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國競爭時代的到來，美軍越來越注重統籌利用陸、海、空、天、網贏得未來戰爭的優勢，“多域戰”概念就是美軍在此方面的重大成果。20世紀80年代，美國陸軍和空軍也曾攜手合作應對蘇聯等華約國家的威脅，這是美軍利用多作戰域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嘗試。但這種合作最終不了了之。為此，美國蘭德公司首席研究員戴維·約翰遜撰寫《共同的問題：“空地一體戰”與“31項倡議”對多域戰的啟示》一文，通過對當年“空地一體戰”與“31項倡議”的起源、發展和瓦解進行分析，並從中總結出當前發展“多域戰”概念的經驗啟示。現由學術plus編譯，僅供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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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對於如何運用空中和地面部隊贏得戰爭，美國空軍和陸軍都有著自己的構想，而且有時他們的構想還相互衝突。當美國專注於低烈度的反叛亂行動，還沒遇到勢均力敵的對手時，軍種間競爭的消極後果還不明顯。但隨著俄羅斯、中國作為大國競爭對手崛起時，如何利用空中和地面力量對抗強大的對手就變得緊迫起來。《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都要求加強各作戰域之間的協同，以應對未來的威脅。
陸軍正與空軍攜手開發多域戰概念，以更好地協調空中和地面部隊應對共同的挑戰。然而，這並不是陸軍和空軍第一次合作：20世紀80年代，陸軍的“31項倡議”和“空地一體戰”學說就是要促進陸軍和空軍緊密合作，共同對抗華約國家的優勢軍力。這些努力進展如何？為什麼它們無法持續？其對今天的多域戰又有那些啟示？
一、多域戰
多域戰鬥旨在奪取對手的優勢，並使用傳統的威懾和作戰能力應對勢均力敵的對手。
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司令戴維·珀金斯將軍與空中作戰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赫爾姆斯將軍曾共同指出：“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和空中作戰司令部正在緊密合作，以將其作戰概念融入未來的聯合條令之中。”而在之前的文章《多域戰：即將到來的21世紀戰爭》中，珀金斯將軍闡述了多域戰的發展方向，強調20世紀80年代“31項倡議的精神內涵”對多軍種合作的必要性。鑑於“31項倡議”對當前工作的重要意義，有必要對其歷史進行了解。
二、“31項倡議”的起源
“31項倡議”源於陸軍和空軍都認識到，他們沒有做好準備應對華約對北約的挑戰。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又稱贖罪日戰爭）中，這個問題尤為明顯。當時敘利亞和埃及拿著蘇聯的裝備、按照蘇聯的戰法將以色列國防軍逼入了危險的境地。當陷於越南戰場無法自拔時，美國突然意識到蘇聯的進攻能力已經發生變化，由此激發陸軍和空軍共同解決北約防禦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陸軍和空軍的難題是如何以傳統方式捍衛西歐免遭蘇聯侵略。華約武裝具有數量上的優勢，而1973年中東戰爭也表明其在某些方面擁有絕對優勢。而陸軍和空軍都認識到，應對華約的威脅是他們的共同課題，誰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單獨解決。這也因此成為兩軍種就合作達成共識的歷史性時刻。
為了解決共同的問題，1984年5月22日，美國陸軍參謀長約翰·威克姆將軍和空軍參謀長查爾斯·加布裡埃爾將軍簽署備忘錄《美國陸軍和空軍聯合部隊發展流程》，通稱“31項倡議”。該備忘錄開宗明義的指出：
陸軍和空軍為了履行職責，達成威懾和防禦的國家安全目標，他們必須組織、訓練、裝備一支彼此兼容、相互支持且國家可承受的全員部隊，以最大限度的發揮能力遂行空地一體戰行動。最終解決廣泛、全面的作戰問題。
正如歷史學家哈羅德·溫頓所看到的那樣，陸軍與空軍在1973年至1990年的緊密合作（包括“31項倡議”）是雙方共同的問題。溫頓還指出其中的其他因素，包括“各軍種高層人物之間的密切合作”，“戰鬥機飛行員晉升為空軍領導”，以及“陸軍越來越清晰的認識到打未來戰爭要把空軍也拉進來”。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暫時緩解了兩軍種之間深層次的文化隔閡以及對打贏戰爭的理念差異。
這種捍衛北約的共同路徑不僅是空中和地面概念的融合：它催生了新的概念，包括空地一體戰學說、對敵防空系統的聯合壓制、戰場空中攔截，以及近距離空中支援。實際上，陸軍和空軍能力的整合是“空地一體戰”學說的基礎。因此也重新調整了陸軍和空軍的部分計劃以避免重複，聯合戰術導彈系統、聯合監視目標攻擊雷達系統等新能力得以加快部署。
因“31項倡議”而生成的能力在冷戰後更加凸顯其價值，但隨著陸軍和空軍的能力越來越強，它們都試圖展示其在贏得戰爭中的獨特效用，合作開始分崩離析。
三、合作終結：“空地一體戰”演變為空軍和陸軍各自的戰鬥
“沙漠風暴”行動期間，軍種間的文化和作戰觀念的衝突使“空地一體戰”學說開始陷入困境。隨著人們對戰爭的戰役層次關注度越來越高，陸軍的思想和學說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了發展。“空地一體戰”就是陸軍概念成熟的產物，並在錄入1986年版的陸軍野戰手冊《作戰》。它認為空中力量的最佳利用方式是打擊敵人的地面部隊。陸軍認為戰略空軍的作用“可能會因部隊積極投入戰鬥、預備役部隊準備投入戰鬥的內在動力而推遲顯現”。換句話說，蘇聯人可能會在戰略空襲發揮決定性作用之前就贏得了陸戰。陸軍舉了二戰歐洲戰場的例子，當時在盟軍空軍投入戰鬥之前德國陸軍就已經被消滅了。因此，陸軍堅持認為，作為優先重點，“空軍指揮官必須利用毀滅性的空中火力打擊摧毀敵方的地面部隊”。這種描述深深地反映了陸軍的文化信條。這正如陸軍條令參考出版物《陸軍職業》中所言：“自1775年以來，陸軍持久、重要的作用是投入戰鬥併為國家贏得戰爭勝利。”
對空軍來說，讓空中力量聽從陸軍指揮絕對是“異端邪說”。空軍的獨立性源於1943年版野戰手冊《空中力量的指揮和使用》（FM100-2）的兩項原則：一是“空中力量與地面力量平等且相互依賴；它們誰都不是誰的附屬”。二是“空中力量必須集中使用，指揮必須經由空軍指揮官”。1984年版的空軍手冊1-1《美國空軍基本航空學說》回顧了1943年手冊的內容，重申了基本原則，包括空中力量集中控制的重要性，空中力量獨立於陸地和海上力量作戰，以及“航空力量可以成為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問題的核心是關於空中力量的控制及其最合理利用。在“沙漠風暴”行動前，約翰·沃登上校1988年出版了《空中戰役：為戰鬥而規劃》重申了空軍中心論的思想，強調空中力量可以獨立地攻擊敵人的系統贏得戰爭。沃登也是“冷戰結束時空軍產生新興觀點的催化劑，即空中力量的應用可以，也許應該被視為獨立於地面作戰的行動”。
地面能力的發展也促使陸軍重新思考了空中力量的作用。以前，陸軍野戰火炮的射程相對較短，這是戰場在陸軍和空軍之間進行分割的基礎。隨著陸軍推出射程更遠的新型武器，如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多發射火箭系統（MLRS）、阿帕奇直升機等，地面指揮官火力打擊的距離由10至15公里延伸至100公里以上。因此，陸軍希望重新設置火力支援協調線的位置，這是空軍可以在無需協調地面火力而開展行動的邊界。
在空軍看來，變更火力支援協調線將嚴重限制其在陸軍控制的戰場內的行動，從而阻礙空中攔截，並使“敵方部隊有可能逃脫本方空軍的攻擊”。冷戰結束後，促進陸軍和空軍合作的共同對手消失了。在“沙漠風暴”行動和“伊拉克自由”行動期間，空中和地面行動反映了空軍和陸軍天生就“三觀”不和：“關鍵是哪個軍種最終會在戰役層面摧毀敵人，這是決定地面和空中力量在美國作戰行動中地位的根本問題。”此外，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空軍都認為其戰役和戰略行動是戰爭獲勝的基礎，而陸軍則吹噓消滅伊拉克地面部隊才是贏得戰爭的核心。
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阿富汗和利比亞開展行動之後，陸軍部隊的焦慮感瞬間突然爆發。當時空中力量倡導者聲稱，空襲，特別是在特種作戰部隊的指揮下，可以獨立地贏得戰爭。正是在“沙漠風暴”行動和“伊拉克自由”行動期間，陸軍和空軍的衝突最多。之後，到底是哪個軍種為推翻薩達姆政權做出的貢獻最大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隨著伊拉克局勢的動盪，爭論才逐漸緩和。隨著大國競爭時代的迴歸，陸軍和空軍重現不和諧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事實上，構建多域戰概念要比空地一體戰難得多。四、為什麼“多域戰”比“空地一體戰”更難？
“31項倡議”的歷史和隨後出現的軍種間間分歧為開發多域概念提供了三方面的經驗教訓：
（一）不只有一個問題要解決
“31項倡議”和“空地一體戰”的關鍵優勢在於它們旨在解決一個問題：防禦華約進攻。這使得陸軍和空軍能夠將他們的概念和能力開發工作集中在拿著特定武器、在特定的地方出現的已知敵人身上。相比之下，目前正在開發的各種多域概念是通用的，其專注於作戰域而不是對手。如果這些概念要解決《國防戰略》中提出的挑戰，那麼它們將不得不關注俄羅斯和中國 。雖然一些概念和能力解決方案可能在兩個戰場都具有相關性，但肯定會有獨特的需求，就像二戰中的太平洋和歐洲一樣。兩個勢均力敵對手的挑戰對空軍來說尤其令人煩惱，因為兩個戰場都需要大量的空中和太空資源。鑑於敵人和戰場的性質，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將主要用於太平洋，而陸軍主要在歐洲，就像二戰中的做法一樣。隨著太空和網絡空間加入多域戰，各軍種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場需要廣泛的合作。
（二）缺少一個四星上將主管的部門進行概念開發和試驗
“31項倡議”和“空地一體戰”早於《戈德華特—尼克爾斯國防部重組法》，沒有按照聯合概念開發過程、聯合能力整合與開發系統（JCIDS）制定。此外，隨著2011年美國聯合部隊司令部（JFCOM）的解散，美軍聯合部隊概念開發能力大大減弱。而聯合部隊司令部是唯一由四星級將軍指揮的、專注於發展聯合概念並進行試驗的單位。目前，概念開發由聯合參謀部聯合部隊發展局（J-7）主管，需要經過慎重的、協商一致的流程才能制定。缺少聯合部隊司令部，也就難怪無法制定有關多域戰的聯合概念，更不要說推出通用術語了。相反，相互競爭的概念大量出現，如“多域戰”、“多域作戰”、“多域指揮控制”、“多域機動”。隨著俄羅斯、中國帶來的挑戰，各軍種會競相根據自己的精神制定對策。制定多域作戰概念需要形成跨部門共識，因為網絡空間的權限和能力並不完全在國防部。形成共識很難，形成跨部門真的很難。
（三）新概念既有文化因素，也有融合因素
陸軍和空軍作戰文化的衝突導致“空地一體戰”沒能成為共同的學說。諷刺的是，這因為陸軍部署了更有效遂行“空地一體戰”任務的能力，並不斷將其融入作戰條令之中。在陸軍條令中，新的能力引發了在作戰區域內重新分配戰鬥空間，並使支援和被支援關係發生變化。
2001年，陸軍的作戰條令指出：“作戰區域應允許各組成部隊指揮官最大程度的利用其編制、配屬和支持的力量。在作戰區域內，陸軍和海軍指揮官是受援方，應同步作戰行動。”在“伊拉克自由”行動期間，這意味著第5軍的作戰區域可以擴展到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和阿帕奇直升機所達到的距離。
2017年出版的陸軍和聯合作戰條令對影響範圍的界定類似於2001年陸軍對作戰區域的界定。它將影響區域定義為“指揮官通過機動或火力支援系統直接影響作戰的地理區域”。因此，如果部署射程達到500公里的陸軍遠程火力系統，那“沙漠風暴”行動、“伊拉克自由”行動中所暴露出的陸軍與空軍的摩擦將進一步放大。重要的是，這些陸軍遠程火力可以在對抗“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上發揮關鍵作用，從而促進空中、太空和其他聯合能力的應用。此外，多域能力的協同運用，各軍種必須在戰鬥空間管理、軍種和跨部門關係以及能力分配等方面形成共識。
五、思考
陸軍和空軍正在開始對話，以發展一種類似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作戰概念，以應對勢均力敵的大國在多作戰域的挑戰。為了取得成功，這個新的多域概念必須解決各軍種不同文化和作戰見解方面的問題。
從“31項倡議”中瞭解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驗，以及為什麼“空地一體戰”導致陸軍和空軍合作的失敗，是一個重要的起點。“31項倡議”對多域戰的最重要啟示是：當陸軍和空軍密切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並得出雙方認同的解決方案時，收穫將無比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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