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圓》作者李亞。安徽亳州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供職於海軍政治部創作室。出版有小說集《幸福的萬花球》《亞丁灣的午後時光》，長篇小說《流芳記》等。
《花好月圓》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的軍旅文學領域，“70後”作家李亞一直頗受關注。還原真實、承載意義，是他對創作的追求。從小說集《幸福的萬花球》《亞丁灣的午後時光》到長篇小說《金色大雨》《流芳記》，儘管題材各異，卻始終能感受到李亞對“純文學”的堅守。小說《花好月圓》在2017年第三期《當代》刊出後，反響很大，被評為當代拉力賽第三站冠軍小說。這部小說以顛覆性的敘事語言打破常規小說敘事，令讀者耳目一新。
《花好月圓》由湖南文藝社出版，篇幅達56萬字，時間跨度將近一個世紀，主要講述的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的故事。眾所周知，這個時段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最為波雲詭譎的時期，這段歷史是眾多作家創作素材的重要源泉，誕生了很多優秀作品。《花好月圓》借用口述史的模式，通過一個鄉村青少年的曲折成長經歷，反映歲月交疊時代更替風雲變幻之際不同的世間氣象，揭示了一個人抑或一群人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命運和心靈的變化過程。
在當下的文學領域裡，類似大部頭的“歷史小說”似乎不再“顯貴”， 李亞寫這樣厚厚的一本小說，傾注了怎樣的決心和恆心？作為讀者，該如何蹚過作者用文字構築的歷史滄桑之河，身臨其境進入到作品的時代環境，並感受其中描繪的人和事？近日，《花好月圓》作者李亞與時刻新聞記者進行了一次深度對話。
“在歷史的縫隙間遊走，編織故事，說不定我編的這故事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紅網時刻新聞：在《花好月圓》裡，從李莊到亳州，再到上海灘；從國民黨戰區司令長官官邸到新四軍部隊，再到延安，最後再到解放上海，小說中這些時空背景的轉變與歷史場景的設置，都與故事的發展以及人物命運的變化緊密相連，而且恰如其分，讓人閱讀時宛如身臨其境，感同身受。自然而然，讀者會以為主人公李娃所經歷的一切，跟作者的人生經歷一定有不少關聯的。請問，小說中所講述的故事，是否有你或者他人的真實經歷？
李亞：我記不得哪位大作家說的了，他說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傳，或是心靈歷程，或是命運經歷。但是，我必須說實話，小說中李娃所經歷的一切與我個人的人生經歷完全是不一樣的，要說有什麼關係的話，那至多是在命運或者宿命的氣息上有些相通，比如一場人生經歷之後的感悟與慨嘆。
李娃這個小說人物的經歷，也不是某一個人的真實經歷。我讀過不少人物傳記，把許多人的經歷篩選一番，把用得著的都放在李娃這個人物身上了，當然也經過一些文學手法來演繹了一下。這個是文學常識吧。好像魯迅先生也講過類似的話，南方人的手腳，北方人的嘴臉。大概是這個意思。
紅網時刻新聞：關於這部作品，你的創作初衷是什麼？
李亞：寫這個小說是2014年下半年誕生的念頭。當時就是想寫一個人在時間變化中或者是在歷史變化中的命運遭際。這個念頭先是在腦海裡徘徊，很快就變得越來越牢固，而且經常讓我處於亢奮狀態，好像關心家人一樣開始關心這個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言行舉止——這種狀態對於寫作者來說很重要，它讓我堅定了寫這個人物經歷與命運的信念。於是，馬上開始了案頭工作。
首先就是準備與這個人物命運遭際相關的歷史資料。比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舊上海灘的資料，當時的國際背景是什麼樣子的，政治背景和經濟背景又是什麼樣子的，包括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甚至當時的穿著、飲食、娛樂、街道走向、建築風格、交通工具、說話腔調，等等吧，凡是我覺得在小說中可能用到的，都買來看了。是的，我不喜歡上網查資料，也不習慣到圖書館，要用就自己買書，我覺得這樣比較牢靠。儘管小說是虛構的，但一旦完成了，它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有它獨立的法則與循環規律。我就是想通過環境的真實、具體而微小的物件真實和特定情境下的細節真實，來營造整體氛圍的真實，從而讓讀者感受到我所塑造的整個小說世界也是真實的。我不知道做到沒有，心裡還是有些忐忑的。當然，也有很多資料很好，遺憾沒能用上。
紅網時刻新聞：在小說中，我也看到你筆下舊上海灘的景象和人物眾生相都是十分逼真的，就像電影畫面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車伕奔跑的身影，能聽到老汽車的鳴笛，甚至能聞到咖啡的苦味。包括小說後面所寫到的，長官官邸的日常生活，甚至也巧妙地觸及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以及新四軍當時的生存狀況和戰鬥生活，這些史料的精巧運用，近似於還原了當時的歷史場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強了小說的嚴謹性。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基礎來構建小說的框架，這也是很多小說家所採用的一種創作方法。從《花好月圓》中也可以看出你在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李亞：是的。以歷史事件或者現實生活中的某個事件作為小說的素材，這對很多作家來說都是常態。以歷史題材寫出好作品的大作家也是枚不勝舉的，不管是大仲馬還是司各特，不管福樓拜還是顯克微支，包括巴爾扎克，在他們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真實歷史的影子。就是現代派作家也是如此，比如略薩，比如那個博爾赫斯，還有傑出的格拉斯和拉什迪，在他們的作品裡也有著鮮明的歷史痕跡。
說實話，自從2014年下半年決定要寫這本書，我幾乎天天買資料書，天天看歷史資料，整整看了一年半時間，看了大約有七八百本吧，有時候一天翻看好幾本，有時候好幾天看一本，也做了好幾本筆記。後來小說寫好了，這些資料除了幾本很難覓到的之外，全部賣給中國書店了，虧本是肯定的，但這些資料使我受益匪淺，甚至校正了我的部分歷史觀。
最重要的是，小說中有很多故事情節在原本的設想中是沒有的，都是在看這些歷史資料時突然被其中的某一片段激發出來了。就像看許多有趣的書一樣，我在看這些歷史資料有時候會有很多遐想。我覺得在歷史的縫隙間遊走，編織故事，說不定我編的這故事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當然這是我自己的願望和猜想。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史料不等於小說，但是，好像是大仲馬說的，歷史只是一顆釘子，我用來掛我的小說。當然，用史料寫小說，不僅要讓小說在方方面面都散發出那個歷史時期的味道，還得使之散發出當下氣息和現代意味。
“莫言說長篇小說首先就是要泥沙俱下，就是要長一些”
紅網時刻新聞：《花好月圓》的時間跨度將近一個世紀。儘管你在處理這段歷史素材的方法上迥異於其他作品，也寫出了自己的特色，但這麼厚的一本小說，你有沒有顧慮到當下讀者的閱讀耐性？或者說，在當下的文學領域裡，類似大部頭的“歷史小說”似乎不再“顯貴”， 你寫這樣厚厚的一本小說，當然需要相當的決心和恆心，但是，你是否考慮過讀者有沒有決心和時間讀完它？
李亞：不管是在當前的閱讀習慣下，還是在當前的文學領域裡，我都不覺得這本書有多麼厚。莫言好像專門寫過一篇關於“長篇小說”的文章，他說長篇小說首先就是要泥沙俱下，就是要長一些。我這本《花好月圓》不過56萬字，與一些網絡長篇小說相比，只能算是個中短篇吧。其實，好的長篇小說並不在乎它的篇幅長，怕的是它像舊時代的裹腳布那樣又臭又長。優秀的長河小說也有很多，比如《靜靜的頓河》《約翰·克里斯多夫》《追憶似水年華》、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曲、邁哈福茲的《嚮往宮》三部曲，等等等等，都在百萬字以上；包括我們的四大名著，最短的《三國演義》還有70多萬字呢。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想拿自己的這本書和那些名著相提並論。不管在生活中還是在小說創作上，我從來就沒有攀龍附鳳的習慣和慾望。我的意思是說，一部好的長篇，無論是從語言上，還是故事情節上，無論是從人物塑造上，還是文學意味上，等等吧，總之來說，一定要有過硬的質地來匹配它的篇幅，否則這部長篇就撐不起來，就不飽滿。同樣，如果沒有過硬的質地，作者再有才華，再有文學技巧，再有決心和恆心，也寫不了這麼長的篇幅，更別想讓讀者能有興趣、肯花時間看完它了。
再者，你說這段歷史也是眾多作家創作素材的重要源泉，也誕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我覺得這個對很多寫作者來說，都不算是致命的問題。就像那句話，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同樣，讓一百個作家來寫同一個愛情題材的小說，也可以寫出一百個不同的愛情故事。對於好作家來說，沒有陳舊的題材，只有陳舊的眼光和陳舊的思維，以及陳舊的敘述方式和了無新意的敘事腔調。解決了這些問題，無論什麼樣的素材，都可以講出好故事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作家，反正我寫這本書時，一直比較注意這個問題，但願我克服了這些難度吧。
紅網時刻新聞：我個人覺得，《花好月圓》的敘事方式確實有別於其他長篇小說，“我”就像一個說書者，將隱藏在歷史長河中的故事娓娓道來。整部作品，則為讀者呈現了一個雖然漫長但十分有趣的講述過程。你也說了，你選擇了一個人講一個人聽的這種敘事方式。在你看來，這種單一的敘事結構，會否引起讀者的閱讀疲勞？有沒有可能對傳統的線性敘事產生影響？
李亞： 說實話，在寫作時沒有考慮這些，顧及不到讀者的閱讀疲勞，根本也想不到結構問題，只是希望能一直擁有充沛的敘事快感，讓我順順暢暢寫完它。你也注意到了，有很多小說都是線性敘事，我這本書是一個人講述自己的一生經歷和慨嘆，基本上也算是線性敘事，只是有別於那種傳統的線性敘事，採用了非線性敘事的散點敘事。不過，我認為，不管是線性敘事還是非線性敘事，都應當努力使作品具有敘事本身的魅力。有一本非線性敘事的傑作，波蘭女作家奧爾嘉·朵卡萩的《收集夢的剪貼本》，故事形似鬆散，但整部作品甚至字裡行間都散發著濃郁的敘事魔力，使這部作品內在的氣息十分慎密，到處都有陌生化的優良品質。小說的陌生化是很多作家眼饞的，甚至夢寐以求的，但它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收集夢的剪貼本》這本書的智慧讓人眼紅，至少讓很多小說寫作者眼紅，反正我是眼紅的。必須承認，我寫《花好月圓》時，這本書給我不少有益的啟迪，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在自己的小說流露出受其影響的絲毫痕跡。
“嬉怒哀樂是人的本性，淒涼與輝煌都是人的宿命”
紅網時刻新聞：《花好月圓》中的人物眾多，但整部作品讀下來，我發現這些人物並沒有“英雄”與“小人”之分，這種“眾生平等”的讀後感，相信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感覺。你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是否刻意削弱了很多文學作品對於“英雄”的塑造？如果是，為什麼要這麼做？
李亞：英雄也罷，小人也好，總之，就像好人與壞人一樣都是相對而言的。在現實生活中，咱們這些普通百姓肯定都希望能夠明確地看出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英雄誰是小人，但在文學作品中，人物臉譜化早已被很多作家厭棄了。文學的基本目的和終極目的都是寫人，都是講人的故事。嬉怒哀樂是人的本性，淒涼與輝煌都是人的宿命，我在小說裡塑造人物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規律，只是在邏輯性和合理性上多花費些心思，力爭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像一個有生命的人一樣，在小說世界裡能夠獨立生活。也許因為這種寫作態度，本著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才會給你一種“眾生平等”的讀後感。我不知道這樣解釋清楚了沒有。
紅網時刻新聞：或者我們可以說，《花好月圓》是一場悠然綿長的獨白，在這場獨白裡，我們看到了“近在眼前”的那段歷史中的眾生相。在“我”獨白的過程中，傾聽者就是書中的“大侄子”，這個人物是不是你心中“讀者”的代表？你又如何看待作家在小說中的身份，以及作家與讀者的關係？
李亞：確確實實，我在寫作時，腦海裡真的就有這麼一個聽眾坐在我面前，必須有。就像有的作家在寫作時案子上放一本自己特別喜愛的書一樣，這本書命定就是他的“守護神”，他遇到障礙就會叩問這位“守護神”，以獲得解決辦法。我除了也是這樣之外，還需要一個假想中的聽眾，有了這個說話的對象，而且他還必須要和我交流，我才能平靜地講下去。至於如何看待作家在小說中的身份，以及作家與讀者的關係，很多作家都闡述過這些問題了，我現在還沒有自己的什麼高見。但我覺得布斯把前邊這個問題說的很好了，他的《小說修辭學》被美國大百科全書稱之為“二十世紀小說美學的里程碑”，在這本書裡，布斯明確徹底地講清楚了作者在小說中的功能了。至於作家與讀者的關係，納博科夫在他那篇著名的《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一文中，基本上也把這個問題徹底講清楚了。無論如何，也不管我如何故作高深狀，也不管任何人故作言詞深奧狀，這些問題，誰都沒有他們講得好。至少我現在是這麼認為的。
本文來源：紅網時刻記者 蔡娟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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