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履新的湖北省文聯主席、著名作家劉醒龍，近日出版了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黃岡秘卷》。
《黃岡秘卷》將筆觸深入到歷史和人性深處，通過一個家族數代人的命運變幻，以一個奉行有理想成大事的老十哥劉聲志、一個堅信有計謀成功業的老十一劉聲智之間的恩怨糾葛為主要情節，揭示了黃岡人的獨特性格和黃岡文化的獨特氣韻。
小說以風靡全國的“黃岡密卷”為引子展開，文中不斷出現黃岡地區方言：嘿羅乎（很多）、嘿乎嘿（比很多更多）、嘿羅乎嘿（更多)、不嘿乎（不多，或不咋地）、不羅嘿乎（語氣更強的不咋地）……黃岡人讀了一定會會心一笑，不是黃岡人的讀者看完小說，大概從今以後也能學會這幾句挪一挪詞序意義就變化萬千的黃岡話。
祖籍團風，生於黃州，長於英山，1994年作為特殊人才被引進到武漢成為專業作家，劉醒龍人生的前30多年腳踏的是黃岡的熱土。7年前，他憑《天行者》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昨天，62歲的劉醒龍當選為新一屆湖北省文聯主席，並接受楚天都市報記者專訪。讀者也許能從《黃岡秘卷》中探尋到他一路走來的文化與性格密碼。
圖為：劉醒龍近照
沒有智慧成就不了志氣，沒有志氣的智慧，會淪落為蠅營狗苟的小聰明小狡猾
記者：《黃岡秘卷》是以“我們的祖父”“我們的父親”“我們”這樣的自述方式呈現，對父親“老十哥”的筆墨傾注了很深的感情，請問這個形象是以您父親為原型進行創作的嗎？
劉醒龍：這個問題無法用是與不是來回答。我不能說是，那樣就容易被誤解為自傳體，這當然不是我的初衷，也與寫作的真實不符。但我也不能說不是的，小說中不少細節，真切地發生在我父親及他的家庭與社會生活當中。我實驗性使用了“我們的祖父”“我們的父親”這一新的人稱。從詞意上看，“我們”既可以是特定的幾個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止是簡單寫祖父和父親，而是由他們漫延到上幾代人可以統稱的父輩。
記者：文中兩個重要的主人公，“老十哥”劉聲志、“老十一”劉聲智，一個“志”、一個“智”，從名字到行事風格，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格局，是否也隱喻當代社會的兩種類型的人？您怎麼評價這兩種人？
劉醒龍：一般人都會這麼想。一個智者，一個志士。只要做對了，二者本不會有問題，也不會產生根本衝突。賢良方正作為小說的重要內核，同時包括了志與智。在現實人生中，通過人為操弄，常使二者處在對沖狀態。沒有智慧成就不了志氣，沒有志氣的智慧，會淪落為蠅營狗苟的小聰明，小狡猾。
圖為：2016至2017年，劉醒龍率楚天都市報人文行走團隊，完成了“萬里長江人文行走”。這是去年7月22日，劉醒龍（左二）與行走團隊在海拔4千多米的通天河畔小憩
沒有賢良方正的底氣，胡亂執拗下去，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記者：怎麼會想到用“黃岡密卷”為線索來鋪陳整個故事？記得初上大學時，同學們要是知道某個人來自黃岡地區，便會驚呼“啊，黃岡密卷！”黃岡同學說，他們並沒有做過什麼“黃岡密卷”，相反“黃岡密卷”在黃岡以外的地方非常流行。談談您印象中的黃岡密卷，黃岡教育對人（對您）的影響？
劉醒龍：市面上流行的那個與高考密切相關的東東叫《黃岡密卷》。我的這本書叫《黃岡秘卷》。小說的趣味與高考試卷難度，看上去是風馬牛不相及，一旦進入生活當中，就不是毫無關係了。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可能與同一生活空間，甚至是不同生活空間的其他事物發生聯繫。一切與黃岡有關的東西，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黃岡萬物。只不過有時看不到，有時看到了，不知如何表述。還有什麼都清楚了，就是不肯說出來。所以，黃岡二字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一種價值，才有那麼多年輕人將自己鎖在書齋讀“黃岡”。
記者：小說中多次提到了黃岡人性格里的“執拗”，您覺得這種執拗是如何形成的？執拗與賢良方正之間還有多遠？
劉醒龍：如果明知錯誤，還在堅持，那就不是執拗，而是死不悔改。執拗當然是對正確而言，可以與真理保持一段可以快步追上去的距離，但決不是背道而馳，不是與天下為敵。在黃岡人的性格中，能讓他們敢於執拗的顯然就是賢良方正。沒有賢良方正的底氣，胡亂執拗下去，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記者：小說中多次提到兩句詩，“三江自此分南北，誰向中流是主人”。讓我想起前不久您在兒子博士畢業典禮上的致辭，裡面有句話“任何時候有沒有忠良之心，是做人的重要標準”。
劉醒龍：幾年前，應邀給水果湖二小寫校歌時，其中就有一句寫道：楚河邊，憶忠良。忠良的意義與思考，不只是在這部小說中開始思考的，小時候，聽爺爺那一輩人講得最多的就是忠良，從楊家將到岳家軍，每每聽得熱血沸騰。後來講得少了，甚至基本沒有人講，這也是不正常的。忠良是做人的基本品質，大的方面可以事關家國，小的去處也會關係家庭。如果連忠良都不能說，那能說的還有什麼，難道是奸佞嗎？所以，將忠良二字平平常常地說出來，也能體現一個人的基本品質。
能寫出好作品的時候，都是最佳年齡，否則年年十八歲，也只是惆悵的舊時光
記者：您覺得作家有沒有最佳創作年齡？存不存最佳創作年齡之說？
劉醒龍：能寫出好作品的時候，都是最佳年齡。寫不出作品，年年十八歲，也只是惆悵的舊時光。
記者：履新上任後，有哪些準備去做的事？
劉醒龍：在我們前面有一批很好的榜樣，比如徐遲、姚雪垠、碧野、陳伯華、夏菊花、周韶華……這些前輩老人，各自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達到了令後來者景仰的高度。這種高度就是一種氣象，值得後來者好好繼承，並有責任傳承下去。世上事物，終歸要將和氣、和平與和諧作為幸福的重要指數。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放棄批評與批判，真有歪風邪氣發生，該怎麼處理就要怎麼處理，本著真善美的原則，最終結果也要體現真善美的原則，營造真善美的氣象。
我上任後第一件事，準備用一年到一年半把全省縣級文聯走一遍，做些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困難，激發基層文聯的活力。不做虛空事，做事情做到實處，從解決人員、經費、辦公地點等，促進基層文聯機構健全。我從基層走來，這一點最有感受。如果沒有當初的文化館，我也不可能成長起來；第二件事，多和省內的文藝家交朋友，互相取長補短，多做齊心協力的事情，眾人拾柴火焰高。作為主席，應該帶頭，海納百川，容得下別人的意見；第三件事，千方百計出作品出人才，出好作品，出拔尖人才，這是文聯歸根結底的工作、最最重要的。要千方百計留住人才，對於外流的人才，想辦法請回來。
本文撰稿：楚天都市報記者徐穎
攝影：楚天都市報記者李輝黃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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