，我們到達了京都，住在大文字山下的民居，靠近櫻花最爛漫的哲學之道。房東是一對日本老夫婦，60多歲，就住在隔壁。在簽署租房合同時，我發現那個妻子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日本極少短租房，這是通過中介聯繫的，是唯一可以住下一家人的房源。房子是傳統的雙層木房子，門口院子是小花園，草坪上的兩棵小樹長滿綠葉，周圍點綴了幾株花草。進門後，有專門的換鞋處，廚房、櫥櫃和餐廳連在一起，和式推拉門背後是客廳，地板是竹子編的榻榻米，中間擺了一個小方木桌和抱枕，適合跪著喝茶。牆上有小掛鉤，安放回家後換下的衣服。客廳的推拉門外面，就是洗漱間，外牆是一道玻璃門，捲起布簾，就能透進充分的陽光。一個摺疊門背後，是家家必備的浴缸，暖氣溫度可以遙控預設。一絲不苟的生活傳統，容不得隨意的錯位。在我看來，這是在長期穩定的社會里，人們可以安心於家庭生活，對日子精雕細琢。
沿著木梯上樓，是兩個臥室，中間也用推拉門相隔，只是遮光不隔音。打開摺疊整齊的床褥，就是傳說中的榻榻米。西邊臥室外，是一個晾衣服的小陽臺，要挪開金屬百葉窗，彎腰跨出去。房子太低，視線不能延伸，只能看到低矮的民房，緊閉的窗戶，低垂的褐色竹簾和映照夕陽的舊牆。狹窄不隔音的生活空間，讓我深深理解了為什麼日本人對聲音有那麼嚴苛的挑剔。
日本民宅
哲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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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行，我最操心的是女兒上學。日本公立小學的學區都是住址劃分的，無論租房還是買房。我提前一個多月請在大阪的華人朋友打電話給京都市第三錦林小學諮詢。校方回覆說住址在學區內，可以上學，3月26號下午兩點鐘要帶著孩子去面談。我上網查了學校的簡介，發現竟然是一所百年老校，坐落在山邊，有一個很大的泥地操場，距離我的未來住所約2公里。
在京都大學訪學，我的導師是日本研究性別和婚姻家庭的社會學教授落合惠美子先生。她知道我不會日語，就很周到地安排了她的中國留學生嘉欣為我當翻譯，她也同行。她想觀察外國人在日本的生活處境。下午1點45分，我和女兒、翻譯就走到了學校門口。落合教授也隨即到達。我們在校門口初次見面，寒暄著等待約定的時間到來。在按響門鈴前，落合教授回頭看了一眼，發現我沒帶手信禮物。她拿出一盒點心遞給我，說權當是我給校方的見面禮。
門鈴響後，一個日本的女老師出門相迎，我不懂日語，就察言觀色，跟著旁人點頭哈腰。進入教學樓的大廳，豎立著幾排鞋櫃，裡面的小格子用木板分為上下層，上層用於放戶外鞋，下層用於室內鞋，每個格子都寫著學生的名字。我們換上來賓拖鞋，被領進一個會客廳。後來，我才知道，在日本學校參加活動，家長都必須自帶室內鞋，甚至在學校的通知函上都鄭重其事地明確要求。
基於防震的考慮，教學樓只有3層，室內沒什麼裝修，但是走廊非常寬敞，學生的書桌特別厚實。會客廳有兩排沙發，中間一個長木桌，靠牆的櫥櫃的上方擺滿了獎盃和獎牌。一個穿著灰色高領毛衣的中年男教師拿著筆記本和筆進來。一箇中年的中國男子坐在旁邊。後來，我才弄明白， 他是學校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請的翻譯員陳先生，來自上海，在日本20多年了。女教師後來用托盤送來用陶杯盛著的綠茶。每個人用茶前，都彎腰客套一下，大概是“不好意思，我先用茶了，感謝款待”。男老師仔細地問了孩子健康、語言和學前教育的情況，一板一眼地在本子上記錄，再解釋了學校上課的情況。
談了一個多小時，實際內容沒多少。我原來以為面談會對孩子有什麼測試，事實上完全不需要她參與。她在旁邊實在覺得很無聊，最後竟然從沙發上軟綿綿地滑下來，在地板上發脾氣。我著急了，小聲地提醒她，千萬不要這樣子。可她就不聽。那個男教師用生硬的英語逗她說話，她也不回應。我當時擔心，這個第一印象真是糟糕，會不會影響入學呢。
我的華人朋友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大阪上小學，市政府連續幾年都安排了翻譯在固定的時間陪著上學，幫助提高外國的孩子的日語水平，保證跟得上課堂的進度。我向那位男老師申請，希望女兒也可以得到這樣的待遇。臨別時，他提醒我，去京都市的區役所（市政府）辦理在留卡時，要把寫著住址的一張紙提供給學校，作為學區歸屬的憑證。除此之外，我不必再提供任何東西，4月9日早晨，直接來參加開學典禮。
開學典禮那天，應該穿禮服，這是日劇給我的印象。我騎車去一個二手商店，給女兒買了一套舊的格子西服和裙子，還有圓領白襯衫和卡其色褲子。幾件衣服，加起來約人民幣300元。翻譯陳先生告訴我的，日本經濟不好，很多公司不提供長期的職位，大量年輕人都是打零工，買二手的東西，儘量降低生活成本。同時，這也是對消費主義的反思。我很坦率地告訴女兒，那是舊衣服，因為媽媽實在沒時間去逛商場，也捨不得花太多錢在很少穿的禮服上，但典禮很重要，衣服要保證乾淨得體。我用熱水和香皂把衣服洗了兩次，在典禮前的晚上，趴在客廳的地板上，把衣服熨得筆直，然後掛起來，等女兒醒來。
但躺在黑暗中，我還是無法自控地連環發問。我很擔心完全不懂日語的女兒在學校會很艱難。日本的老師英語很不好，萬一遭遇困難，她如何求助？她睡前反覆問我，“如果上著課，我突然想去廁所，怎麼和老師說呢？”如果在學校遭到冷落，會不對小學有了心理陰影呢？各種擔心，一夜無眠。
第二天早上，天空飄起了濛濛細雨，爸爸們西裝革履或者和服，媽媽們穿著和服或者禮裙，孩子們穿著款式類似的制服。學校門口豎著一塊粘著白紙的木板，上面用墨水寫著“平成三十年度 入學式 ”。每個家庭走過時，都會讓孩子站在旁邊拍一張照片，很自覺地只拍一張，後面的人排隊，沒有任何擁擠的感覺。因為日本的少子化比較嚴重，這個學校的一年級只有兩個班，一個班只有19名學生。在教學樓大廳，大家換好室內鞋，還用預備好的袋子把原來的鞋裝好，隨身拿著。我當時還沒了解到這個習慣，就在大廳脫了鞋，打算只穿襪子行走，然後把鞋子隨便放進一個空格子裡。一位老師走到我面前，有點嚴肅地指著另外一個鞋架子，上面的漢字大概是來賓的意思。我馬上把鞋挪了個位置。
學校事先通知我，安排了陳先生幫助我理解開學典禮。他領著我走到了學校的體育館，裡面很寬敞，舞臺上擺了一個桌子，一盆花，上面掛了國旗和校旗，臺下的前幾排是新生的位置，後面是家長。舞臺左邊的牆上是裱起來的校歌，還有用白紙寫著的開學典禮程序，旁邊是一個黑色的三角鋼琴，舞臺下面的右側是西裝革履的PTA（parents -teachers-association）代表。這個組織承接了學校大部分的親子活動和家長聯誼活動，同時協助校方做重大的事情，經費來自於家長的繳款，也接受家長自願加盟。
音樂響起，新生排隊入場，每個人都有一個6年級的學生牽著手，一高一低，快步進來。當我看到女兒被一個姐姐牽著，在日本這個陌生之地開始了她的求學生涯，心裡突然間被感動了。陳先生解釋說，學校特意安排了6年級一個華人姐姐陪伴著我的女兒。那個姐姐是全校唯一的中國人，去年才從上海來到日本定居的。
典禮是校長和PTA代表的發言，這個過程並不安靜，有個新生一直在哭泣，班主任安撫失敗，我以為他會傳喚孩子的母親。沒想到，班主任乾脆坐在旁邊，而孩子繼續在哭泣。有三個家庭帶著老二過來，小寶寶們也會厭煩，但是不會嚎哭，只是“嚶嚶”低哭表達情緒。日本沒有保姆行業，家庭主婦若要參加學校活動，一般都會把家裡的小孩子都帶過來。臺上的人發言完畢，就挺直腰板，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第一個是對著觀眾，第二個是回身對著國旗和校旗，第三個是再次致謝觀眾，然後才會快步走下臺階。
我印象深刻的是，PTA代表說，很理解新生的不安，但是請家長放心把孩子交給學校，因為有高年級的朋友們照顧和引導他們。後來，我觀察到這是日本很獨特的校園文化，就是高年級的學生和低年級學生一起參加活動，前者要扮演負責照顧和指導年幼者的前輩角色。
典禮尾聲時，每個家庭都走上舞臺，等攝影師拍集體照，剛才哭泣的新生仍然在掙扎，班主任把他抱在懷裡，最後沖洗出來的的照片，就是這樣的場景。完畢之後，還有個新生在臺階踏空，滾了下來。老師們跑來跑去，出現了緊張的氣氛，但是沒有吵鬧的動靜。校長的身姿是最急迫的，她蹲下去，一把抱住孩子，用冰袋敷著他的頭。
典禮之後，所有新生都回去教室等待，家長可以在後面觀望老師如何上第一節課。班主任穿著西裝，在孩子和家長們的面前又唱又跳，黑板上用五彩粉筆畫著歡迎的畫面。日本的小學，從1年級到6年級都是隻有一個老師，教國語、數學、品德、科學、英語、體育等所有課程。我女兒的班主任是一個30多歲的男老師，長得很帥，隨便拍一張照片都是日本偶像劇的廣告。
開學典禮
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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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班主任請我和陳先生留下面談。他說，開學後的第一個星期，老師會帶著孩子熟悉“上學之道”的路線，送到家門。在日本，學區的地域劃分是多年不變的，第三錦林小學校根據孩子的分佈狀況早已設計了既定的4條路線。他告訴我，我所在的銀閣寺道屬於第四條藍色路線。他問了我房東的姓名，然後從手中準備好的一張報紙上找到了一個根據門牌號排列的房屋主人的姓名，再次確認。我問他，如果父母來學校接的話，應該遵守什麼手續。他很客氣地問我，“你確定以後每天都來接嗎？” 我很坦率地說，“我以為是需要的，怕路上不安全，而且我女兒不會日語，萬一遇到意外，怎麼辦？”他搖著頭說，“不會的。”
典禮的第二天清晨，我送女兒去上學，學校規定在8點20前到達學校。我8點10分才出門，一路狂跑。女兒說，“媽媽，你放心，我今天會很好的。”可是，走在半路，她有遲疑地說，“我有一點excited，又有一點不excited，我聽不懂老師說話怎麼辦？如果我都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就不叫上學了！”我暈極了，一邊心慌慌怕遲到，還一邊要安撫她的情緒，“第一天，很有可能完全聽不懂，那你就要注意看老師的動作和眼神。第二天，你可能猜出一點點，第三天，可能又明白了一點點，第四天，可能會更好。人類學語言的能力很強大的。”
她點點頭，又問了她最關心的問題，“上課要去廁所怎麼辦？ ”
“舉手說Toilet。”
終於把女兒哄到學校了。到達的時候，已經是8點半。我按門鈴，教務處的那個男老師走出辦公室，很客氣地微笑，但是指著手錶提醒我，應該8點20分到達。我羞愧地點頭鞠躬，反覆道歉。後來，我發現附近一個女子中學的上學路上，有個老師守著，一發現遲到，就抬起手腕，用指著手錶。
接下來的那幾天下午，是我記憶裡非常美好的場景。下午三點左右，又高又帥的班主任牽著4個孩子，沿著哲學之道，再爬上大文字山。巷子裡很安靜，有紅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梔子花伸出圍牆之外，遊人一般不走進來。我在花園裡，能遠遠地聽到老師和孩子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近，就迫不及待地跑過去迎接。老師燦爛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齒，用日語很有禮貌地和我打招呼，然後告別，繼續把最後一個孩子送到山上的家。看到老師和孩子們牽著手，說說笑笑，輕鬆隨意，作為媽媽的我感到非常安心。
一個星期之後，按照學校的規則，需要獨自走路上學、放學回家了。可是，我不放心。早晨仍然送她上學。有一天放學的時候，我朝學校的方向走去，想在半路看看女兒一個人回家的樣子。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一個在中國從來不會獨自上街的孩子，如何在日本走兩公里回家。可是，我不知道第四條“上學之道”的準確路線。我在路上望穿秋水地眺望，等了很久。突然接到老師的電話，他說我女兒回到家，可是家裡沒人，如今又獨自回到學校了，希望媽媽去接她回家。我再次羞愧難當。
後來，我想杜絕遲到，去找車行給自行車安裝兒童座椅，要像在中國的時候一樣，騎車帶孩子上學。可是那個老闆很認真地查了我自行車後座的鋼條，發現裡面的刻度是最大承重32斤。他問我女兒多大了。我說6歲，可是體重就是在32斤左右，她很瘦。可是，他認為年齡超限了，無論如何不讓我安裝座椅。我說能否改裝一下自行車那條承重的金屬槓，變粗一點，就能安裝座椅了。他搖頭，說除非換一輛車。我再求他，他還是搖頭。
於是，每天清晨，家裡仍然是衝鋒陷陣的氣氛。為了更從容一點，女兒在晚上會提前把書包收拾得整整齊齊，把寫好的作業放進老師要求的作業袋子，還有午餐用的手帕、墊子、筷子盒和水瓶，以及每天運動時穿的衣服。一個星期有四節體育課，所以幾乎每天要帶那套白體恤藍短褲的校服。她已經很熟悉學校的流程，因為政府安排了中國翻譯每個星期陪讀兩個上午，持續了兩個月；每個星期還有一個日本老師來學校補兩次日語課。
從5月開始，開學一個月之後，我女兒入睡前會哼日語歌了，是她的校歌，美妙的童音加上音樂的調子。儘管我聽不懂內容，仍然覺得真是好聽啊，好聽得讓我有點感動，是久違的校園的單純。那個調子唱了逾一百年了。有一天，我們走路回家，一位80多歲的老婦人在家門口擺了幾袋新鮮的日本小櫻桃，100日元一份。她問我女兒在哪個學校，勉強地用英語說，她小時候就在第三錦林小學校。附近街道的幾代人都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有時候，路上遇到人寒暄，也會說“啊！你在第三錦林小學校呀”，是遇到校友的熱情。
那個時候，我微信上的中國家長群正在熱烈討論著如何在9月開學時成功保證孩子能入學。幾百個人，天天在討論著孩子的戶口，掛靠爺爺奶奶的戶口，夫妻在糾結要不要離婚，擔心居委會夜裡去敲門，核實是否戶口所在地是否真實居住。相比而言，日本的入學完全沒有制度性的障礙，規則穩定不變——“保證孩子就近上學的權利”，從太祖輩延續到孫子的孫子。
5月9日，吃完早飯，女兒突然問，“媽媽為什麼我還不能自己去上學？”我想了幾秒鐘，回答說，“當然可以，你完全可以自己去上學了”。就這樣，她背起書包，準備出門。日本孩子的書包都是各自買的，不過是幾乎一模一樣的硬書包，在地震發生時，可以把書包舉起來，保護頭部。書包有幾個特徵，外面套了學校發的黃色的塑料布，很鮮豔，主要是為了交通安全；書包的外面，鑲嵌一個卡片，要寫著家長的姓名，電話，孩子的姓名和血型；還必須系一個求助的口哨，也是學校發的。當我填寫孩子的血型時，心裡很不舒服，很不安。可是，日本就是這樣從小薰陶應對災難的意識。
女兒一邊穿鞋一邊說，“媽媽，你放心，我會小心過馬路的。”她出了家門，沿著哲學之道走一個多公里，然後下一個坡，過了馬路就是學校。過馬路的時候，會有很多70多歲的義工帶著袖章，舉著黃色小旗子，關照著孩子過馬路。
她走在巷子裡，我放心不下，穿著拖鞋和睡衣追上去。我把一片綠色的葉子交給她，並且在旁邊掰了幾個齒牙。我叮囑，“到達學校，把葉子放在校門口，這是我們的暗號，我晚一點會去看一看”。女兒笑了，很開心地和我玩這個遊戲。
我叮囑她要一路小跑，想催促她，可是自己心裡好像還有沒表達出來的情緒。沒時間了，我就說“女兒，媽媽愛你。” 她一邊走一邊回頭喊，“媽媽，我也愛你。”
早餐後，我去京都大學的圖書館之前，先騎車繞去女兒的小學。在校門口，我停車彎腰，細細尋找那片葉子。結果，在欄杆裡面看到了，葉子被風吹翻了，側身躺在淋雨後的潮溼地面。我睜大眼睛，看到齒牙了，情不自禁地笑了，是眉開眼笑。
上學晨景
小學運動會，其中一個學生是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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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文字山的頂上遠眺，京都府地處綠山環繞的盆地，中間有連綿的綠樹點綴。城區的幾個主幹道縱橫分佈，數不清的巷子像疏疏朗朗的線條，橫豎交割，整體像一個棋盤，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從東走到西，從南走到北。在陌生之地，我更喜歡去發現別人的日常，而非名勝古蹟。所以，常常漫無目的地騎車或者走路。
某一天早晨，我從南禪寺的方向回家，在街角發現了一個大操場，圍欄裡有很多小寶寶在裡面玩泥沙，盪鞦韆。我正愁著1歲半的兒子平時無處可去。於是，找到大門，牆上寫著錦林保育園，旁邊的一張牌子寫著“庭院開放”。那時候，家長們陸續送孩子過來，我跟著走進去 。
那是一棟大概兩層的建築，室內佈置和中國的幼兒園無異。穿過大廳，就是寬闊的泥地操場。設施也不多，就是一個大沙池，一些小自行車，供孩子爬上爬下的架子，是不同尺寸的金屬梯子，還有一個小土丘。沙池，是京都兒童遊樂場所的標配。沙池旁邊有形狀各異的模具，像碗、鍋、鏟子，老師們也陪著玩過家家。孩子們在泥土裡摸爬滾打，有些就拿著小噴水壺排隊，等老師分配水，去澆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孩子都掛著鼻涕，在唇邊徘徊，我看到後總有衝動想去擦乾淨，可是別人都對此視而不見。
在教學樓的一層，有一個大房間外面的走廊用圍欄圈起來，是一些還沒能坐，或者正在學爬的嬰兒，還有一個好像是有小兒麻痺症的嬰兒。有兩個女老師在看護。柔軟的被褥鋪在地板上，春日陽光剛好灑在上面，寶寶們在那裡躺著或者爬著，她們抱著需要安撫的孩子，在輕輕地哼唱兒歌。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成年人可以對孩子的哭泣脫敏，她們是職業化的淡定，不帶情緒地處理著孩子的哭泣。在日本，2個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進託兒所。在國內，我沒見過託兒所，可能有，也會很少。在紅黃藍幼兒園等虐童事件發生之後，我更是覺得託兒所行業在中國很難存在。那麼小的嬰兒，家長如何放心託付出去呢。既然幼兒園都說要用攝像頭，保證家長隨時在手機監控。按照這樣的思路，託兒所會需要更多攝像頭。可是，攝像頭的倫理和效果都是可行的嗎？我帶著這樣的疑問來觀察日本。
我想和一些老師聊天，可是不會日語，很難進行下去。我只瞭解到，有些主婦會擔任兼職保育員，可以看護自己孩子，還可以掙錢。為了保證育兒設施共享，保育園戶外的庭院是對外免費開放的。有一次我在二條城附近逛，那裡曾是幕府將軍在京都的行轅。我看到一個幼兒園，門口也寫著“庭院開放”，我就很放心地進去遛娃。在有人群的地方，無論孩子還是母親，都可以結識新朋友，減少在家育兒帶來的社會隔離感。
接下來的那幾天，我和小姨一起帶著兒子去保育園玩。那裡距離我女兒的小學是步行5分鐘的路程，這是很合理的設計，很方便媽媽照顧多個孩子。當時，我只是想著去享受免費的育兒資源，沒想到申請託管。在中國的時候，日本的朋友就說非常難申請，需要提前好幾個月才會有名額。到日本後，我問了房東，她也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不可能。四月初，我突然收到房東的電子郵件，她說附近有錦林育兒園，很多京都大學教授都會把孩子放在那裡，建議我嘗試申請“一時保育”，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孩子，每月15號前申請，一個星期最多可以託管3天。我請了留學生嘉欣幫忙電話預約，過了幾天，我們一起過去和保育園面談。
錦林保育園曾是京都市公立的，後來由一個社會公益法人所擁有，理論上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追逐經濟利益。保育園和幼兒園的宗旨不同，前者是以養育為目的，不注重教育。保育員都必須獲得國家社會福祉士的資格證。園方對保育員沒有明確的考核，但是對每個孩子有階段性的目標，在不同年齡實現不同的能力。
保育園只接收全職和兼職女性的孩子，全職主婦是沒資格申請的。雖然日本“少子化”嚴重，也有家庭主婦的文化，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希望出來工作，因為經濟形勢不好，一個男人很難獨自供養家庭，而且，她們認為，在家撫養孩子比工作更加不輕鬆。需求增加，申請保育園越來越難。
由於有京都大學訪學的證明，我有資格為兒子申請一個名額。全日託管的申請期限是每年4月前，我錯過了，就算不錯過，也未必能塞進當年的等待隊列。不過，還有一個補救的方法，就是申請“一時保育”，儘管一個星期只有三天託管，也足可以讓母親休息一下。每天的託管費用是1800日元，再加上300日元的伙食費，一頓午餐和下午茶，一天的開銷是2100日元，相當於人民幣140元。實際上，保育園的成本不止這些。京都市政府為“一時保育”的孩子一天補助5000日元，直接進入保育園的賬號。無論公立還是私立的保育園和幼兒園，全日託管和一時保育的孩子，都可以按照人數得到財政補助，這筆資金來自於政府收取的住民稅。
在面談的時候，保育園負責人要我在一個表格上填寫收入狀況。父母的收入會影響孩子學費的高低，貧困家庭可獲減免。錦林保育園大概74個孩子，從零歲到6歲，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全職教師有22個，兼職的有9個。幼兒園只上半天，早上9點到下午2點，所以職場父母可以把3歲以上的孩子繼續送進保育園。日本的幼兒園和保育園也區分公立和私立，學費相差不懸殊，但是質量仍有優劣之分。談及社會上抱怨的“入學難”，錦林保育園的園長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家長擇校。在她的園裡，一般保育員的工資是350萬日元的年薪，大概是一般大學畢業生工2年後的水平。她認為，高工資和虐童無關，要保證老師工作量和精神壓力都不太大。
保育園在游泳池區域、教室走廊和大門口處，都有攝像頭，目的是防盜和回放安全事件，而不是防止虐童。 園長認為，保育園虐待孩子不常見，家庭虐待反而更多。她認為，社區為家庭提供的育兒支持遠遠不夠。日本沒有保姆行業，祖父母一般也不會幫忙照顧孩子，主婦既要育兒，還要做家務，身體很勞累，精神上也封閉，會有寂寞和隔離感。她們每天和孩子困在家裡，無法逃離，也無法求助，整個社會文化都認為，養兒育女是母親的責任。她說，從第一次抱孩子開始，母親就會產生不安，擔心自己不能把孩子養好，而這種不安，或深或淺，會一直折磨著神經。對此，哪怕是作為職業女性的我，都深有同感。
我預約了5月份需要託管的日期。日期一般不能再改動。若有特殊情況，只能減，不能增。簽約後，我開始不安，擔心兒子太小，聽不懂日語，會有太強烈的分離焦慮。於是，諮詢了導師落合教授。她回答，“3歲神話”是個舶來品，說孩子3歲前最好有母親儘量多的陪伴，現在成了日本很強大的文化傳統。可是，京都大學的教授作了一個研究，最後的報告顯示，孩子並非離不開母親，幼齡去學校有益於情商和社交能力。
京都府遠景
保育園庭院
錦林保育園
錦林保育園主任檜美鬚子
社區親子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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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上學前的一天，我把學校要求的3套衣服、擦嘴手帕，可懸掛的擦手毛巾，5個紙尿褲，床褥，被子，圍嘴等都裝進一個布袋子，還有他平時最愛看的一本書。低齡的“一時保育”叫蝴蝶班，是兩個60多歲的保育員，有幾十年的經驗，被大家尊稱為“奶奶先生”。一時保育的孩子不是每天來，受父母的工作時間影響，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容易哭泣，情緒會更難安撫。我把兒子的衣物放進專屬他的抽屜，再把帶來的垃圾袋打開，方便老師放髒的衣物，把毛巾掛起來，再把圍嘴、襪子放進專屬他的位置。這是每次上課必需的程序。我抱著兒子，對他解釋說，媽媽要和他再見了。他開始狂哭，奶奶先生放下手中的孩子，過來抱著我的兒子，拍拍胸口，用日語說，“請放心”。我交給她，馬上走出教室門口，身後是竭斯底裡的哭泣。我轉身走到操場，坐在兒子教室窗邊，聽聽哭聲有多久。等到哭聲減弱，我才會離開。那種精疲力盡，像經歷了一場戰爭。
孩子們會在9點多鐘出來操場曬太陽，我站在操場對面的公寓樓，有更高的視角。我還在等著兒子出來。後來，奶奶先生抱著他出來了，仍然在哭泣掙扎，在操場走了一圈，他都拒絕玩泥沙和玩具。最後，她抱著他站在操場面對馬路的一個鐵門前面站著張望，估計是告訴他，那是媽媽來的方向。相隔一條馬路，我從樹葉縫隙窺探著兒子，而他看不見我。
後來，他願意回到沙池玩了。日本的教育傾向於培養獨立的生活能力。這一點，從託兒所就可以看出來。孩子們在操場玩完泥沙，進去午飯前，需要排隊在水龍頭衝腳，然後坐在地上用毛巾擦乾。我曾看到老師引導一個2歲多的女孩子換尿布，孩子自己扯下褲子，穿不進紙尿褲，老師幫一下。從膝蓋拉到腰圍，孩子不停折騰，足足花了十多分鐘的時間，老師只是耐心地旁觀，所有的幫助都有明確的界限。園長說，培養孩子的目標是學會獨立，獨立生活，獨立思考，不是老師叫他怎麼做，而是他自己選擇要玩什麼。然後，集中精神，去玩自己喜歡的事情，並且處理好和其他孩子的關係。除此之外，還必須保證足夠的運動。
第一個星期，都只是半天，中午12點接回家。第四天，才是正式的全天託管。5月，是京都的雨季，炎熱暴曬和狂風大雨交替。那一天，是滂沱大雨。我把兒子放進嬰兒車，穿上雨衣雨褲，來不及買雨鞋，就把他的鞋子和襪子脫光。一路艱難行進，把他送進了學校。先生每天都會在家庭報告冊裡面寫吃飯、情緒、社交等情況的評估，例如他是常粘著先生，還是願意和其他孩子玩；是獨立吃飯，還是需要餵食。為了方便我，還找人把標準模式翻譯成中文，每次就在上面打鉤。報告說，他的哭泣時間在縮短，從斷斷續續一個半小時，到十幾分鍾，說明他是適應的。
儘管情緒上適應了，可是身體上還需要一個過程。第一個月，我兒子發燒了3次，每次都是高燒。距離家步行10分鐘的地方有很多診所，適合老人的牙科和骨科最多，其中有一家兒科。日本少子化，所以兒科的病人很少。我去到那裡，幾乎不用預約和排隊，就能見到醫生。醫生問我，是否有國民保險，如果有，媽媽就幾乎不用付錢了。我說，只有商業保險。他面露難色，很尷尬地說，"the price is very high!" 我很緊張地問，“how high?” 他說是4000日元，大概200多人民幣。我鬆了一口氣。後來，他覺得孩子只是喉嚨感染，問我開了退燒藥之後，是否還需要別的藥。最後，我拿著處方，沿街隨便找了一個藥房。診費和藥費，總共約人民幣300元，最後都由商業保險覆蓋的。我四個月的商業保險費大概是人民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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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職業媽媽帶著兩個學童，我們在日本社會並非一切順利，特別是異鄉人，在日本要面對的衝突更多。一次，我帶家人去京都市的購物中心河源町三條逛。在一個巷子裡，經過一個賣碗的小商店。女兒想去看看。我推著嬰兒車，怕兒子吵鬧，就同意她自己去，我在玻璃櫥窗外面等待。不到兩分鐘，我突然發現店裡面那個老闆在推我的女兒。我以為她摔破什麼東西，抱著兒子馬上衝進去，第一句就是“sorry”。可是，我發現地上沒有碎片。那個老闆在大聲地嚷嚷，“no chinese!”
我以為聽錯了，“what did you say? ”
"No chinese!"
"why?！"
這時候，他已經很粗暴地推著我和女兒的胳膊出門，我們還來不及出去，他就關推拉門，夾了一下我的身體。我被氣得靈魂出竅了，那一刻想報警。可是，又擔心日本警察會袒護日本人。像條件反射一樣，我對著商店的門口，很粗俗地吐了口水，發洩內心的鄙視和憤怒。他也瘋了，在後面繼續嚷嚷。我擔心他追過來，就帶著孩子們快步離開。女兒被嚇哭，我安撫她，其實我那一刻也很需要別人的安撫。
氣憤的情緒久久不能散去。中國的留學生說，我應該拍視頻放在網絡上。後來，我和一個日本律和記者討論這個事情。律師認為老闆存在歧視，就報告給京都市的外國人權利委員會。可是，日本的記者說，日本的媽媽不會讓孩子獨自進去易碎品商店，所謂監護，不僅僅保證自己孩子的安全，而且要儘量不給別人添麻煩。人家老闆賣的不是碗，而是手藝，希望得到尊重。對此我並不認同，我認為手藝人有權利說"No children"，不可以說“No chinese”。
後來的幾個月，我帶著倆幼兒在日本生活，從更多細微之處感受到中日民間的衝突，也感受到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壓力，特別是對母親。母親被認為需要對孩子所有的壞表現負責任。正因如此，旁人的一個眼神，在公共場所就會形成非常微妙的緊張感。
7
在京都生活了兩個月之後，慢慢地認識了周邊社區的一些孩子和媽媽。走在家附近的街巷，結伴放學的日本小孩會笑著喊我“Yitong 額嘎桑（沂桐的媽媽）”。他們友好天真，笑容像一股清流。有一個雨天，我推著兒子，牽著女兒走在回家路上，雨滴打溼了我們的頭髮和衣服。突然，一把傘出現頭上，回頭一看，是一位婦女，正對著我客氣地點頭微笑。她的孩子和我女兒認識，雖然我女兒還記不住所有朋友的日語名字。這種緣分來自於孩子們在兒童館的課後生活。
日本的小學對應著一個兒童館、保育園、幼兒園和一個社區小公園。兒童館也是社會公益法人設立和運營的，也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從二戰以後，兒童館就開始在日本境內普及。其角色根據兒童的年齡區分兩部分，幼齡孩子可以全天享受裡面的玩樂設施，露天的操場，還有定期的免費育兒培訓、戶外活動、體檢和兒童遊戲；小學的孩子可以在放學後來做作業和自由玩遊戲，參加運動。第二部分類似於中國的託管班，只不過日本的兒童館是以公益目的運作，有政府支持，而且孩子們都來自於同一個學校，彼此認識，在玩樂中培養了很親密的感情。
這樣的育兒資源都是按照學區劃分的，登記在冊的會員都屬於特定的地理範圍，同時其設施又是向社會免費開。在寒暑假，兒童館還會組織去其他城市的夏令營，幾天的費用大約人民幣1000元，短程不住宿的，一般是人民幣100元左右。政府強大的資源支持，讓我感覺在日本的育兒成本比中國的低很多。
初到日本的週末，房東寫郵件給我。儘管她就住在我隔壁，由於她不會英語，我不會日語，所以都是電郵來往，可以谷歌翻譯。她說週末在京都市兒童中心當志願者，如果我的孩子們想去玩，她可以帶路。那天早晨，銀閣寺道已經遊人如織，櫻花爛漫如雲。我們跟著房東走向公交車站，她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面，沒有語言，只有眼神的交流，我每次都看到她如血的紅唇。日本的婦女，皮膚很白皙美麗，越是上年紀的人，好像越喜歡用濃豔的唇膏，化妝的效果讓我不由地想起藝伎。並非不美，而是需要在某種文化之內才能理解的美。 兒童中心的設施包括室內和戶外，全部都是免費的，樓上還有免費圖書館，不過只有十幾本英文童書。宣傳欄上還有各個社區兒童館的免費資料，我每個都拿回家，儘管都是日語的，但是我能蒙得出來漢字的部分意思。拿回家後，我一個一個查看地圖，發現了白川兒童館離家裡最近。
那時候，還沒開學，我把地址抄在紙上，帶著兩個孩子去，問路找到了白川兒童館。兒童館在山邊，白川河從其背後流過，岸上是一條很美的櫻花小道，旁邊是失智症老人的養老機構，沿路是各種牙科和骨科診所。我敲門進去，從那個男工作人員驚訝的神情可以看到，極少外國人來訪這種社區設施。他說日語，我說英語，每說一句，都打開智能手機的翻譯軟件給對方看屏幕。我大概瞭解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個月固定的幼兒活動日，以及活動的內容。交流很費勁，後來他下樓工作，一樓的小圖館和遊樂室有一些日本孩子在玩，我在二樓陪兒女。下午三點多，我看到日本的孩子在排隊領取零食，就讓女兒也去。可是，快到我女兒的時候，那個男工作人員臉露尷尬地走到我面前，大致說不可以，說人家都是登記在冊的會員，交了會員年費。我說可以交他所要求的費用，他仍然拒絕。初來乍到，我不瞭解情況，就不再堅持。後來的幾天，我就會帶女兒提前回家，以免她失望和難過。
4月9號開學後，我瞭解到孩子們放學後，可以去兒童館，圖書館和家。老師們會花一個星期的時間訓練他們獨自去這三個地方。第三錦林小學剛好對應白川兒童館。我很希望女兒得到平等的待遇，融入當地的生活，有日本的朋友。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兒童館的館長U su i 先生，義正辭嚴地提出申請成為會員的理由，並且請朋友翻譯成日語。我認為，我女兒已經是第三錦林小學的學生，應該和同學平等；如果需要會員年費，我可以繳納，但是有權利享受哪怕只有四個月的福利。最後，如果他不能回應我，請告訴我進一步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訴的渠道。我把信握在手裡，準備好爭辯的架勢，沒想到館長只看一眼，就點頭同意了。
和保育園一樣，兒童館只接收職業女性的孩子，全職主婦仍然被認為是應該獨自育兒的。我曾經問館長這個規則的原因，他說因為孩子放學之後，可以和媽媽在一起了，這是最好最安全的。由於越來越多女性就業，託管到兒童館的孩子也比以前多了。兒童館有7個工作人員，5個全職的，週六也上班。在我眼裡，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孩子玩。兒童館有一棟兩層的小樓房，一樓是辦公室，小圖書館，鄰接一個很寬敞的活動室。孩子到達之後，第一時間就在小圖書館寫作業，我看到了各種橫七豎八的坐姿，隨時去問老師關於作業的難題。圖書館書架主要擺著日本的漫畫書，有一個老先生常常在活動室和孩子對弈象棋，有的老師則在外面的人陪著孩子玩飛盤，足球。四點左右，就是下午茶時間，孩子們去洗手、漱口，輪流擺放和發放零食，最後還要值日吸塵。
我問館長，為什麼日本的小學生花了大部分時間在玩，而不是學習。他說，玩的過程就是學習，包括與人溝通，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現在日本的孩子越來越不獨立了，他想培養孩子有毅力，不輕易放棄。如果只是學習，身體怎麼能好呢？在日本，一般都是到了初中，才會考慮學習。走精英路線的知識分子家庭，會安排孩子去很貴的私立中學；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會繼續在社區公立中學。這是他們人生中的最重要分流。他認為這是合理的，一個社會需要不同層次的人才，就算去做廚師和建築工人，只要自食其力，也是一份值得驕傲的工作。我對女兒的小學階段沒有期望，很樂意讓她在日本享受充分的運動和快樂的小學時光。兒童館根據我的收入狀況，每個月收取了500元人民幣的費用，以及每月大概20元人民幣的伙食費。
從那以後，我女兒下午三點放學後就跟著同學們一起去兒童館。從學校門口出來，走下一個斜坡，經過一個社區公園，等紅綠燈過一個大馬路就能到達，大概是步行10分鐘的路程。京都的社區公園，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一個泥地操場，一個沙池，一個滑梯，兩個鞦韆，好像日本這個民族對泥沙到了迷戀的地步。儘管如此，孩子們很少被這些吸引，只按照學校規定的路線，在路上結伴走，不會再岔到別處去。那條馬路，是交通主幹道，汽車和混泥土的車都在飛快奔跑。雖然有天橋，可是孩子們都不願意爬上去，都情願等紅綠燈。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像懸掛在心頭的惡夢。我去兒童館諮詢，工作人員以後是否會去學校接孩子放學，馬路好像比較危險。館長說，一個星期後就不會接了，笑眯眯地看著我說，“No accident”。
5月的一個下午，狂風大作，瓢潑大雨。我騎車飛奔，趕到馬路口，躲在電線柱後面，等女兒出現。除了我，沒有其他像我這麼神經質的家人。風雨很大，孩子們乖乖地撐著傘等紅綠燈，衣服鞋子都溼了一大半，在紅燈亮起時，很有秩序地走過，我女兒在人群中間。綠燈亮了，汽車繼續呼嘯而過。狂風拉扯著雨絲，馬路上濺起了一層水花，視線很模糊。我看著馬路對面的小身影，心裡很安慰。
社區公園的場景
暮色下的社區公園
白川兒童館
白川兒童館後側的河流
學生在雨中放學
—— 完 ——
題圖為京都街頭揹著書包的女孩子。圖片來自Getty。
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圖片均由正午記者羅潔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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